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的社会思想环境是科学昌盛、大师频现的另一重要基础

　　近代科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伟大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首先是一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精神，认为人乃万物之本。就像莎士比亚所赞叹的：“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人文主义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正是科学精神的基本支柱。伴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路德新教所宣称的“因信称义”，表达了自由和平等的观念、颠覆了教会的绝对统治权威。长期以来，被神恩、天启、权威所禁锢的人类思想开始得到解放。

　　在这一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宗教和科学发展的关系。哥白尼的卫道者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教廷处以火刑，但哥白尼本人却是一个职业牧师。正是在长期的职业宗教生涯中，他利用业余时间创立了伟大的“日心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在近现代科学史当中，不乏自然科学大师出身于宗教信徒，在修道院任职的孟德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长达12年的豌豆杂交试验，以遗传定律奠定了现代生命科学的基础。这个现象至少说明两点：一是路德新教所宣称的“因信称义”，是基督教思想方法中归于理性的表现，而这种理性的思维无疑有利于现代科学的产生；二是新教具有宽厚平和的特性。例如：近代物理学之父伽利略因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他一直被监视居住在佛罗伦萨城外的一幢别墅里。正是在这里，他又完成了另一部伟大著作《两门新科学》，并最终得以出版。1980年，教廷正式宣布对伽利略的判决是不公正的，稍晚些，受火刑的布鲁诺也被教廷平反。

　　至于现代西方科学家当中，基督教的信徒同样比比皆是。1980年，包括杨振宁、丁肇中在内的7名诺奖获得者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使命是研究“科学同宗教信仰的关系……”。科学，这个曾经的神学的“婢女”已经可以和“小姐”坐而论道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宗教接受理性的时候，科学就没有了最后的思想羁绊，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这个生命力来源于思想的自由。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得到了不可遏制的发展！“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永远都不会过时。

　　关于现代科学何以未产生于中国以及为何不能在中国发扬光大，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如李约瑟难题等等。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明了科学精神产生的基础，我们可以推测中国科学大师不断诞生的条件，并应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

　　第一，从长期来看，要力争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科学史研究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先兆期，但随后都由于战乱和社会动荡而趋于消亡和失败。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周、汉两朝，也分别经历过西东两周、西东两汉的动乱过渡时期。即使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的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其289年的存续时期内，也发生了无数的内外战争、宫廷变乱、藩镇割据等等重大社会动荡。这些，都摧毁了原本微薄的社会物质基础。此外，中华民族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生存压力特别巨大。因此，必须着力推进政治改革，确保国家长治久安；要大力发展经济，筑牢物质基础，藏富于民，着力蓄养一大批富足生活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跨代长期存在，应该是滋养学术思想大师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管理层面，要鼓励和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思想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先导。史学家公认：周秦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期。而在汉帝国的鼎盛时期，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对后世汉民族思想的禁锢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如同修筑长城永远不可能真正抵御外族入侵，大一统的封闭思想体系也不可能长期地富国强民。当前，在中国学术界，要防止学术的官僚化，弱化以院士制度为代表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官僚体系，在法律的框架内，以更加相信群众的心态，欢迎各种不同的声音。

　　第三，在自然基础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设计过程中，尽一切可能，摒除功利主义色彩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科技界，仍然秉持“绩效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中，最广受诟病的话题是对科研人员的绩效管理。由于科学界公信力的丧失或缺乏，使得各级科研管理机构对指标性的学术评价高度依赖，由此形成了“我爱真理、我更爱论文”的不良学术氛围，和“我爱真理、但我不能得罪学术权贵”的处世价值。因此，各级科研管理部门和决策机构，应深刻认识科学研究的规律，改进评估方法、减少评估频度并进而优化科研资源的分配。

　　中华民族是勤劳善良的民族，也是聪颖智慧的民族。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日益丰富的物质基础积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同时也随着中华民族对现代科学精神的不断揣摩、理解和实践，我国必将涌现出一大批科学巨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