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科技事业非常落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偌大的中国，遗留下来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600余名，除了地质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地域性调查工作和可以不依靠实验设备而勉强进行的研究工作外，现代科学技术在旧中国几乎一片空白。[1]pp 4-5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毛泽东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2](p351)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3](p412-413)并提出了一系列指导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健康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而且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少成果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我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使世界瞩目。

　　一、确立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与国家建设实际结合的科技发展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就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延安建立了自然科学院。在延安和各解放区，虽然科技工作者的人数很少、科技工作的规模不大，却在通信、枪械、弹药、医疗和工业、农业生产方面成为人民解放事业的一支生力军。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科技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新中国一诞生，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立即着手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确立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科技发展方针，摒弃了旧中国科学工作脱离实际，为研究而研究的弊端，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战略思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与发现，普及科学知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成立中国科学院。1949年11月1日，在对所接收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共22个单位进行改组与整顿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指示》具体阐述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项基本任务：（一）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提出科学研究必须为人民服务，要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结合；要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形势，吸收国外科学进步的成果，赶上国际学术水平。（二）培养与合理的分配科学研究人才。（三）调整与充实科学研究机构。[4](p285)为了推进科学研究与生产建设实际的结合，1950年，政务院先后通过并颁布了《关于奖励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以及《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1951年3月，政务院进一步发布了要求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指示科学院“应注意有系统地调查各生产部门对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力求使自己的和全国科学研究人员的工作计划适应这些需要。”[5](p101)科研机构的建立和科技方针的确立，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起步。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在调整科研机构、发展科研规模、组织科研队伍和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包括地质、冶金、机械、铁道、交通、燃料、电子、邮电、建筑、纺织、林业等系统在内的政府各部门相继建立了各种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各省、市以及许多厂矿也建立了研究试验机构；高等院校随着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研究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初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机构四路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经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讨论，四路大军的科研方向作了基本的分工：中国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科学理论，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主要解决生产中的实际技术问题；高等院校的研究部门可根据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科学理论和解决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地方科研机构的科技工作则要密切结合本地经济建设需要。

　　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迅速步入为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轨道，并出现了良好态势。1955年6月，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曾欣喜地陈述“一部分研究成果在国家建设中已经发生了重要作用。”比如，地质矿产的调查和研究，提高了对铁、铜、锰等重要金属矿藏和煤矿的已知储量，并发现了新的矿苗。冶金的研究对新的钢铁工业提供了设计数据；球墨铸铁和锰钼合金钢的研究对机械工业提供了良好的金属材料。天气预报的研究，提高了预报的准确度，对于国防、交通、农业、水利等有了重要贡献。选育并推广了优良作物品种，找出了对螟虫、蝗虫和几种主要棉虫的防治方法，提高了棉粮的产量。对人民保健事业有重要关系的抗生素的综合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此外，关于土壤、植物、水产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华南和黄河的综合考察，科学家们都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同样有着前所未有的成就。[6](p270-271)

　　二、“向科学进军”，实施“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赶超战略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也很快。各级科学研究机构已发展到381个。通过教育改革和院系调整，初步改造了中国的科技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科技研究人员已从解放初的600余人发展到19603人，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投身于生产建设和科研工作，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科学技术的繁荣和进步作出了贡献。但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强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撑。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原子能、电子技术、空间技术等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洞悉这次科技革命给中国的机遇，决心抓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1955年初，毛泽东表示：“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7](p352)1956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他号召“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7](p357⁾此后，他强调了赶超战略：“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2] (p341)

　　鉴于我国科技落后，科技人员匮乏，国力有限，科技发展不可能全面铺开，必须有所侧重，集中科技资源解决关键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方针。周恩来、聂荣臻等主持制定的《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科学规划》）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技研究任务共57项，其中又确立了12项重点，它们是：（1）原子能的和平利用；（2）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指超高频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电子仪器和遥远控制）；（3）喷气技术；（4）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5）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矿物原料基地的探寻和确定；（6）结合我国资源情况建立合金系统并寻求新的冶金过程；（7）综合利用燃料，发展重有机合成；（8）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9）黄河、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10）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的重大科学问题；（11）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12）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8](p504-505)这12个重点包含有当时世界前沿科技课题、关系我国重工业建设的重大科技问题、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福祉的重要问题以及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这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第一个宏伟蓝图，既立足我国实际，又志存高远，发展新兴学科的同时，带动科学发展的全局。

　　1962年，《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前五年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的情况，又制定的《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抓两头，打基础。所谓两头，一头是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是国防尖端的科学技术。所谓基础，一是基础工业，一是理论基础。总目标是赶上六十年代世界先进水平，并准备向七十年代水平过渡。

　　三、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自主开发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科技发展之路

　　中国的科技水平低，学习和利用世界已有的科技成果，大力引进技术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周恩来要求“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3](p184)

　　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向苏联学习。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9](p263-264)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条“最平直、最接近、最宽阔的大道”。这不仅是因为苏联的科学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因为在世界上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无私地给我们以技术上的帮助。”[10] (p179)因此，需要“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3]⁽p183)中国积极开展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在1953年2月至6月，钱三强率领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建立了两国科技界之间的对口联系，加强了两国科技领域内的合作。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苏双方在互相提供科技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与留学生和互相接待技术专家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中国还先后同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签订了类似的科技合作协定。

　　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方法，一是派出去，二是请进来，三是多联系，包括交流科研计划和学术观点、交换科技情报和科学著作。据统计，中国先后选派考察专家1000多人、实习生2000多人赴苏联考察、研究与学习。同时，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分期分批派出专家数千人次到中国指导科学技术工作，累计向中国提供科技资料8400多项，援助中国156个重点企业的建设。此外，苏联先后派遣800多位专家到中国任教，帮助中国高校开设新专业150个，建立实验室500多个；1956年，苏联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成立了“联合核子研究所”，开展原子物理学的研究。苏联政府和许多科技专家对于处在创业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给予了积极的帮助，促进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开拓与发展。[1] (p9-11)

　　中国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但并不排斥向西方学习。1953年4月26日，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提法错误的指示》，指出社会上流行颇广的“技术一边倒”口号“是不恰当的”。因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10] (p178-179)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11] (p101-103)但当时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中国无法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联系，进行科技交流，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有所改观。

　　学习必须消化吸收，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只能靠自己自主创新。毛泽东指出：“在技术方面，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11] (p103)我国科技工作者表现了很强的学习能力。在由苏联援助的156项重大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初步掌握了现代化工厂、矿山和交通运输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术。在尖端武器方面，“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12](p742) 1956年5月，导弹研究院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酝酿成立时，聂荣臻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导弹研究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当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予以批准。[13](p307)由于我国在开创原子能事业的初期，既不放松对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又不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而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我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因此在1960年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苏联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技术协定，撤走技术专家时，中共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协同攻关，集体攻关，中国以较快的速度自主研制成功“两弹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