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加强工农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教育部部长马叙伦致开幕词。他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总方针时说：“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并强调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因此除了我们的社会教育毫无疑义的应以工农为主体外，我们的小学校应该多多吸收工农的子女，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的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首先努力促其实现”。会议确定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决定“普遍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把工农干部培养成知识分子”。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为代表的同类学校应运而生。

　　有关“向工农开门”教育方针的研究，学界多围绕高校实施情况展开，鲜少以中学为对象进行讨论。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举办在新中国工农干部教育史、成人教育史上均有开创意义，相关史实有待进一步挖掘。本文拟考察其办学过程中的诸多历史细节，以期进一步丰富新中国教育史、新中国史相关研究。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成立的背景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是落实“向工农开门”教育方针的具体措施之一，其成立既体现了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现实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北京作为首都，其文化教育的中心地位为率先开展工农速成教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向工农开门”教育方针是新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

　　1.开展工农速成教育体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政权性质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工农的教育问题。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强调：“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12月，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开展工农教育的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马叙伦指出，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我们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就是要推行这种教育”。我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由此，教育“向工农开门”方针确定。

　　2.开展工农速成教育符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旧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再加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榨取和长期战争的破坏，1949年主要工农业产品与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年产量相比，“粮食减产24.5%，只有11318万吨；棉花下降近一半，仅有44.4万吨。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工业生产只占17%，而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连同手工业才占30%，许多工业品都依赖进口，农业遭到极大破坏，水利长期失修”。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党急需一批忠诚可靠、德才兼备的工农干部来领导生产建设。此时，干部队伍中“有近1/4是从旧政权接收留用的，非党干部占相当比例，全国约有2/3，即只有1/3的党员干部，很多旧知识分子和留用人员干部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工农干部虽然革命经验丰富、政治觉悟高，但普遍缺乏文化知识，理论水平低。

　　3.大规模生产建设也迫切需要大量技能型、知识型劳动者

　　据统计，1949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共205所，普通中等学校5219所，其中中等专业学校1171所、技工学校3所、普通中学4045所。研究生仅629人，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11.65万人。普通中等学校学生127.05万人，其中中等专业学校学生22.88万人、技工学校学生仅0.27万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不仅需要大批管理干部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而且亟须提高干部、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4.开展工农速成教育符合改造知识分子、促进教育公平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知识分子采取的是“包下来”政策。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过去受的是旧教育，政治上有不少模糊认识，思想上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也较深”。1949年9月5日，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开学典礼上指出：“在中国，知识分子是很可宝贵的。因为他们对革命可以起重大的桥梁作用。但这不是说知识分子就一定能起这种革命作用，关键在于是否与工农群众结合”。与此同时，工农长期被排斥在教育门外的局面亟待解决。“旧中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农村中文盲的比重更大。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在20%左右。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子女极少”。新中国成立后，年轻干部对学习文化有迫切需要，他们认为：“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一切工作更繁重了”。还有人认为：“战争快要结束了，没有专门技能，怎能担负起人民给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呀”。因此，培养既能革命又能建设的工农知识分子，不仅能改造旧有知识分子结构，帮助知识分子改造思想，也能回应工农渴望文化翻身的心声，提高工农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

　　（二）工农速成教育的理论来源与实践依据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是新中国发展工农教育的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一个重要内容即是主张消灭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教育，发展面向无产阶级的教育。马克思曾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恩格斯则提出实现共产主义，“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资对一切儿童毫无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可见，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是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与共产主义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工农速成中学为新中国工农速成教育提供了实践经验。十月革命后，列宁十分重视青年工人和农民对国家建设的作用。他认为，“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进而提出“工人阶级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工作干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一个具有战略性、体现阶级性的教育决策，就是为保证高等学校向工农开门而开办工农速成中学。1918—1919年间，早已在各类高校特别是工科类高校内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亦叫“工人系”。苏维埃政权在总结这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20年9月正式颁布了《关于开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命令》，指出此类学校的主旨在于“给高等学校提供工农生源，促进高等学校迅速无产阶级化，尽快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随后，苏联各高校陆续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学生毕业后大多进入高校，成为苏联建设的后备力量，这为新中国开展工农速成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北京率先开展工农速成教育实验的原因

　　1949年2月初，《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北平（9月27日更名为北京——笔者注）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都市，它曾经为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它现在拥有大批产业工人、青年学生、各种知识分子和职员，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产。今后应该在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下，加强对于他们的革命理论的、革命政策的、工作业务的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以培养大批适合于革命发展需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的干部”。但据1949年初调查，“北平市职工中80%以上是文盲；达到小学程度的只有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且多为社会上层人士及其子女。农民中9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中47%失学”。因此，发展工农速成教育，培养新型工农知识分子已成为恢复、发展生产与城市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1949年4月，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在起草的《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中强调系统开展工人教育的重要性：“工人是我们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的主力和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的组织与觉悟程度如何乃是决定恢复与发展生产及城市其他建设工作成败的第一个关键”。4月16日，《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印发，其中指出：“各大学、中学与完小应设成人补习学校，给失学的劳动人民以文化和政治教育，各中小学校应设法尽先吸收工人子弟入学”。为更好迎接工农教育热潮的到来，1950年，北京市工农业余教育局还制定了相应工作计划，以“大量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和生产建设上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教育部联合北京市文教局，率先在北京创立一所教育部直属的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拉开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办学的序幕。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及建设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和发展过程充满困难与挑战。在国家主管部门和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在师资、招生、教材教法等方面均有创新，严格的教学管理与良好的教风学风则为教学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多方协调校舍、调配优秀师资

　　办学困难首先体现在校舍的选址上。旧时北京的学校主要集中在繁华地区和富人的住宅区，劳动人民聚居区和郊区学校非常稀少。由于教育部的重视，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结束后，经过短暂的筹备，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校牌于1950年4月3日开学前就在暂时借用的东城区外交部街大同中学大门上挂出了。大同中学是一所老学校，房屋都很破旧。借用的校舍在后院，条件更差。遇到阴雨天气时，教室内光线昏暗。作为寝室兼办公室的教师住房在后院最后一排房，泥地、纸窗、顶棚也已部分脱落。

　　为保证教学质量，教育部在师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努力。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实行校长负责制。教育部任命胡朝芝担任校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她是1939年从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奔赴延安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在延安中学担任过历史教员。副校长由曾先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研室和华北大学四部（研究部）担任过研究员的王食三担任。由于要“实验”“速成”，因此，教育部十分重视，北京市大力支持。当时教师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从北京市各著名中学，如一中、二中、四中及师大女附中等抽调优秀教师，如郎好常、许宗韫、白枫、邓逸真、张春棠、王年芳等”；二是“从北师大的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第一期中择优提前抽调而来。如张帆、朱英、张松坡”等；三是原为高校的教授、副教授参加学习后分到该校，如常乃慰、高敦粹等。这些教师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业务有专长，教学有经验。这是学校如期开学、教学正常进行的重要保障。

　　（二）有序开展招生工作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招生对象是“参加革命斗争三年以上、具有相当高小毕业文化程度、年在十六岁至三十岁、思想进步、身体健康、工作积极的干部，或有三年以上的工龄、年在十六岁至二十八岁、具有相当于高小毕业程度、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身体健康的优秀工人，首先着重产业工人”。招生采取选送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由学校向中央政府各部门、党委、人民团体和北京市党政各部门分配报名和录取名额，经由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人事局及由北京市文教局审查介绍，一律经过考试合格方能录取入学”。“第一届招生有193人参加考试，录取120人，入学116人，其中男生94人，女生22人”。家庭是工农成分而本人为革命工作人员或同为工农成分者109人，占总数的93.9%；年龄以21—25岁最多；大都曾参加3年以上革命工作，且有曾工作13年者。在工作中立过功得过奖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工作模范共47人。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创办之始，由于没有经验，再加上校舍和经费有限，第一期只招收了3个的班学生，共116人，且学生均来自北京市。学校开学后，又陆续招收了一批学生。至1950年底，学校共招收学生231人，按文化程度分编为4个正式班（157人）和2个预备班（74人），初步落实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

　　（三）创新教学和教学管理方式

　　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是学校教学的第一个难关。胡朝芝曾谈道：“工农速成中学是一个新生事物，对工农是一种特殊的培养。它既非干校，又非党校，又非文化补习学校。它是中学，但有许多和普通中学不同的地方”。即是说，工农速成中学因其复杂的定位，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既要涵盖普通中学课程的知识量，也要兼具政治性、速成性。此时，全国尚无通用中学教材，要靠教师们从零开始摸索尝试，“边教学边改革”是教学实验的主要特征。

　　1950年4月，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开办时即确定“修业年限暂定三年”。建校之初，教育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该校教学计划时就提出“要精简教材，避免重复，三到四年内在主要学科方面，要求应不低于高中毕业水平”。其后，学校陆续开设了政治、语言、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等课程，而未设外文、音乐、美术等课程。经过实验，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于1951年9月秋季开学后，对原定课程进行了调整，实行了新的教学计划。又经过一学期实验后，确定3年内开设11门课程，即国文、数学、自然、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政治、制图、体育、音乐。自然、制图、音乐为新增课程。此外，学校规定3年总学时为3480节，与《中学教学计划》规定的学时相比减少了近一半，教学压力可见一斑。

　　1952年8月，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之后，在教育部的指导下，该校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一起，开始实验分类教学计划，即课程设置不再向普通高中看齐，而是根据学生的水平和不同的升学目的编班，分设三类课程进行教学：（1）预备升入高等学校文史、财经及政法等系科者，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为重点课程；（2）预备升入高等学校理、工等系科者，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为重点课程；（3）预备升入高等学校农医、生物等系科者，以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为重点课程。为了与中国人民大学设置的学科衔接，从1952年入学的班级起，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实施第一类教学计划。

　　为与课程、学时配套，教师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实用高效的教材。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创设之初，采用的是普通中学课本。普通中学为适应青少年的学习心理，教材多大采用“圆周式编排”，即通过温故而知新。而工农速成中学的主要对象是成人，他们的理解能力相对较强，学习态度端正，加上又有“速成”的要求，所以教材宜采用“直线式编排”。在“理论与实际一致”原则的指导下，教师们利用教学经验，精心改编了一系列更符合教学实际的教材，如自编语文、化学、地理教材；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数学教材则对原教材的内容做了较大幅度的压缩和调整；中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的教材则进行了部分改编。以语文教材为例，“课文编选原则为贴近生活、易于理解。编选基础为普通中学教材。在保留工具性、思想性较好的课文的前提下，进行较大幅度的删削或精简，然后补充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范文”。如高玉宝的《半夜鸡叫》、郝建秀的《进京日记》便生动反映了工农生活；又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学艺术深入工农兵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刻阐述；还选编了一批苏联的文论。在对普通中学语文教材进行精简时，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师虽然对文言文的内容进行了压缩，但也适量选取了《石壕吏》《赤壁之战》《水经注》等思想性较强的古代诗文。此外，还精选了一批语文课外阅读材料，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教材改编工作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部分教师还受邀参与教育部工农速成中学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课堂教学实践也走在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前列。条件简陋，教师们就自制教具；遇到疑难知识，教师们循循善诱，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如物理教师颜福清就把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和物理课本中的力学、电学、声学知识联系起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生物教师王育敏和马德良曾创办过“用图表、模型、实物、文字说明布置的展览室，进行生物学高考复习的方式，按教材的章节，根据教学大纲，在墙上挂上有关的图表、文字说明，下面课桌上放上有关模型、标本或实物等，学生进入展览室就可按章节复习，又直观、又明了、又简单”，这种复习方式还曾得到北京市教育学院的肯定。老师上课提问一般不采取举手回答的方式，而是由老师当堂点名、学生到讲台前面向全班同学回答。这样做，在督促学生必须做好课前预习的同时也锻炼了胆量。另外，学校课堂上使用五级分制，考试不排名次。这种学习形式和不排名次的考试方式既有助于消解成年人的自卑心理、增加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助于提前适应大学的教学模式。

　　严明的教学管理制度是教学质量与效率的有力保障。学校实行住宿制，每周六放学后，学生可出校或自由活动，但周日晚自习前必须返校，充分保证了学习时间。此外，学校要求老师必须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上课预备铃响过之后，必须在教室外候堂，必须按时上下课，不能迟到或早退。曾有一位老师因为上课迟到十分钟而受到全校通报批评的处分。为保证教学质量，做好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榜样，胡朝芝非常重视听课，把听课作为领导的重要任务。学校领导还十分重视听取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教导处会定期召开各科课代表会，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然后及时反馈给教师。学校要求老师必须认真备课，“在个人深入教材的基础上，教同头的教师必须集体备课，然后个人再写出规范的教案”。“青年教师刚开始讲课时，一般要在老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试讲，以老带新”。此外，教师之间还经常互相听课，课后及时交换意见。每学期还定期举行公开课，课后教研组认真进行评议，交流教学经验。这些做法对于培养老师严谨的教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十分有益。

　　狠抓教学质量之余，学校也致力于教师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提高。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尽管工农速成中学师生关系多数融洽，但也存在认为工农干部“笨头笨脑”“很麻烦”的个别现象。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教师思想教育，一方面，鼓励教师并带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学习四门政治理论课：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四个学年学完，每年学一门，周一、周四晚各上课两小时，每学会一门还要参加夜大学严格的考试。另一方面，学校还组织教师到北京教师学院进修或参加进修学院组织的集体备课，聘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的老师来校讲授教育学，以提高教学质量。曾在学校工作了23年的史慕贞老师不禁感慨，在校期间“又当先生，又当学生，工作学习两不误，生活非常充实，思想也非常积极进步”。经过不断教研、进修，教师们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迅速提高。

　　（四）优良的教风与学风

　　互敬互爱、亦师亦友。浓浓的“人情味”是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取得成绩的法宝。在许多师生的回忆中，提及最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情谊。

　　校长胡朝芝无私奉献、以身作则的言行深刻影响了师生。据数学教师许宗韫回忆：“胡校长对自己要求很严，把很小的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单身住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在榜样的带动下，教师们对工作尽心尽责。由于教学条件差，生物组的许多老师自制了配合教学内容及解决疑难问题的系列标本和教具，所用的材料是从木工房捡来的下脚料、大学校医院要来的空药瓶和药盒。教务处主任唐孝纯还把她从美国带回来的幻灯机、实验用灯等仪器捐赠给生物组。语文教师王年芳因腿跌伤，行动不便。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在病床上将枕头当桌子，给学生批改作文。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学生们在老师无私奉献精神的感染下，学习十分刻苦。他们课间学习，熄灯后在路灯下看书。回到宿舍，躲到被窝里用手电看书，节假日也舍不得休息。有的女学生为了不耽误学习，临近产期都坚持上课。有的上午还上课，晚上送医院分娩。胡朝芝知晓此事后说：“我们既要爱护她们的学习积极性，又要保证母、婴安全”。为此，商定将临近产期、身体好、还坚持学习的女学生，集中住在离教室近、上课方便、与办公室联系也方便的宿舍，一遇临产分娩，就派车尽快送往医院。这一工作得到女学生及家属们的称赞。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离不开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也离不开其严明的教学管理制度、优秀的师资队伍。严明的教学管理制度保障了教学质量与效率，优秀的教师们则凭借丰富的教学经验、严谨的治学态度，解决了缺少课程标准、缺乏教材和教具等困难，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灵活的教学方式，适应了不同阶段的教学实验需求，引领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学校在提升教师政治素养、业务能力方面的努力，则进一步团结、教育了教师，营造了亦师亦友的教风学风，呈现出一派师生和睦、共同进步的新气象，在全国工农速成中学中起到了榜样作用，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及示范意义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办学历程既有成绩，也有曲折。分析这一过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视角，也要用互动的眼光，考察政策制定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

　　（一）调整和发展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发展过程中也陆续出现过一些问题。由于建校时间短，招生政策执行得不坚决，宣传力度不够，导致许多学生投考时对学校的性质和任务认识模糊，如出现“有些机关选送的学生中，有革命年限不够入学条件的，程度太差的，甚至有把干部子弟送来投考的”等情况，这大大违背了办学初衷。教学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一是由于课程过难，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后期教学开展困难；二是积极性强的学生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健康。有的学生“每天学习时间超过10小时，星期日半天用来赶功课”；三是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师难以兼顾。此外，由于学生都是有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成人，有的在入学前已经成家，家庭负担较重，甚至萌生退意。

　　针对学生出现的畏难情绪，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除在思想上使他们安心学习外，课程上不硬求进度，开始时宁可慢一些，使能打好基础，并在数学上改进教学法，课堂上多练习，对个别同学多加帮助”。这样，“学生情绪安定下来，健康有了好转，功课上也普遍有了进步”。

　　在家庭生活方面，学校通过思想教育和适当的物质补助来减轻部分同学的顾虑，如学生王杰因担心祖母生活问题，影响了学习。接受教育和帮助后，他检讨道：“我在解决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问题之前，是经过了一段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究竟回家照顾祖母重要呢，还是学习要紧？经过组织多次谈话教育以后，我终于摆脱了苦恼，战胜了烦闷，打通了思想，努力学习”。通过一系列调整，稳定了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教育部对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十分关注。1950年，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高度赞扬了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他以数学学习为例，提出要打破“工农学算术很慢”等成见，要重视工农学生的主动性，肯定了将工农速成教育纳入正规学校系统的必要性。他指出：“争取明年起，能在人民解放军和各地区逐渐普遍地设立工农速成中学”。12月14日，《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进一步规范了工农速成中学招生、学制、师资、教学设备、学生资助等内容，各地开始掀起了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的热潮。至1951年12月，各地已创办工农速成中学40所，学生有10744名。

　　为总结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推进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1951年11月20—29日，教育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今后速成中学的设置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向大学附设的方向走，这样师资设备等方面比较容易解决”。1952年7月14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移归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并于8月15日完成交接手续。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面向全国招生，实施重点分类的教学计划。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转型，不仅使“高校确实面向工农开门”，而且更容易与高等教学课程密切衔接，同时在设备及教学方面，亦可得到高等学校的具体帮助和指导。这也意味着工农速成中学即将结束实验期，进入到向高校附设中学的转型阶段。

　　1953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生人数已从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初期的116人扩展至907人。1953年夏，第一届学生毕业，其中有59人升入中国人民大学，5人考入留苏预备班，21人升入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以及其他高等学校。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光明前景也吸引着全国优秀的工农青年前往学习。例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原副主席郝建秀、全国劳动模范杭佩兰等人就曾在该校学习。

　　（二）示范意义

　　1.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推动了工农速成中学学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稳定教育事业，暂时沿用旧学制，但是由于旧学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工农教育、干部教育和各种补习学校没有在学校体系中占应有的地位；职业技术教育没有相关制度；学校制度不能适应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为了使学校教育同革命和建设更好地结合起来，贯彻当时制定的“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满足广大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干部及其子女就学的要求，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科学、技术、文化、管理水平，就必须改革旧的学制，适应生产建设需求。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成功举办，为建立新学制提供了实践依据。1951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通过，规定“工农速成中学，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首次将工农速成中学、业余中学等纳入正规中等教育系统。

　　2.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发展推动了工农速成中学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完善

　　为奖励优秀的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入学，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规定：“凡对离职学习的学生，在学习期间，其原有的军龄、工龄应继续计算。供给制干部入学后，其政治和物质生活等待遇必须保存其原来标准。工资制干部按其相当等级受供给制待遇。工人按一般供给制待遇，学生入学后其家属生活确有困难者，得酌情予以补助”。

　　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分类给实际操作带来不便，学生的子女教养费问题一时难以得到解决，学校很快将情况反映到了上级部门。1952年7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学生人民助学金的通知》明确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人民助学金的等级的评定，应依据现所颁布的标准和具体情况，由全体学生自报公议，民主评定，最后由学校行政批准。在评定时，应尽量照顾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少数民族及归国华侨子女的实际困难”。23日，教育部下发《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工资及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要求“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实行占总数100%的每人每月30万元的助学金”，并提出：“原为供给制工作人员或产业工人的学生，人民助学金标准应高于一般学生，除解决其个人生活学习费用外，还应适当照顾其家属子女生活的困难”。

　　按中央精神，自1952年9月起，工农速成中学及工农速成初级学校将不论原供给制或工资制之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入学后一律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标准是每人每月30元。12月，就转学的学生子女教养补助费问题，教育部答复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要求子女教养补助费用应在人民助学金内统一解决。然而，新的助学金规定因过分强调平均，影响了部分学生入学积极性。为了合理调节不同级别学生的待遇，1953年12月，高等教育部制定《关于产业工人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后的待遇的补充规定》，对于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的产业工人的待遇又做出新的规定：“按工资的75%发给人民助学金。如原工资低于32元，暂按32元发给。劳动模范入学，凡经各产业公会全国委员会评为全国性的生产劳动模范的产业工人学生，经教育部批准后，其人民助学金按入学前的原工资发给”。将子女教养费容纳进助学金，调节助学金发放的公平标准，有效缓解了工农学生的后顾之忧，也充实了人民助学金制度的内涵。

　　3.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经验推动了其他工农速成中学的教学实践

　　教育部在借鉴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算术讲义的基础上，1951年改编出版了《工农速成中学试用算术课本》。1952年编订的《工农速成中学语文课本》，书末也借鉴该校经验编有“课外阅读材料”。此外，根据该校前期教学经验，1951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制定了统一课程教学计划，规定课程为国文、数学、自然、化学、物理、地理、历史、政治、制图、体育、音乐，其中国文和数学占课时比最重。1952年7月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转型后，分类教学计划初见成效。12月18日，教育部发布《工农速成中学分类教学计划》。上述文件的颁布实施，推动了工农速成中学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

工农速成教育的推广与转型

　　在教育“向工农开门”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办学经验，各大行政区和部分省、市也陆续开始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0年上半年，“北京、平原、山西、河北、沈阳、哈尔滨、大连、无锡、开封、西安等地已成立工农速成中学十一所及附设在合肥市一中、蚌埠市中、淮南中学的工农速成中学班三班”，入学人数共1485人（哈尔滨、河北二校未计入）。在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激励下，各地学生学习热情高涨。有学生在发榜前甚至表示：“如果不能录取，学校能叫我们自己拿出钱来，在这里当个旁听生也行”。

　　与此同时，各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过程也出现一些问题，如不少地区不重视招生，学生不够招生标准；很长时间内没有统一教材，教师按普通中学教材随意加以精简，很难保证质量等；又比如“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对工农速成中学的领导是异常薄弱的”；“不少省市的教育厅、局未能认真贯彻政务院‘配备优良教员担任教学’的指示”；“1953年秋季，工农速成中学第一批毕业生1500余人进入高等学校，由于基础差，无法适应高等学校的学习”；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发展工农教育仍需遵循教育规律，循序渐进，否则难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教育部及各地教育部门均进行了调整。东北、天津、北京等地率先筹办师资训练班，其中以北京师范大学师资训练班最为有名。1953年，高等教育部工农教育处颁发了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大纲。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重视和改进工农速成中学》，提出：“必须进一步明确认识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方针和任务”；要“作好招生工作”，这是办好工农速成中学的重要条件；应该认真地加以解决工农速成中学师资问题；“应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必须适当地精简课程和教材”。“为了做好上述一切工作，办好工农速成中学，各地党委必须加强对工农速成中学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当然，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应对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各地提供了经验。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的转型带动了全国工农速成中学的转型。按《教育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附设于高等学校的决定》，“自1953年起，工农速成中学应有计划、有步骤地附设于各类高等学校，作为高等学校预备学校”。截至1954年7月，北京已有9所高校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即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清华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铁道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航空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唐山铁道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当时归北京管辖）。为了保证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顺利进行，满足招生的需要，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不计算在内）和工农速成中学进行了相当规模的基本建设工作”，“全国有三十个城市一百零三所高等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新建和扩建了校舍”。

　　新中国成立几年后，全国工农速成中学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有关方面的协助及学校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求大批优秀工人骨干和干部长期脱产学习并不现实，实践证明，对工农干部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955年5—6月，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指出：“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应大力进行，但必须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大量举办正规的从小学到大学的业余工农学校。在师资、时间、经费和领导四个方面，均须给以充分的保证。在普通中学大量吸收工农子女入学。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现有的工农速成中学，过去虽作了很大努力，但这种使产业工人中的骨干和工农干部，大量长期离职学习和短期速成的办法在各方面有难于克服的困难，因此从今年起应即停止招生。对现有工农速成中学必须继续办好，学制延长一年；其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工农速成中学可以招工农干部班，并逐步改为普通中学”。7月，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再次强调广大工农干部和工农群众的学习，“应坚决贯彻业余学习为主的方针，不再采用举办工农速成中学的办法。因此决定工农速成中学自1955年起停止招生”。

　　截至1955年3月，全国共成立工农速成中学87所，在校学生51000名。“工农速成中学已经有两届毕业生，绝大多数都升入了高等学校”。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1680名，有1622人升入高等学校；1954年毕业生4187人，有3297人升入高等学校。根据88个高等学校的统计，1953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升入各该校的共1186人，学习1年后升级的962人，占总人数的81%以上。这说明，全国工农速成中学有了显著发展，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培养了所需要的工农知识分子。1955年，由于办学需求与国家建设情况的发展，工农教育向业余教育转型，工农速成中学随即停止招生。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最后一届工农学生毕业，同年，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中学”，宣告工农速成教育基本结束。

结语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在工农教育、干部教育、成人教育史上意义重大。该校通过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课程、教材教法、教学管理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它推动了工农速成教育走向正规学制的进程，打破了旧学制对工农的阻碍，向世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向工农开门”的办学决心和魄力。

　　以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为代表的工农速成中学巩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工农学生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实现了文化翻身，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高校知识分子的成分结构。许多人回归工作岗位后成长为骨干，回应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初心。在师生们和睦相处中，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精神信仰得以传播，增进了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荣誉感、责任感。

　　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作为展示工农速成教育成果的窗口，提升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力。该校因创办早、成绩佳，加之有众多劳动模范、革命英雄在读，一直为媒体所关注。该校还曾多次接待社会主义国家和周边国家领导人的参观访问，展示了新中国的良好形象。

　　尽管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等问题，但要指出的是，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教育公平、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中国化的一次有益尝试。短短几年间，工农速成教育不仅实现了为社会主义建设储备工农干部人才的初衷，也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巩固了不同群体对人民政权的认同。工农速成教育的实验也促进了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为当下教育发展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提供了有益思考。

　　［作者简介］张璐，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