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余各民族因此也被称为少数民族。在少数民族之中，有一部分人口更少，属于少数中的少数。例如赫哲族、鄂伦春族、布朗族、基诺族、珞巴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在学术界又被称为少小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路途中，这些少小民族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不仅居住区域偏远，没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吸引外来资金，发展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更为严峻的是，这些少小民族往往处于人口较多民族的包围之中，形成一个个的文化孤岛。在周围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他们越来越难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本民族文化处于濒临消亡、难以维持的窘境。因此，少小民族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地受到政府和各级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

　　2000年，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倡议下，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启动了关于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这次调研所反映的少小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扶持少小民族发展问题复函国家民委，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对少小民族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照顾，促使其加快发展。2005年5月，国务院又审议通过了由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研究制定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该规划的范围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福建、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10省（自治区）中的86个县、238个乡镇、640个行政村的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并将少小民族的范围确定为人口在10万人以下。这些少小民族分别是：毛南族、撒拉族、布朗族、塔吉克族、阿昌族、普米族、鄂温克族、怒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鄂伦春族、独龙族、塔塔尔族、赫哲族、高山族、珞巴族等22个。规划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划实施五年后，在取得相当成效的基础上，2011年6月，国家有关部门再次出台《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新规划将原来扶持的22个少小民族扩大到28个，少小民族的范围扩大到人口在30万人以下。

　　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扶持和优惠政策，那么这些少小民族是否就因此迈上了发展的坦途呢？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广阔，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文化特色各异，这就决定了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循着单一的方向进行。某一民族的成功发展道路，也很难简单地移植到另一个少数民族中。如果简单抄袭或复制某一发展模式，则南橘北枳的情形就在所难免。

　　具体就少小民族而言，在有的地区，有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占绝对少数，然而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却远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有的甚至高过了当地汉族。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的政策优惠能否惠及他们？如果能，会不会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从而背离了扶贫帮困的初衷？此外，扶持的本意在于通过政策和资金倾斜，助力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走向现代化，同享现代文明。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普及以及主流文化的影响，又有可能加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实现现代化和保护传统文化中如何抉择？另外，以民族为标尺的政策应用模式，往往忽略了地区因素。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区，同等贫困的条件下，某些民族可以享受政策优惠，而另一些民族则被排除在外。这样的政策导向是否合理，会不会因此而埋下民族隔阂的隐患？制造新的民族矛盾和纠纷？有鉴于此，在国家出台少小民族发展规划的大背景下，已有不少学者开始探索各地区少小民族的具体发展之路，力争找到国家政策和当地民族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使国家的宏观政策规划能更好地契合当地的情形。放在笔者面前的这本《人口较少民族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研究——以云南布朗族为例》（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该书作者张晓琼博士，多年来致力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研究。在寻求国家宏观政策与少数民族发展道路的结合方面，作者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实施分类发展指导政策。所谓分类发展指导政策，也就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并进行类别划分，在此基础上制订具体的发展政策。显然，这样的探索视角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该书选取了云南一个典型的少小民族——布朗族展开论述。这是典型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即通过个案分析，解剖麻雀，以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书中对新中国成立后布朗族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上的跨越式发展、国家扶贫政策在布朗族中的实施及其弊端、布朗族在国家扶持政策下主体意识的缺失、市场经济背景下国家扶持制度的效用磨损、布朗族文化观念的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例如，作者认为，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必须充分重视布朗族的主体地位，而不能越俎代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贫困落后的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党和政府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无偿援助与政府全权负责的扶持与发展政策，少数民族因此受惠不小，不少地区和民族摆脱了极度贫困的局面。然而这种扶持模式忽略了对受助少数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对他们自主意识的提升。于是乎，这种真心帮扶少数民族发展的良好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帮扶效果不明显，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同情施舍心理和负担，客观上则将脱贫和发展的主体即受扶持的少数民族，转变成了客体的位置。各级政府成为施予者、拯救者和永无止境的投资者，担当起脱贫与发展的主体责任，而解救对象则成了被动的受众与施舍接收者。虽然近年来一直倡导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持，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援助方式和政府全权负责的扶持思路与框架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