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中长期规划的模式、理论的研究
自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成功地实施以来,这一管理经验和模式引起了发达国家的极大关注,萨特米尔曾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蕴藏于中国人民中的科学技术创造力的解放,极大地丰富了世界科学技术知识的宝库；第二,1949 年以来,中国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具体做法,为世界各国促进知识增长和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25]。他在《科研与革命》一书中,从科学与社会的主题入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发展的组织与规划及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论述极富预见性与启发性。然而中国对此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却显得十分不足,对它的学理性的研究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对中国的学术界和政府职能管理部门来说,加强对“规划模式”的学术基础和理论研究显得尤为必要,也十分迫切。[26]
张利华、徐晓新认为，随着国家层面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省、市、县三级的区域发展规划取得了重大发展。但国内有关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影响了整个科技发展规划的质量和实施效果。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是影响科技发展规划质量的重要原因。[27]
杨柯在简要回顾了建国至八五期间的历次科技规划的基础上，指出了科技规划管理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方面。[28]
四、关于“大科学”体制问题
1．学者们大都认为“大科学”体制是建国初期国家发展科技的必然选择
一些学者系统考察了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29]。他们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以中国科学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曾在建国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体制的缺陷日益显现出来。1955 年6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这是在中国科技体制中贯彻依靠科学家办科学思想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走向中国式集中型或计划型“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步骤之一。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是在此后从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技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它全面展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和科技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即国家是科技活动的唯一主体、科技活动的唯一投资者、科技成果的唯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30]
崔禄春认为中国科学建制国家化的选择，除了有借鉴苏联的原因外，还有深刻的时代和历史渊源。首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科技由国家规划，进行宏观管理；其次，中国共产党战争时期积累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大兵团协同作战”等丰富经验，将其用于科技攻关成为共产党人的自然选择；再次，中国自古以群体为本位，有通过大规模组织民众完成诸如万里长大、大运河等巨大工程的历史传统，这些文化传统与“大科学”时代有某些契合之处；最后，科技救国是近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希望国家介入发展科学，用科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中国科技界向往和认可科学国家化。[31]
段治文认为“大科学”体制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最佳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他赞同崔禄春的“大科学”体制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同”理想、中国科学界向往和认同科学国家化的观点。同时指出“大科学”还符合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是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32]
王素莉从民族精神的认同角度，回顾了“大科学”体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分析了“大科学”体制所具有的“中国化”的独特本质。她认为，中国“大科学”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基础上的，是熔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于一炉的民族精神的结晶。在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信仰上的高度认同，是构成中国“大科学”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运行机制的重要动力资源和道德基础。毛泽东将群众路线应用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把群众作为重要的科技人力资源，发挥其中的创新潜能，为中国科技发展中许多低技术和非技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无疑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一个大胆创举。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通过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指引，构成了“大科学”体制运行所必需的动力资源，这是中国“大科学”体制发展的独特经验。[33]
2．对“大科学”体制的评价
赵永庄认为“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攻关”的“大科学”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的五个条件之一，是一条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原子弹和导弹的发射成功，就是集中力量、统一攻关的成功范例。[34]
冉志认为，在“大学科”体制下，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于建国初期技术力量和各种条件有限,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又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精密程度要求高等特点,因此更需要集中力量,突破重点。组成科技主力兵团,将全局的分散劣势,集中起来形成局部的相对优势。事实证明,这个举措非常正确。[35]
钱学森认为:“大科技”体制，“是把四十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成功经验运用到现代化大科学工作上来”的成功范例。“这一套组织管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它们不但在过去‘两弹一星’事业中是成功的，现在的国家高技术工作也应该采用。”[36]
王素莉通过总结“两弹一星”战略决策实施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了“大科学”体制。她认为，“两弹一星”国防尖端科技发展战略的体制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大科学”体制。[37]中国“大科学”体制的建立明显地带有冷战时代的特在征的影响，也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屡屡冲击，再加上苏联体制的制约，中国的“大科学”体制在步履艰难地发展着。在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中，“大科学”体制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需要我们发挥“大科学”体制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强国家对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在这里任何短视的和功利的态度和做法都是十分有害的。[38]
段治文、钟学敏认为，中国的“大科学”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科学”体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局限性是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的。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不是大规模科学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没有大量科研成果及其对社会渗透的良性机制作为基础，而更多的体现了自上而下人为的推动和行政化的特点。从科研机构的建立到科研课题的确立,其重心都游离于企业之外,没有解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39]
崔禄春认为科学国家化的负面影响是科学易受政治风云的影响，一旦科学国家化为个人所取代，一旦反科学主义占据上风，则科学被摧残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此后不久，出现的科技界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40]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编审、编辑）
[①]例如，在全国第四次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上，研讨问题之一就是关于科技发展战略的问题。详见《理想·事业·友谊——全国第四次科学学与科技政策学术讨论会评述》（《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6年第1期）及这次会议的论文集——《科技·战略·体制》（学术期刊出版社1988年版）。
[②]董华、崔芳、纪宝伦：《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及其特征》，《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8期。
[③]柯育芳、张军：《1949～1994 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求索》2004年第7期。
[④]童大林、胡平：《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⑤]马佰莲：《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三次转移》，《南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⑥]宋正：《从“向科学进军”到“科教兴国”——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述评》，《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⑦]许晶：《从“向科学进军”到“科教兴国”》，《科学管理研究》2005年第5期。
[⑧]王伟宜：《新中国50年科技政策的发展》，《科学管理研究》2000年第6期。
[⑨]孙小礼主编《科学技术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2页。
[⑩]黄顺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11]戴艳军等：《建国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政策分析》，《云南科技管理》2005年第1期。
[12]方新主编《中国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136页。
[13]《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40页。
[14]马惠娣的论文主要有《关于中国第一个科技技术发展规划的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6期；《科学技术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对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评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胡维佳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历次科技规划研究综述》，《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 年增刊；《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思想的演变》，《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增刊；《从“有计划地开展科学技术工作”到第一个科技规划》，《中国科技史杂志》 2005年增刊；《“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制定、作用及其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3期。
[15]龚育之：《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科学学研究》1991年第3期。
[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533页。
[17]《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42～845页。
[18]曾敏：《从“两个科学规划”的制定看聂荣臻的科技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年第6期。
[19]杨丽凡：《影响深远的〈1963～1972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3年增刊。
[20]戴艳军等：《建国以来我国科学技术政策分析》，《云南科技管理》2005年第1期。
[21]郑巧英：《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前后中国科技政策初探》，《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4期。
[22]胡维佳：《中国科技规划的历史重任》，《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
[23]﹝美﹞萨特米尔著、袁南生等译《科研与革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230页。
[24]﹝美﹞利奥·奥连斯著、郭忠言等译《科学、专家路线和经济调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会：《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中国》第1卷下册，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280页。
[2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袁南生等译《科研与革命——中国科技政策与社会变革》，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文序言。
[26]马惠娣：《关于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理论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6期。
[27]张利华、徐晓新：《科技发展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自然辩证法发研究》2005年第8期。
[28]杨柯：《功在当代的千秋大业——国家科技计划综述》，《中国科技信息》1997年第13、14合刊。
[29]杨德才等著《20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4页。
[30]段治文、钟学敏：《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31]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32]段治文：《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4～89页。
[33]王素莉：《大科学机制：新中国科技体制与民族精神的认同》，《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3期。
[34]赵永庄：《浅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科技管理研究》1988年第1期。
[35]冉志：《论毛泽东、聂荣臻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思想》，《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5期。
[36]《国防科技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人民日报》1992年5月29日。
[37]王素莉：《“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与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8]王素莉：《大科学机制：新中国科技体制与民族精神的认同》，《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3期。
[39]段治文、钟学敏：《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0]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