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庆节纪念活动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增进国际交往等重要功能。1949—1965年，我国国庆纪念活动在不同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1949—1952年，国庆纪念活动盛大隆重，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都举行了阅兵式及群众集会游行；1953—1959年，阅兵式只是在北京举行，各大城市以群众集会游行为主，纪念活动日益规范化；从1960年开始，国庆纪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取消了阅兵式，各地的群众集会游行基本上保持与前一时期相近的规模，基本形成“五年小庆、十年大庆”的惯例。国庆节纪念活动对于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总结历史经验、提升政治认同和协调国际关系等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国庆纪念  阅兵  《人民日报》《真理报》

　　

　　国庆节是重要的纪念活动，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增进国际交往等重要功能。目前，国内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本文依据相关档案文件、《人民日报》和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相关报道等资料，对1949—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加以研究和阐述，因篇幅有限，本文主要对若干重点年份加以论述。根据国庆纪念活动的特点，可分为1949—1952年、1953—1959年和1960—1965年三个阶段。1949—1952年，国庆纪念活动盛大隆重，主要内容是阅兵式和大规模群众集会；从1953年开始，国庆纪念活动的阅兵式主要在国家层面进行，各大城市以群众集会游行为主；从1960年开始，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国庆纪念活动规模缩减，取消了阅兵式，基本形成“五年小庆、十年大庆”的惯例。

　　1949—1952年的国庆纪念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庆纪念活动规模较为宏大，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都会举行阅兵式和民众集会游行，对于增强人民的政治认同、塑造国家形象、促进中外交流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国家领导人和北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工作人员、驻军部队等30万人参加。

　　大典于下午3时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国旗，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革命28年的光辉历程。随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也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人民日报》于当天发表了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内容，宣传阐释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了新政权的执政理念和主要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开国大典由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了直播，播音员齐越、丁一岚现场解说，各地广播电台同时转播，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阅兵实况通过电波传遍全国。开国大典在所有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记忆，其活动内容、运作方式等被此后的国庆纪念活动所沿用。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政府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承认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同日，《真理报》刊发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和《共同纲领》。3日，中苏两国正式建交。5日，《真理报》第1版刊发了社论《中国人民的历史胜利》，赞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功绩，还刊登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照片。

　　尽管开国大典名垂青史，却并非新中国第一次正式的国庆活动，因为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才通过决议，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因此1950年国庆节才是第一次正式的国庆纪念活动。9月8日，《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正式颁布，要求国庆节在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游行，各地驻军参加；在庆祝仪式会场上挂毛泽东像，游行群众“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各报首页刊登孙中山、毛泽东相片，并出纪念专刊；等等。此外，还确定了国庆纪念活动的13条口号。国庆节纪念活动日益正规化。

　　195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国庆典礼，共40余万人参加，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典礼。大会首先举行了阅兵式，各兵种部队的严整阵容博得了观众一次又一次的热烈掌声。阅兵式可以展示人民解放军的威武英姿和武器装备，成为表现国家强大力量和塑造国家军事形象的重要方式。阅兵式之后是群众游行，游行队伍抬着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的巨幅相片，一路高呼各种口号。各大城市也于当天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纪念活动，如驻沪解放军部队和各界群众共70万人举行了国庆纪念大会；南京市举行的庆祝大会有14万余人参加；沈阳市举行了阅兵式和国庆庆祝大会，30万军民参加；等等。各地工矿企业的职工还以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等方式向国庆献礼。例如，抚顺矿务局车辆厂提前一个季度完成了全年修车任务，工人将最后一台修好的机车命名为“国庆号”；吉林化工厂电石炉提前3个月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重庆某炼钢厂二号平炉在国庆节当晚达到了冶炼279炉的最高纪录；武汉申新纱厂的棉纱产量也超过预定目标的7.3%；等等。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此后，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始密切合作。苏联对中国国庆节十分关注，9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给毛泽东主席发来国庆贺电。10月1日，《真理报》刊登了周恩来在国庆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讲话指出，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真理报》刊发这一讲话，表明了苏联对中国反帝反侵略立场的支持。

　　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1年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发布指示，确定国庆节的宣传要点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西藏和平解放等。除此之外，文化部还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为国庆节的主要演唱歌曲。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国家号召各界群众积极捐款捐物，以此作为国庆节献礼。截至9月25日，全国各地的捐款总数已达人民币9970.66738亿余元，其中华东区成绩突出，9月9—20日捐款达1100多亿元。

　　1951年，国庆纪念活动仍以阅兵式和群众游行为主，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加，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宾明显增多，达到300余人，其中包括各国使节100余人，如苏联大使罗申、朝鲜大使李周渊、罗马尼亚大使鲁登科、印度大使潘尼迦、保加利亚大使彼得科夫、瑞典大使赛德勃隆、缅甸大使吴拉茂等；各国观礼代表团约80人，如以索洛维耶夫为首的苏联人民观礼代表团、以乔治·卡拉斯拉渥夫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观礼代表团、以伊丽安娜·拉契亚努为首的罗马尼亚人民观礼代表团、以孙德胜为首的越南人民观礼代表团等；除此之外还有在华苏联专家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委员苏联作家爱伦堡夫妇和智利诗人聂鲁达夫妇等130余人。观礼外宾人数的增加反映了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也使更多的国家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苏联各主要报纸均于1951年9月30日发表了纪念文章，例如，《真理报》发表了柯沃略夫的文章《牢不可破的中苏人民的友谊》、《消息报》发表了马提诺夫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成就》、《红星报》发表了叶甫根涅夫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节日》、《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斯塔尼秦科的《中国人民的光荣胜利》等。国庆纪念活动还成为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10月1日下午，中国电影周在莫斯科举行开幕式，苏联电影事业部副部长塞米诺夫和中国大使张闻天等发表讲话。中苏合拍的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锦绣河山》以及中国影片《白毛女》《光芒万丈》《钢铁战士》《中华女儿》等在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首都和其他14个大城市放映。除此之外，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举办了中国电影周。1952年8月，《中央关于第三届国庆节纪念办法的规定》对国庆纪念活动进一步加以规范，规定群众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为：“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国庆节当天各报纸应于头版最显著位置“面向自右至左，刊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机关和学校可在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党旗”；“军事机关及部队营地，亦可在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军旗”；纪念仪式“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等等。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的阅兵式及群众游行照例举行。在抗美援朝、反帝反侵略的背景下，《人民日报》于10月1日刊发社论，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战争政策，是普遍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的”，社论表达了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由于中苏关系的迅速发展，苏联不仅在报刊上报道中国国庆节，而且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纪念庆祝活动。例如，在莫斯科，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委员会在画家之家举办了中国年画展览会，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举行了庆祝活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高尔基文化宫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加盟共和国的首都也举行了庆祝纪念活动等。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国庆纪念活动规模较大，首都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阅兵式以及群众集会游行，以此塑造新中国强大的国家形象；国庆纪念活动与政治宣传、军事动员等密切结合，利用大型节日提升传播效果；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发展，苏联媒体对于中国国庆节报道的篇幅不断增加，国庆纪念活动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途径之一。

　　1953—1959年的国庆纪念活动

　　1953—1959年，国庆纪念活动的规模有所减小，阅兵式只是在首都北京举行，各地不再举办阅兵式；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报纸在纪念活动中的作用较为重要，刊发国庆社论和纪念文章成为重要的纪念方式之一；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拓展，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宾也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中苏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对中国国庆节的关注程度有所提高，尤其体现在报刊报道方面。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大规模开展起来。根据中共中央8月28日发布的《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国庆节纪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9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要求：“除北京外，全国其他城市不举行阅兵式”；“中央直辖市、大行政区辖市及省人民政府所在城市，十月一日一律举行群众示威游行”，当地驻军亦应参加；“县以上中小城市应举行群众集会，但不举行示威游行”；“农村则可根据具体情况以乡或村为单位举行适当范围的群众集会”。通知对群众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也有了新规定，增加了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人的画像，这也是中苏关系日益密切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澳门也举行了国庆节庆祝活动。从9月26日开始香港就举行了一系列群众大会、茶叙会、座谈会、图片展览会、电影欣赏会和体育竞赛会等，共有20万人参加。10月1日，香港参加庆祝的各团体、商店都高悬国旗，张灯结彩。香港工商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中华总商会等30多个工商界团体的2000多位代表参加，大会还通电向毛泽东致敬。港九工会联合会在国庆前夕举行了庆祝国庆大会，50多个各业工会的10多万名工人在国庆前后分别举行了集会庆祝。澳门也举办了国庆活动，9月28日，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举行了庆祝国庆茶叙会；10月1日下午，澳门工商界代表200多人举行了盛大的鸡尾酒会；此外，妇女界、文化教育界、青年团体、医院也都分别举行了各种集会进行庆祝。

　　中国各驻外使领馆也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如中国驻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印度等国使节均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周年，其中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规模最大。10月1日晚，驻苏大使张闻天在莫斯科举行国庆招待会，苏联领导人布尔加宁、米高扬、朱可夫等莅临。此外，10月1—4日，《真理报》连续刊发了中国国庆节的相关报道，如10月1日刊登了苏联领导人给毛泽东的国庆贺电，《今天的北京》一文介绍了中国国庆纪念大会的盛况；10月2日报道了中国驻苏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和中国国庆节纪念活动；10月3日报道了中国各地庆祝国庆的活动；等等。

　　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典礼盛大而隆重。由于参加国庆节活动的外宾人数较多，因此，《中共中央关于1954年国庆节外宾接待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充分重视外宾接待工作，着重宣传新中国成立5年来的建设成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内容。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宣传中以“实事求是，不夸大，不作假”“外松内紧”“充分准备”等为主要原则做好接待工作，应事先对宣传内容进行研究和审查；强调各地要对被参观单位的解说词进行审查，避免千篇一律和公式化等。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国庆纪念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5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强调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1500多名外宾参加了国庆纪念大会，其中以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为主，如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领的外交代表团，斯·尼古劳率领的罗马尼亚科学艺术代表团，以霍夫曼为首的波兰文化代表团等；还有与中国建交或关系友好的国家政府代表团、民间代表团及友好人士，如以萨尔瓦多·阿伦德为首的智利访华代表团、德·艾弗·戴维斯率领的英中友好协会工会代表团、以让·德莱希教授为首的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以缪雷为首的瑞士“人民与文化”代表团以及印度尼西亚大学汉学院院长曾珠森、瑞典作家伦德奎斯特夫妇等。

　　1954年国庆大典中，赫鲁晓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共同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也举办了各种庆祝活动，如9月27日晚，莫斯科文艺工作者中央俱乐部举行了庆祝中国国庆节晚会；30日晚，苏联全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等8个单位联合举办了纪念大会和音乐会；莫斯科、基辅等地的工厂、企业、机关和农村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9月29日，《真理报》发表了《苏联人民衷心祝贺中国人民的大节日》专栏，热情赞颂中苏两国友谊；9月30日，发表了《中国人民热忱地建设着新的生活》专栏，重点介绍新中国成立5年来取得的成绩。10月1—7日，《真理报》连续报道中国国庆节，以赫鲁晓夫访华为主，其中1日发表了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社论，系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中国国庆节期间，莫斯科的电影院、文化宫、俱乐部放映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中国电影；书店也推出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等等。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也成为国庆纪念活动的主题。9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明确指出国庆节宣传要点为：宣传全国人民在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宣传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利的；中共八大的重大意义；等等。通知还确定了国庆纪念大会和游行时呼喊的15条口号。10月1日上午，国庆纪念大会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代表和外宾共13000多人参加。盛大的阅兵式之后是50万名群众的游行，游行队伍高举表明生产成绩的图表和各种工业产品的模型等，展示了工农业生产的成果。全国各大城市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游行，重点展示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如上海60万名市民举行了国庆游行，1万名工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用各种模型和图表展示全市39个先进企业的成果。此外，3000名上海工商业者第一次以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国庆游行。天津、武汉、沈阳、重庆、西安等地均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显示了广大人民努力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准备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心”。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纪念活动规模盛大，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提前将近1年就开始筹备。1958年11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筹备建国十周年工作的领导小组”，彭真担任组长，具体工作包括：邀请一些同志撰写理论文章，在1959年国庆前陆续发表；《人民日报》和《红旗》等报刊发表介绍新中国成立10年来各方面成就和主要经验的文章；人民出版社从1959年4月起陆续出版一套系统介绍新中国成立10年来成就和经验的图书，外文出版社出版一套介绍新中国成立10年各方面主要情况的外文图书，文化部和新华社合编出版纪念画册；各地党报、理论刊物、出版社等分别发表、出版纪念文章和宣传材料，介绍和总结当地10年来的成就和主要经验；等等。

　　在中央的部署下，各地均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的准备工作。以广州为例，为了搞好国庆节筹备工作，中共广州市委共投入4400万元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包括科学技术馆、电视塔、歌剧院、广东省博物馆二期工程、环市路改造、八大公园等。1959年8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将农业展览馆、电视台和出口商品展览馆作为重点工程，要求必须在国庆节前竣工，三大人工湖和几个公园也要确保在国庆期间向市民开放。献礼活动也提前开始筹备，如1958年10月18日，广州市作家协会经过会议讨论，确定了10部献礼作品，包括革命回忆录《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和《游击战争》，王德、朱光等集体创作的《广州解放十周年的城市史》，曹先修等集体创作的广州重型机械厂发展史，等等。

　　阅兵式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10月1日上午10时，阅兵式开始，受阅部队排成24路纵队有序通过天安门广场，144门火炮、99辆坦克先后出现在队列中，随后155架飞机飞过观礼现场上空，这些新式武器装备多数是我国自行制造，反映了新中国国防力量的日益强大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阅兵式之后是群众游行，北京各界群众共70万人抬着展示工农业生产成果的模型或展板通过天安门广场。来自11个社会主义国家和60个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全国各地也举行了隆重的国庆节纪念活动，如哈尔滨和济南均有20万名群众参加游行，用实物、模型、图表等形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的建设成就。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周恩来专门撰写了纪念文章《伟大的十年》，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中国的飞跃发展，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人民日报》于10月1日发表了长篇社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1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新中国“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同旧中国相类似的许多国家中，产生深刻的越来越强烈的影响”，有力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赞颂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建设的支持和援助。文化部还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放映了《林则徐》等35部影片。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率团访问中国。在10月2日的会谈中，中苏双方在美国战俘、1958年台海危机、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会谈不欢而散。虽然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但苏联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庆祝活动依旧进行。

　　《真理报》在10月1—5日连续报道了赫鲁晓夫的访华活动；10月2日发表了社论《光荣的十年》，赞颂新中国成立10年来工农业取得的成就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苏联还举办了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莫斯科于9月30日举行纪念大会，苏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耶夫、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等参加，列宁格勒、基辅等地也举办了庆祝活动。苏联的广播电台还在中国国庆期间播出了相关节目，如10月2日下午播出了时长为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中国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10月4日上午播出了歌剧《中国姑娘》，10月5日播出了京剧《刘胡兰》选段，等等。苏联举办的庆祝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国领导人会见中的不快。

　　1953—1959年，国庆纪念活动日益规范化，中央不断发布文件对纪念活动的规模、宣传内容、活动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纪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阅兵式仅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举行；报刊在国庆纪念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成为重要的纪念文本；国庆纪念活动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反映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

　　1960—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

　　1960—1965年，中央对国庆纪念活动进一步加以规范，基本形成新中国成立“逢五”“逢十”周年举办较大规模纪念活动的惯例，取消了阅兵式，群众集会游行基本与前一阶段保持相近规模；中国面向广大亚非拉国家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因而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宾数量呈增长趋势。

　　1960年，由于“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加剧、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国庆纪念活动规模减小。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勤俭建国方针改革国庆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六〇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取消阅兵式，只在北京、各省会城市及其他大城市举行群众庆祝游行。通知还要求纪念活动应着重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以及抗灾斗争胜利、增产节约等。尽管取消了阅兵式，但群众集会仍保持一定规模。10月1日，首都50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国庆游行，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近2000人，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邀请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代表团参加国庆纪念活动，如缅甸联邦总理吴努率领的缅甸联邦政府代表团，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率领的代表团，几内亚共和国总检察长保罗率领的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以古巴教育部文化局局长维森蒂娜·安图尼亚·达维奥博士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以巴西作家协会主席贝雷格里诺·尤尼沃尔为首的巴西文化代表团，等等。

　　1960年，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开始变化，但是两国都期望能够借助节日庆典的机会改善关系，因此苏联对中国的国庆节保持了较高的关注度：9月29日，苏联在莫斯科联盟大厦举办庆祝大会，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外交部副部长普希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等人出席，30日的《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苏友谊牢不可破》的长篇文章予以报道；10月1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照例向中国领导人发了国庆贺电，《真理报》用较长篇幅报道了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情况；10月2日的《真理报》刊登了周恩来在外宾招待大会上的讲话，还介绍了中国国庆节的盛况；等等。

　　1961年，由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国庆节时虽然仍互派代表团、互致贺电，但庆祝的氛围逐渐转冷。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普罗霍罗夫率领苏中友协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国庆节庆祝活动；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在大使馆举行了电影晚会。《真理报》对中国国庆节的报道篇幅大幅度缩减：10月1日只刊发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贺电，没有发表相关社论；10月2日，仅发表了记者沙拉波夫的通讯《中国的庆典》，篇幅较短。1962年中国国庆节期间，苏联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仅由中国大使馆举行了招待会，苏联领导人柯西金、苏斯洛夫等应邀参加。1963年，苏联对中国国庆节的关注程度进一步降低，《真理报》仅在10月1日刊登了苏联的国庆贺电；第4版刊登了介绍中国国庆节的简短文章，广播电视中没有播放关于中国的节目。

　　与此相反的是，众多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团参加了中国的国庆纪念活动。1961年，来自7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外宾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大典，其中包括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锡兰共产党主席斯·阿·魏克马沁格、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穆夫蒂乌、匈牙利国民议会副主席瓦什·伊斯特万妮等国家领导人和各国代表团。1963年，来自8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外宾参加了中国的国庆纪念大会，如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副议长鲁克曼、阿尔及利亚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皮罗·康迪等。广大亚非拉国家代表参加中国国庆观礼，表明中国政府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中央要求“国庆节庆祝活动的规模可适当扩大，但不要太大并且要注意节约”。10月1日，北京举行了70万人参加的国庆大典，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代表以及来自8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外宾参加，其中包括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刚果（布）总统阿方斯·马桑巴—代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上将等，外宾人数比1963年又有所增加。庆典开始后，首先由北京市市长彭真发表讲话，他简要地介绍了15年来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指引下，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政治形势越来越好，同时也要看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并指出：“我们将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旗帜，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一道，同全世界革命的人民一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斗争”。彭真讲话以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历时2个小时。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也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共有300多万名群众参加。

　　为了缓和中苏关系，苏联于1964年9月23日派出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赴中国参加国庆节纪念活动，苏共中央要求代表团在中国期间应强调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诚情谊，对中国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在适当场合下应宣传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和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所做的努力；等等。9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举行一系列庆祝中国国庆节的活动，如9月30日在联盟大楼十月大厅举办庆祝晚会，邀请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参加；《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纪念文章，对新中国成立15年来的建设成就给予积极评价；《苏联》和《苏联妇女（中文版）》杂志发表有关新中国15年建设成就的报道和图片；等等。10月1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回顾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对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国人民给予高度赞扬。当天的苏联广播节目还播出了时长为1小时的中国音乐会。

　　按照国家的部署，1966年是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因此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以宣传“三五”计划为主；同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入侵越南，“边备战，边建设”方针也成为国庆节宣传的另一主要内容，中央要求在“首都、各大城市举行群众庆祝游行，民兵游行队伍可以增多一些”。10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有50万名群众参加的国庆庆祝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来自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古巴、巴基斯坦、马里、刚果、加里曼丹、日本、挪威、比利时、澳大利亚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外宾参加观礼，苏联政府没有派代表团参加，《真理报》也没有对中国国庆节进行相关报道。群众游行队伍以展示工业、农业、文教、医疗等各方面成就为主，全副武装的“首都民兵师”方阵十分引人注目；游行还增加了反帝反侵略的内容，如反映越南抗美的大型歌舞《椰林怒火》和反映非洲人民反抗压迫的话剧《赤道战鼓》片段。可见，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相关，反映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

　　总体来说，1960—1965年国庆纪念活动的规模有所缩减，主要表现为取消了阅兵式，群众集会游行依然保持了和前一阶段相近的规模；国庆纪念活动的国际交往功能日益突显，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苏联对中国国庆纪念活动的关注度不断降低，但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外宾，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团数量不断增加。

　　结 语

　　综上所述，1949—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国庆纪念活动的规模呈现出从隆重盛大到逐渐减小的发展趋势

　　1949—1952年，国庆纪念活动规模较大，基本上每年都在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举行阅兵式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人数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如1949年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达30万人，1950年、1951年参加庆祝大会的分别有40余万人，1952年达到50万人，1953年为40万人。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庆纪念活动规模有所缩小，阅兵式在仅在首都北京举行，各地不再举办阅兵式，只是举行群众集会游行。首都北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的人数一般保持在五六十万人的规模，如1956年和1957年均为50万人，1958年为60万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参加庆典的人数达到70万人。从1960年开始，国庆纪念活动的规模继续减小，不再举行阅兵式，而参加群众集会游行的人数依然保持与前一阶段相近的规模，如1960年、1961年和1963年在北京参加国庆纪念大会的群众均有50万人，1964年因为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规模较大，达到70万人。

　　通过对上述国庆纪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庆纪念活动规模和内容的变化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密切相关。1949—1959年间，纪念活动规模较大，威武壮观的阅兵式和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是国庆活动的主要内容，以此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的发展成就，塑造国家团结强大的形象；而在1960年“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加剧、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和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国庆纪念活动的规模也有所缩减，取消了以往每年都会举行的阅兵式，只是在新中国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举办规模较大的国庆纪念活动。

　　（二）塑造国家形象和建构集体记忆是国庆纪念活动的主要功能

　　塑造国家形象主要是通过国庆纪念活动如阅兵式、大规模群众游行等实现的，而建构集体记忆则是通过多次纪念活动中重复的仪式、展览、文本等方式，逐渐在民众头脑中形成共同记忆。

　　1949—1965年，国庆纪念活动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人士济济一堂，塑造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形象；通过集会游行、主题展览、纪念文章等方式展示各个领域的建设成就，塑造了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形象；国庆阅兵式威武雄壮的受阅部队和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塑造了国家强大的军事形象；国庆期间的各种文艺演出、影视展映等，塑造了国家的文化形象；国庆纪念活动还邀请为数众多的外宾观礼，从而塑造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在国庆前出台对纪念活动内容、程序、布置等方面的规定，以增强国家形象的传播效果。

　　国庆纪念活动的构建集体记忆功能，主要通过展览、讲话、纪念文本等来实现，如1959年国庆节期间，我国举办了一系列新中国成立10年来取得成就的回顾展览，出版了回顾新中国成立10年的专刊、回忆录、文集、画册等；历年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都会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纪念大会上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往往包含回忆历史的内容，如1954年周恩来的国庆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并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原因，1964年国庆纪念大会上彭真的讲话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15年的奋斗历程。举办国庆纪念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回溯新中国史的过程，使广大人民在增进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强化历史记忆。与国家形象塑造相比，建构集体记忆需要更长的时间，而其一旦形成，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更大。

　　（三）国庆纪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国庆纪念活动是中国进行国际交往的重要平台。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加，参加国庆大典观礼的外宾数量也与日俱增，不但有来自朝鲜、越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还有与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如印度、瑞典等，后来还增加了为数众多的亚非拉国家外宾。例如，1958年参加国庆纪念活动的外宾总数为1300人左右，其中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有700余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400余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近200人。此后，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宾人数减少，亚非拉国家外宾的人数逐渐增加。由此可见，国庆纪念活动也是国际关系变化的反映。

　　在这一时期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中，苏联的地位十分重要，中苏关系对于两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国庆纪念活动则与中苏关系形成一种互动：一方面，国庆纪念活动可以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国庆节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节日，在国庆期间进行领导人访问、派出代表团参加观礼、拍发国庆贺电、举行纪念活动等，往往会对密切两国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1954年赫鲁晓夫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对中苏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国庆纪念活动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随中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两国建立了结盟关系，但苏联对中国国庆节的报道并不多；而从1954年开始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对中国国庆节的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不但举行相关的庆祝活动，大众传播媒体尤其是《真理报》的相关报道数量和篇幅都不断增加，而在1960年两国关系恶化之后，苏联相关的纪念活动逐渐取消，《真理报》的报道也大幅度减少。

　　总体来说，1949—1965年的国庆纪念活动具有塑造国家形象、建构集体记忆、增进国际交往等多种功能，对于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总结历史经验、提升政治认同和协调国际关系等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对此后的国庆纪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张泽宇，历史学博士，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10630；岳思琪， 在读本科生，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650031。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郑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