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代我国编译出版了一个系列丛书——“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统称“灰皮书”。出版这套书的初衷是为反修斗争服务，直接目标是同赫鲁晓夫争论，这一大批以往国内见不着的珍贵资料，后来通过不同途径流传到社会各界，使中国的学者看到了国际共运史上历来被当做反面人物的著作，了解到他们的真正观点和主张。也使一批好学的知青，在无书可读的年月，读到一些同主流社会宣传不同的书籍，使他们得到启蒙教育。这批书对我国社会学界，包括哲学、历史、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史、经济学等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的认识不再局限于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提供的那些东西上。 

　　我是“灰皮书”的编译者之一，从60年代初起到80年代初，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译“灰皮书”，特别是托洛茨基著作。 

　　1959年夏我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10月分配到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1960年底中央编译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兼任局长，中宣部理论处处长王惠德任副局长。从此编译局的工作就不限于翻译《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恩全集》，开始参加反修斗争，编译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著作，查找有关资料，这一任务交给了新成立的“国际共运史资料室”（以下简称国际室）。我一直在国际室工作。 

　　查“不战不和”与“一国社会主义”的资料 

　　1962年1月19日至4月3日，中联部王力委托国际室编两个材料：《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问题》，说是伍修权要的。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林基洲和我外，还有列斯室的杨祝华等。编成后由中联部铅印成书，供内部参考。这两个材料除列宁、斯大林外还选录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有关言论。这是根据第一手资料编译的，它提供了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截然不同的说法。 

　　编译这两个资料显然同中苏分歧有关。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参加国庆10周年的庆典，中苏领导人在会谈时发生激烈的争论。10月6日，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攻击中共像“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他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以后，毛泽东在诗词中多次反过来给赫鲁晓夫戴托洛茨基的帽子。例如1959年12月的七律《读报》中写道：“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1960年6月13日《七律·读报有感》中写道：“托洛茨基返故居，不战不和欲何如？”大概就在这个背景下，要我们编译布列斯特和约的资料，因为1918年春苏俄同德国在布列斯特举行和平谈判，苏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托洛茨基持“不战不和”的主张。 

　　1962年3月，《红旗》杂志邓力群通过副局长张仲实要国际室编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言论。任务与中联部的类似，材料编成后由《红旗》杂志作为内部材料铅印。据说这是陈伯达要的。 

　　编写《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 

　　1962～1963年王惠德布置编《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是为编选和翻译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言论做准备的。 

　　国际室的同志分别列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的名单，然后分头编出他们的著作目录。列入名单的有：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马斯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除布哈林外其他均由我编写，重头戏是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 

　　普列汉诺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他列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名单，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列宁的立场，主张保卫祖国，1917年又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编译局有他的全集，我乘此机会把全集的目录翻译出来，看看他到底有些什么著作。 

　　托洛茨基的著作目录是重中之重，但是找起来困难重重。1923～1927年苏联出过《托洛茨基文集》，共13卷，随着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文集的出版中止，他的著作在苏联成为禁书。顺便说一下，当时出多卷本文集的除列宁外只有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这也说明他们当时的地位。我国有《托洛茨基文集》的一些零星卷次，分别收藏在群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这是张惠卿从上海公安局搜集来的）、编译局图书馆。此外就是各种文字的单行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译局图书馆、调查部图书馆等。在搜集过程中发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的一些著作曾经作为革命读物在中国流传，如《俄国革命纪实》（即《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即《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等。还有一些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由中国的托派译成中文出版，如三卷本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等。我写过一篇《托洛茨基主要著作的原本、译本和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刊载在1962年底或1963年初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上。 

　　《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一书，于1963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书，内部发行。此书有一个特色，就是凡见到书的都附有收藏单位，并标有书号。不过，因只见书名，未见正文，所以书名的翻译不一定准确。 

　　编译“托洛茨基反动言论” 

　　老修的著作德文本较多，为适应编译的需要，国际室开办了德语学习班，由殷叙彝等精通德语的同事授课，教材是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学习方法是先突击学习语法，然后借助词典进行翻译，边学边用。我和梁建华、于沪生翻译了伯恩斯坦著的《斐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一书，此书有德文本和俄译本，可以对照翻译，是学习德语的一个好办法。选此书还因为这是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撰写的关于老机会主义者拉萨尔的传记，从中可以看到伯恩斯坦主义与拉萨尔主义的渊源和联系。此书于1964年初出版，我给《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写了一篇简介。 

　　在60年代我的主要工作是同国际室副主任林基洲（“文革”后任编译局副局长）一起编译托洛茨基资料。那时苏联报刊影射中国共产党搞托洛茨基主义，中央认为需要予以反击。1963年七八月间中宣部姚溱向王惠德传达：“邓小平同志说，赫鲁晓夫诬蔑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非写文章答复不可，作为十评中的一评。现在要为写这篇文章准备材料，中联部供给现代托派的资料，编译局可以编一本《托洛茨基言论选编》，尽可能快一点搞出来，供给钓鱼台写文章的人（即“九评”的写作班子）参考。” 

　　中国共产党对托洛茨基的具体主张并不很清楚。人家打上门来了，给你戴“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要还击，就必须了解托洛茨基到底有些什么观点主张。我在列宁格勒大学读的是苏联史专业，毕业论文是关于联共“新反对派”的，所以让我参加。这样就需要查阅、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编译托洛茨基的资料，了解托洛茨基的观点。 

　　在编托洛茨基著作目录的同时，我们向人民出版社推荐值得翻译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由出版社寻找合适的译者。在我们的推荐下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著作，如《俄国局势真相》、《不断革命论》、《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苏联的发展问题》、《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书稿排版后，出版社把清样发给我，我做两件事：一是对译文提出修改意见，因涉及苏联和联共，有些译者不熟悉历史背景，有些书又是从西文转译的，容易出现误译。二是写内容简介，供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出版工作简报》用。《简报》由冯修蕙负责编辑，她是中宣部从人民出版社借调去的。《简报》于1962年2月5日出第1期，大概办到1964年。第1期刊载3篇文章，第2篇是《最近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几种著作》，第3篇是《即将陆续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的著作》，由此可见修正主义者著作在当时受到重视的程度。 

　　我为《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写了6篇评介文章，并保存有《简报》中刊载我文章的那几页。当时的工作程序是文章发稿后给我寄来清样，我修改后退回编辑部冯修蕙。《简报》正式出版后，冯修蕙把刊载我文章的那几页寄给我，由我自己保存。因为给我的不是完整的《简报》，所以没有简报的编号和日期，只有我随手写上的日期。我写的5篇都是介绍托洛茨基著作的，只有一篇是介绍伯恩斯坦著作《费迪南·拉萨尔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的。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出书时改名为《斯大林评传》）一书的简介：《苏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很多地方同托洛茨基的论调一模一样——托著〈斯大林——对此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简介》。本来编者想把篇名写作“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对斯大林的攻击抄自托洛茨基”（大意），我提出这样的说法有点欠妥，因为托洛茨基写作的根据是他携带出国的档案，这些档案的原件都保留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他们未必需要去抄袭托洛茨基。所以后来篇名就改成现在的样子，这是“不约而同”或者“所见略同”！据说康生看到简介后批示赶快出版。 

　　斯大林派特工暗杀托洛茨基的时候，《斯大林评传》尚未完稿。斯大林一直关心托洛茨基在国外的活动，包括他的著作的出版情况，并注意收集阅读托洛茨基的书。斯大林死后，包括斯大林藏书在内的全部档案都被苏共中央档案馆接收，赫鲁晓夫的工作人员肯定能看到托洛茨基的这本书，他们可以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得到启发，不过关于斯大林的错误，他们完全可以从苏共档案馆的第一手材料中看到。 

　　为了把新老修正主义进行对照，我为《简报》写评介文章时，冯修蕙给我寄来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这是64开本的小册子，不知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秘密报告全文，给我的印象是所讲的事实是可信的，可以同托洛茨基书中的说法互相印证。 

　　1963年7～9月，王惠德布置编译《托洛茨基诬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王惠德说，我们说苏联蜕化，当年托洛茨基也说苏联蜕化，要划清界限。大概受到此材料的启示，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王惠德根据姚溱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布置我们编译托洛茨基言论专题材料。我们据此开了一个《托洛茨基论点资料选题拟目》，共列了13个选题，送姚溱审查，姚表示同意。最后我们大体上按照这个选题计划编出了15个专题，于1965年4月基本完成。 

　　这项工作相当艰苦，需要寻找和翻译托洛茨基的各种语言的资料，有一部分选自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的托洛茨基著作，还有一部分是从报刊杂志以及西方的图书资料中搜集来的，这部分需要自己翻译。我们把选出的托洛茨基言论翻译出来或从人民出版社送来的清样中摘出来，交打字组打印成单页资料，实际上就是一张张卡片。然后把这些分门别类地整理成某一问题的专题资料。我和林基洲各负责几个选题，先编出来，然后交换审阅、修改和补充，合作得非常顺利。 

　　我们一共整理了15个专题，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内容如下：关于“不断革命论”、关于“世界革命”、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关于“欧洲中心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工业化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关于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和“蜕化变质”、关于工会国家化、关于党内派别斗争、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这样，可以说托洛茨基的主要观点都有了。 

　　我们最先编了一个《托洛茨基诬蔑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官僚化”与“蜕化变质”的谬论》。对这些材料我们加了小标题、插题和提尖（即把最尖端的言论提出来）。因为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材料准备铅印，只说供写反修文章时参考，所以标题和提尖都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未加贬词，目的是把重要的语句点出来，便于使用。 

　　王惠德把编出的全部材料转给姚溱。1964年5月1日王惠德给姚写了个条子说： 

　　“听说那个托洛茨基材料准备印。印以前恐怕要把标题、插题改一下，改成《兄弟报刊》的插题的口气。因为现在是‘纯客观’的提要，恐不妥。” 

　　5月7日，姚溱给编译局打电话说：托洛茨基的材料不要再多花时间整理，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标题和提尖不再改。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各专题分别冠以“之一”、“之二”字样。中宣部印厂印了70份，由中宣部国际处作为内部材料分发。 

　　1964年6月9日，王惠德来局传达说，康生同志认为编得很好。后来还说，姚溱曾告诉过他，邓小平同志看了，觉得“编得还不错”。王惠德提出，再加加工，交人民出版社出“灰皮书”，并解释说，所以要出“灰皮书”，是他觉得“《红旗》等单位写文章很需要这类材料，给钓鱼台印的，解决不了这些单位的问题，还是印‘灰皮书’好”。我们对译文做了校订，对标题和提尖略作修改，在能加贬词的地方加上贬词，交人民出版社。8月26日王惠德签字同意发排。 

　　1965年7月，书印成，共500套（上、下册）。姚溱看了认为不能发行，因为把最尖端的东西都集中在一起了，流传出去不好。同时，编就有观点，但没有人审查。于是包子静写条子向姚溱请示说：“我意，在封面背后另印一个说明，说‘此书只发50本，供有关领导同志参考’。其余堆藏起来，妥否。” 

　　姚溱批示：“中央同志不要发了，以后需要时个别地发。我看索性不用封面为好。但目录上要编号。” 

　　结果此书只装订了50套，白皮，无封面，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革”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属甲类内部书，编号发行。书中的“编者说明”全文如下： 

　　书分十五个专题，摘录托洛茨基的有关言论。各专题是作为独立的材料编选的，因此部分材料难免重复。 

　　各专题内的材料，按内容分类编排；各章节内的材料，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内容提要基本上采用托洛茨基的原话，某些地方作了改写。为便于阅读，正文中较重要的地方用黑体排印，原有的着重号一律用黑点标出。 

　　托洛茨基的许多反动言论往往利用一些革命词句作伪装，如果不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托洛茨基反动集团的整个言论、活动而孤立起来看待，很容易鱼目混珠。由于本书的体例和性质，不能在书中把这些情况一一指出，希望读者在使用时注意。 

　　编者水平不高，时间仓促，从选材到编排，错误在所不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这个“编者说明”是非常必要的。记得一位领导在阅读时曾在托洛茨基的一段话旁边批道：说得多么像马克思主义。他因此在“文革”中受到批判。 

　　顺便说一下，托洛茨基著作的发行要比其他“灰皮书”严格，一般“灰皮书”仅规定“内部发行”，属“乙类”。托洛茨基的著作属“甲类”，是“编号发行”，就是说购买者的名字是登记在案的，如有遗失外泄可以追究图书所有者的责任。我是托洛茨基著作编译的直接参与者，但是书出版后也没有给我。后来经我的要求，出版社给了几本，但仍然不全。 

　　《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是林基洲和我承担的一项重头任务。此后还陆续交给我们一些零星任务，有的完成，有的没有完成。例如，1963年底或1964年初王惠德布置我们查托洛茨基关于劳动军的言论，说我们在新疆搞建设兵团，要看看托的有关言论。当时因为正在编《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时间很紧张，一直没有查，王也没有来要，不了了之。1964年5月，我根据王惠德的布置编写了《赫鲁晓夫和托洛茨基关于自力更生和国际分工的谬论如出一辙》摘引对照赫鲁晓夫、托洛茨基言论，刊登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简报》第3期（1964年5月9日）。《红旗》杂志约我们写一本5万字的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林基洲起草了提纲，但后来不了了之。 

　　1965年中宣部组织国内一些单位研究苏联的高薪阶层问题。1965年11～12月，王惠德布置国际室查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布哈林论苏联高薪阶层的材料，说要研究托洛茨基的提法同我们的区别，划一条警戒线。不过托的材料没有整理出来。 

　　“灰皮书”在“文革”中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央编译局包括我们国际室的工作停顿下来，编译“灰皮书”的工作也受到冲击，不得不停止。 

　　这时编译局内有人贴出《触目惊心的托洛茨基黑材料》的大字报，说我们编译“托洛茨基及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是为“阎王殿”（中宣部）提供“反党炮弹”，当事人受到无端攻击。为查清事实，我和殷叙彝两人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当时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一些领导人，查看了他们的“交待材料”，最后写了一个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中央文革和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们点一下头，认可这是毛主席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下来的工作，以消除内部的争论。但一直没有回音，反而招来奇祸。在清查“五一六分子”时，我被突然隔离审查，关了52天，后来又在位于江西进贤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最后，军代表才告诉我，我的罪名是“整康老的黑材料”——“康办”把我的报告转回来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康生是什么人了，就是他给中国的托派戴上“公开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莫须有罪名的。他知道粘上“托派”的危险性，就把有关他负责布置编译托派著作的工作材料打成“整康老的黑材料”。后来在落实政策的时候，把“康办”转回来的那封信退给了我，因此保留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有关“灰皮书”来龙去脉的资料。（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俄罗斯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