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调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落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加深民族交流、巩固国防安全的重要举措。其中，最早派出的西南民族访问团通过赠送礼品、文艺演出、治病救人等方式，与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沟通渠道；通过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物等调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特点的认识；帮助少数民族组建民族自治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及调解委员会，获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这次大规模访问对树立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形象、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困难、消除对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偏见及为此后的民族调查提供方法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南民族访问团；慰问；调查；政权建设
疏通民族关系，打破民族隔阂，调解民族纠纷，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伊始，新生人民政权对广大民族地区并不熟悉，1950年4月28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30次政务会议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兰夫便明确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数十种，情况各不相同，有的还处于原始状态（如内蒙的鄂伦春人），而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又都是解放不久，对其情况，我们尚不甚了解，因此加强对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研究，这在新解放的民族地区确很重要。”基于此，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调查，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重要举措。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已有一定的讨论，但研究多局限于史实梳理，鲜有对中央民族访问团交流、调查、建政的全景式分析，尤其是未注意到访问团在社会心理方面的贡献以及对民族调查的方法论意义。爰此，本文拟以中央民族访问团中最早派出的赴西南地区的访问团（以下简称西南民族访问团）为考察对象，详细讨论该访问团的组建过程、具体实践以及重要意义，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深化。
一、西南民族访问团的组建与原则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少数民族工作实践。例如，长征途中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的歃血为盟、陕甘宁边区有关民族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都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然而，大规模的慰问和调查，则是由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开启的。作为最早派出的西南民族访问团，其组建缘由、组建过程和实践原则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丰富理念。
（一）组建缘由
新中国成立伊始，在国家政治环境初显稳定、经济建设百废待兴、社会改造刚刚起步之际，中央人民政府就组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落实《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 1949年9月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落实《共同纲领》中相关的民族政策，中央政府采取了“派下去”和“请上来”两方面措施，其中“派下去”，就是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和调查。
加深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了解 从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缺乏了解。在接见西南民族访问团时，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强调：“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以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仅一知半解，许多情况我们还不大了解，比如西康藏族人口，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的种类，到今天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更是直接指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从乌兰夫到刘伯承、邓小平，均表示出希望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强烈意愿。
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 因地处边疆民族地区，西南地区历来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舟也强调：“西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少数民族的种类和人口数字，现在还没有正确的统计，根据现有材料研究，能够独立构成一个民族的共约34种”，“人口约1800余万，其中以藏族、苗族、彝族、仲家族、回族、摆彝、民家等族人口较多，这些民族大部分分布在漫长的国防线上，因此形成西南少数民族问题，又是国防问题”。国防问题、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凸显中央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的重要意义。
（二）组建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如何让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偏僻山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成为毛泽东考虑的重要问题。1950年春节后，毛泽东找到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副主任刘格平征询意见，最先提出的想法是邀请各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代表团进京观摩，以加深情感、促进了解。但刘格平觉得，“如果仅仅请少数代表来京，可能多数仍是民族宗教的上层人士，难以惠及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有一定效果但不会很大”。毛泽东认真听完意见，“当时并没有表态”。不久，刘格平接到中央的通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组建民族访问团前往祖国西南、西北边陲，宣传民族政策，慰问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同胞”。
1950年7月至1952年9月，中央政府“先后派出四个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进行访问”，其中西南民族访问团派出最早。接到组建西南民族访问团的任务后，各单位立即抽调精兵强将，如华北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彭清一，作为学生代表被派往第一分团；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被调到北京，代表文化部文物局参加第二分团；主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音韵学的喻世长，代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参加第三分团；等等。“访问团包括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内务部、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中央等二十余单位。以刘格平为团长，费孝通、夏康农为副团长。团员共一百二十余人，分为三个分团。每分团内设文工队、医疗队、录音队、摄影队、电影放映队等组织”。“三个分团将分别深入川、康、滇、黔各兄弟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工作”。为了让访问团了解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1950年6月，西南民族访问团全体人员在北京国子监集中学习，全团经过月余学习，先后听取了李维汉、王维舟等有关民族政策及西南诸省情况介绍的报告，并初步了解西南各族人民风俗习惯。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也分别到访问团驻地、在欢送晚会上做出指示和给予勉励。系统学习民族政策方面的有关文件和知识，了解西南诸省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成为西南民族访问团出发前的重要准备。
1950年7月2日，西南民族访问团准备完毕，从北京出发前往重庆，迈上慰问和调查征程。其中第一分团前往西康、第二分团前往云南、第三分团前往贵州。“考虑到访问团中年轻人较多，准备成立一个临时团委”，由彭清一任团委书记。无论是组成人员规模，还是内部组织分工，抑或是成立党团组织，都展示了西南民族访问团组建的严谨性，体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三）实践原则
1950年6月，就在西南民族访问团出发前，毛泽东亲自为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作为送给少数民族的见面礼。这一题词，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形象的展示，也成为西南民族访问团重要的实践原则。
在出发前，周恩来召集访问团和分团领导人到中南海勤政殿总理办公室开会，特意叮嘱访问团要遵守四条原则。周恩来强调：“这次访问，是毛主席亲自提议和决定的。”由于“民族隔阂很深，加上各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在访问中少数民族对你们可能不理解，不欢迎”。因此，在工作中应掌握四条原则：一是要“准备受冷淡”。“你们下去可能会受冷淡，但受冷淡也要热情地慰问。他们越冷淡，你们越要热情。”二是要“决心赔不是”。“你们要代表中央向因我们的老祖宗过去欺压人家，造成人家无数痛苦的兄弟民族赔不是。”三是“一切听人家”。“到了那里以后，人家叫你干啥就干啥，人家不愿办的事，你们绝不要去办。”四是“工作中万一和兄弟民族发生矛盾和误解，你们要‘先做自我检讨’”。
同时，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也曾对西南民族访问团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访问有多重功能，但其中一个重大政治任务就是多方面了解民族情况报告中央，为中央之后的民族工作决策作参考。第二，调查提纲所列的项目都可以，但最根本的东西是调查各族群众的愿望、要求和疾苦，“不要以为群众意见零碎，从零碎意见中可以看到人民的真实要求和期待，从而懂得人民要我们干什么，不要我们干什么”。第三，调查要尽可能深入，“尽可能深入下面一村一户一个人那里了解情况”。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实际上就是西南民族访问团对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的实践原则，周恩来、彭真等则具体细化了这一原则，给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具体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
二、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具体实践
1950年7月，西南民族访问团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南地区。1951年3月，第一、第三分团返回北京，6月，第二分团抵京。在访问中，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沟通和交流，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以及帮助少数民族进行政权建设，成为访问团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沟通和交流
“代表中央向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以加强中央与各兄弟民族间之联系”，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西南民族访问团各分团设有文工队、医疗队、录音队、摄影队、电影放映队等专业小组，以方便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和交流。
以刘格平为团长的第一分团访问地是西康。1950年8月至1951年1月，第一分团先后到达雅安、泸定、康定、西昌、昭觉等地。每到一处，访问团都要给少数民族赠送礼品，为少数民族表演文艺节目，帮助少数民族治病救人，等等。在西昌，访问团除召开规模较大的慰问会外，还深入彝汉村寨和偏僻山区，逐户走访、慰问，了解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征求意见，给少数民族发送救济棉衣，进行文艺演出，提供医疗服务等，为少数民族群众办好事。仅10月15—31日，访问团就为群众治病151人次。访问团所到之处，受到了少数民族群众热情的欢迎。例如，10月24日，彝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盛大集会，与访问团成员联欢。当访问团到达甘孜时，当地藏族人民、寺院喇嘛及机关、部队1400余人赴东郊迎接，夹道欢呼“毛主席万岁”，“并向访问团献赠藏人极尊贵的礼品——哈达”。在与少数民族的互动交流中，双方的认识和情感得到了加强。
以夏康农为团长的第二分团访问地是云南。具体来说，第二分团的访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访问了宜良、丽江、保山、大理、楚雄和武定6个专区，第二阶段访问了普洱、蒙自和文山3个专区。在丽江专区，访问团“参加了该区各民族代表会议和七万余人的联欢大会，普遍访问了参加各族代表会议的代表及各族干部”，并“举办照片年画展览，演出歌舞剧，放映电影等招待各族人民。访问团的医疗队为各族人民医治了六百多病人”。在西南民族访问团中，第二分团访问时间最长，保存的材料也最为全面。据统计，在云南期间，第二分团“访问了9个专区，42个县，走了26300华里路，开代表会、座谈会45次，出席代表10400人，包括着96个县，98个民族”。“开群众大会98次，到会群众495000人”。“演出89场，观众226000人”。举办“展览32次，参观者32500人”。“放映电影105场，观众435000人。提供医疗服务8500人。做了29个村的典型调查。拍电影5000尺。照相4500张。接受礼品5000多件”。召开会议、举办展览、放映电影、提供医疗服务等，都成为访问团与少数民族沟通的桥梁。
以费孝通为团长的第三分团的访问地是贵州。访问团先后深入黔东南、黔南、黔西北的苗族、彝族、回族村寨，与少数民族群众进行沟通和交流。1950年9月，访问团赴贵筑县，分头访问花溪、青岩、孟关等地苗族、彝族、回族群众。在花溪，访问团同各族群众9000余人举行联欢大会，并和贵筑县各区少数民族代表开了座谈会。在孟关，“各村寨的两千多名苗族、彝族、回族三个兄弟民族的人民举行集会热烈欢迎，并演出各民族的歌舞戏剧。访问团先后访问了该乡二十多个村寨，每到一处，都被热情的兄弟民族同胞所围拥。刘家寨子的老年人用吸锁呐（乐器），民兵用鸣枪，年青的姑娘用齐唱山歌来表示对访问团的尊敬与爱戴”。在青岩，各民族人民4000余人亦集会欢迎。“在此期间，访问团医药服务组曾先后为一百三十位苗族和彝族人民治疗疾病”。访问团与少数民族之间大规模的联欢、集会，反映出访问团良好的慰问效果。
（二）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
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和研究，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了解，是西南民族访问团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央访问团的任务、工作方法和守则》中，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为此，西南民族访问团成员不仅有民族干部，还有一大批语言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学家、动植物学家等。这里仅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语言调查、文物调查为例。
在社会历史调查方面，访问团通过当地干部、民族代表及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士，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根据第二分团调查编印）、《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第三分团费孝通撰写）等珍贵材料。其中，在云南调查的第二分团成绩最为突出，副团长王连芳回忆：“每次送到我那里的材料都很多，由孙敏贤同志帮我一道看，并进行分类处理。一是如控告、纠纷和违反禁忌等需当地干部引起注意的，留在当地处理，一般交县里，重要的给地委；二是典型材料、综合材料、总结等直接报省委，少数给省民委；三是报送中央的材料，紧迫的直接电告中央，其他的则带回北京。”这些珍贵资料成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语言调查方面，访问团主要是记录、整理和总结少数民族语言。喻世长在调查中详细记录了贵州“黄平的仡兜语与镇宁、贵筑两地的仲家语”，“并且还用钢丝录音器灌录了音档”，以便整理时校正。根据调查材料，他初步总结了这两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并认为“已经能够拟出制造文字的方案并编一个简单的识字课本”。回京以后，喻世长专门撰写了关于贵州民族语言系属、分布概况、人口估计以及一般语言特点的工作报告，强调：“贵州少数民族语言，过去虽有几位专家研究，但了解的实在还不很多，今后配合政府民族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语言制造文字的工作，还待大量展开。”
在文物调查方面，访问团的主要任务包括：“了解西南文物保管情况，尤其是各兄弟民族区域内保存的，给民族博物馆做一些准备工作”；“搜集革命史料”；“搜集外国天主教和美帝国主义在各兄弟民族区域内活动的史料”；“采集各兄弟民族使用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取火的工具，好的艺术品也在采集之列”；“采购西南各地富有原始性的陶瓷标本”。在云南剑川、丽江等地，宋伯胤不仅考察了白沙壁画，还重点深入剑川石钟山作文物考古，写成《剑川石窟》一书。此外，他还组织并参加座谈会，帮助群众成立文物保护委员会，将石刻保护列入爱国公约。
根据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分布、文化特色等调查材料，访问团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对贵州少数民族调查后，费孝通指出贵州民族区域的基本特点：一是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地区。“以县单位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单一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了，甚至一乡、一寨中都可以有好几个民族杂居在一起”。二是“在社会发展上，各地区的各民族并不平衡”。喻世长认为，“分布错杂、方言分歧是贵州少数民族的特点，这就给制造文字的工作，添了许多困难。在目前，应该先从重点做起，每一民族选择一种方言（最好是聚居的中心区的方言）先行拟订方案，试验推行，然后再逐步调查研究各种方言的异同”，修订方案，以便推广。西南民族访问团的调查和研究，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帮助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政权建设
少数民族政权建设是民族地区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步骤，也是访问团西南之行的重要任务。1950年7月，西南民族访问团抵达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邓小平、王维舟等在与访问团会面时就明确指出：“少数民族应早日建立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并决定“首先在西康藏区实行区域自治，作为典型试验”。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刘格平率第一分团到达西康后，就参加了中共西康省委会议讨论西康少数民族地区自治问题，“并具体研究讨论了在当时西康省所属的藏族地区建立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步骤及具体工作”。1950年11月，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刘格平提出：“康区的藏、汉、彝、回各族同胞，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中央的领导下，消除过去的隔阂，大家团结一致，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支援人民解放军，消除残余的匪特，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建设民主、幸福、模范的新康区。”就民族地区政权建设而言，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典范意义。此后，在访问团第一分团的帮助下，西康省还建立了西昌地区各族人民联合政府和西昌县红毛玛姑彝族自治区。在西康省的政权建设中，西南民族访问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访问团第二分团和第三分团的帮助下，云南、贵州也建立了多个民族自治区或联合政府。其中，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与西南民族访问团关系尤为密切。一方面，普洱专区民族代表会议的召开，是借了访问团到来之势。1951年3月17—24日，普洱专区召开民族代表会议，“代表1486人，共41种民族称谓（全区共有51种民族称谓），其中群众约占85%，上层约占15%”。他们原为欢迎访问团而来，“经地委再三研究认为：通过这次会议组成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已经具备，对我们有利，越快越好，故于13日正式成立筹备处”。另一方面，访问团参与了普洱专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的过程，并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宁普地委会强调：“中访团的直接指导，不仅端正了我们的政策执行，更将中央政策直接深入”，“帮助地委从思想上解决了建立联合政府和实行区域自治的问题，并在会议的进程中，几次帮助做干部动员，全团团员直接参加了大会各项工作，使仓促的筹备达成了圆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提及的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以及在大凉山彝族成立的调解委员会，都是民族区域自治的不同形式，但三者成立的条件和基础是不同的。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曾在欢迎赴西南民族访问团的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刘格平在《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中强调：“在条件不够成熟或准备尚未充分的地区，可先建立‘调解委员会’，或‘协商委员会’等，作为过渡形式，如大凉山彝族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影响很好。”邓小平和刘格平的讲话，准确地阐述了民族自治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调解委员会三者之间的区别。显然，在民族自治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调解委员会三者之间，成立民族自治区的地区条件最为充分、基础最好，其次是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最后是调解委员会。
三、派出西南民族访问团的重要意义
作为“我国各民族真正友爱合作的一个象征”，西南民族访问团不仅圆满完成了慰问、调查及建政之任务，还有助于树立党和国家的良好形象、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困难、消除对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偏见，同时也为此后的民族调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有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少数民族群众对新生人民政权缺乏了解。西南民族访问团通过赠送礼品、文艺演出、治病救人等举措，使民族隔阂得以打破，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逐渐树立起来。据宋伯胤回忆，耿马摆彝代表“不仅主动地和我们握手，而且亲切地和我们坐在一起说家常、诉苦衷，这是很大的转变”。少数民族代表对成立联合政府或区域自治反映很好，一致称赞“这是从古未有的大事”，“各族都被看重了，各族可有了家了”，“这回各族都能做主，敢说话提意见了”。这一举措既保障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地区事务的权利，又有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有助于把各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本民族的感情结合起来。
少数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还体现在对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上。1950年12月21日，在西昌召开的有彝、回、藏等6个民族，75个支头代表的座谈会上，第一分团广泛深入地宣传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重大意义，使各民族代表深受教育，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到1951年12月底，越西县彝族人民共捐献1200万元，西昌民族干部学校全体师生员工4天内即捐款465.65万元，木里藏族自治县三大寺的喇嘛到1951年9月中旬，也捐献了大批金、银、牛羊皮、麻布等物资，为抗美援朝运动做出了贡献。
对于访问团所起的作用，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曾给予高度评价：“经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各少数民族代表来京开会及其他的工作，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族间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更加强了少数民族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对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怀抱着衷心的爱戴和拥护。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则已从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对抗转到团结合作。”
需要提及的是，在树立党和国家良好形象时，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其一，访问团借助了长征时红军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感情基础。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指出：“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同时，邓小平还强调：“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在某种程度上，赔礼道歉也是加强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其二，是赋予访问团“毛主席派来的人”这一特定身份。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派出，是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因此，访问团的使命非常明确，“我们带来了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关怀，我们也一定要把各兄弟民族拥护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热忱带回首都去”。访问团作为“毛主席派来的人”的身份，也极易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费孝通回忆：“访问团每到一地，少数民族群众都纷纷从数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赶来，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人’”。“毛主席派来的人”，成为西南民族访问团最特殊的符号。
（二）有助于解决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困难
由于历史和战争的原因，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困难。1951年5月11日，刘格平在政务院第84次政务会议上做《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族的总结报告》，并对西南的民族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关于财政、经济，一是设立贸易机构，收购土产，运进日用必需物品，实行等价交换，将各族人民从经济利益上团结起来；二是逐步统一少数民族地区的货币流通，禁用外币，以减少少数民族的损失；三是有步骤地恢复或增建公路干线。关于文教、卫生，一是发展、改进或创造少数民族文字；二是成立各种训练班，大批训练能担任各种工作的民族干部；三是逐步地、有重点地建立医院、卫生院或组织巡回医疗队；四是建立巡回放映队与文工队，利用电影、幻灯、音乐、歌舞等，活跃少数民族群众的文艺生活，开展社会教育。这个报告经同次会议批准。对此，毛泽东曾评价说：“刘格平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应表示赞同，并予鼓励。”刘格平之所以能够在报告中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主要归因于西南民族访问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正是在西南民族访问团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1951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规定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人民政府）须指导各有关省、市、行署人民政府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并随时向政务院报告推行经验”，指导并有计划地实行政务院1950年颁布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中央民族学院及西北、西南、中南各军政委员会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办理的民族学院，必须依计划实行，并向政务院作报告，等等。
为了贯彻《决定》，1951年11月23日，政务院第112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教育部、卫生部提出的全国少数民族贸易、教育、卫生会议的报告的决定》，责成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华北事务部指导所属有关省（行署）人民政府分别制定当地少数民族地区1952年的“贸易、教育和卫生工作计划，切实执行”。可见，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调查和建议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事务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不仅如此，在访问期间，西南民族访问团还就突发问题直接向中央报告情况，帮助少数民族解决生产生活问题。针对访问团报告的云南有些地区发生灾荒急需救济一事，周恩来指示：要认真贯彻中央扶助少数民族的政策，对其经济困难“必须予以大力解决”。“灾荒严重地区可随时报请专区以上政府由预算中所列救济粮内拨给，进行紧急救济”；“当地贸易机构应尽可能调度贸易粮和组织私商运销粮食，解决缺粮县份的粮食供应问题”；“产粮地区不能外运的粮食，可用于修筑公路”，这既可适当解决当地交通的困难，又可用以工代赈方法，救济灾荒。同时，还应“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收购该区土产”，“扶助茶叶、棉花各种经济作物生产，用召开土产会议、组织私商等办法，打开销路”。在中央的关心和帮助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众顺利渡过了灾荒。
（三）有助于消除对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偏见
在历史上，西南地区一直有“瘴疠之地”的说法。西南地区由于气候暖热潮湿，山高水深，交通不便，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中原存在很大差别，北方人难以适应，因而历来被描述成“瘴疠之地”，视为畏途。就原因而言，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形成与疟疾的流行有很大关联。自秦汉以来，瘴气和瘴病之说虽不断变动，但宋元以后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聚居之地。王连芳在访问云南时发现，“富饶美丽的地方流行疟瘴疾病，与他们不讲究居住环境卫生大有关系”。但瘴气“夺生命于顷刻，灭人种于无形”，是被人为地大大渲染了，其产生的原因，“一是土司怕汉人大量进来，有意渲染给汉官听，使他们害怕；二是小汉官渲染给大汉官听。来这里做官的汉人基本上是出钱买官，到傣区捞钱财，怕上面来人查办，就夸大其辞吓退贪生怕死的官吏，免去许多麻烦”。
访问团的西南之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对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偏见。第一，访问团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卫生条件差是“瘴疠之地”形成之重要原因，而卫生治理则是解决瘴病的可行路径，由于“到处是牲畜粪便、污水，竹楼的外墙上糊满了备作燃料的牛粪，极易滋生蚊蝇，传播疟瘴”，故西南民族访问团所到之处，治病救人是慰问、调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二，从观念上认识到“瘴疠之地”是被渲染的，瘴病虽然与疟疾等传染病关系密切，但并非完全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对边远民族的偏见。第三，用深入西南民族地区的实际行为，破除了“瘴疠之地”的污名，如第二分团历时10个月“访问了9个专区，42个县，走了26300华里路”，平安回到北京。第四，西南民族访问团带来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亲密交往与彼此信任，是去除西南地区“瘴疠之地”污名的关键。
（四）为此后的民族调查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西南民族访问团的慰问和调查，首先带动了省级、专区级民族访问团的建立。1951年5—6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杨汉先、陈大羽为正副团长的贵州省民族慰问团。该慰问团共有37人，“先后对今黔南州的罗甸、荔波、三都、惠水、平塘、独山县和原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今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榕江、从江、黎平等13个县的布依族、苗族、水族、瑶族等进行了访问”。1953年春，云南省普洱专区派遣“民族访问团”深入与缅甸接邻的边远山区——佧瓦山西盟地区，慰问各族人民。“访问团携带了五万多斤食盐及大批的土布、洋布、针、线、衣服，分送给山区二百多个村寨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随访问团前往的医务人员，还给三千五百多人诊治疾病，给三千七百多个佧瓦、倮族人民种了牛痘”。诸如此类的各层级的访问团、访问队、访问组等数量很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派出民族访问团已成为民族慰问、调查研究的重要机制。
中央民族访问团的调查还成为民族识别的先声。在西南民族访问团的调查中，语言识别工作已经开始，这是后来民族识别的关键指标。喻世长不仅考察了贵州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特征等问题，还提出“既然了解一个民族的语言的形成、丰富、发展、精炼的过程，是与它的社会历史全部进程分不开的，那么我们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就不应该脱离了他们的实际社会情况与本族的历史而孤立进行”。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了解的意愿，催生了此后的大规模民族调查。
更重要的是，西南民族访问团的调查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调查有着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西南民族访问团每到一地，“首先请当地各方面的负责同志介绍情况，征求当地少数民族负责干部和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然后才进行工作”。采取的工作方式包括：个别访问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召开各种座谈会——依照民族划分或依照职业划分，参照当地情况而定；召开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群众大会，会后由文工队表演歌舞或放映电影；召开民族代表会议——专区民族代表会议，包括所辖县份各民族各阶层代表。这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都为五六十年代民族调查所继承。对此，费孝通总结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因势利导，从实际出发，分别采取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政策的基本精神，但首先需要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状况。访问团在初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任务，成为1956年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少数民族历史调查工作的来由，也是后来建立民族研究机构的先声。”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民族访问团通过赠送礼品、文艺演出、治病救人等举措，与少数民族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渠道；通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语言、文物等调查，加深了对少数民族特点的认识；通过帮助少数民族组建民族自治区、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以及调解委员会，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因此，这次大规模访问，无论是对树立党和政府执政为民形象，解决民族地区经济困难，还是消除对西南地区“瘴疠之地”的偏见，为此后的民族调查提供方法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李飞龙，法学博士，教授，西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24SKCS）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