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项“紧急措施”与力学学科规划为中心的探讨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要求国家计委负责、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制订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1］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由陈毅副总理担任主任的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科学规划的编制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工作和反复研讨，于8月21日制订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和四个附件，即《国家重要科学任务说明书和中心问题说明书》、《基础科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任务和中心问题名称一览》、《一九五六年紧急措施和一九五七年研究计划要点》，全文有600多万字。这个国家层面发展科学技术的长期规划，“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并作出了初步的安排”。它从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基础科学等13个方面凝练出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并提出12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大任务。另外，还特别提出四项“紧急措施”，予以优先发展。［2］ 

　　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参加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并担任综合组组长。他及时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信息介绍到国内，创造性地将技术科学思想与科学规划“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总方针以及“以任务带学科”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让发展技术科学的思想主张与国家科学任务紧密相连，使科学规划的内容既体现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宗旨又符合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迄今，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研究文献已有不少，有学者先后做过综述或专题研究，也有科学规划亲历者发表过回忆文章，还有专门论及钱学森在科学规划尤其是四项“紧急措施”制定过程中突出作用的文章。（参见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马惠娣：《科学技术宏观管理的“规划模式”——对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评析》，《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张久春、张柏春：《20世纪50年代中国计算技术的规划措施与苏联援助》，《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胡维佳：《“十二科技规划”的制定、作用及其启示》，《中国科学院院刊》2006年第3期；孙洪庆、陈崇斌：《新中国物理学发展的早期规划——〈物理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浅析》，《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年第3期；孙洪庆、胡化凯：《“十二年规划”与建国初期的磁学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年第4期；路甬祥：《向科学进军—— 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振坤：《在科学院辉煌的背后——张劲夫访谈录》，《百年潮》1999年第6期；等等。）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在“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体现予以初步探析。 

　　一、“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方针、原则与技术科学思想 

　　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方向取决于该国的实际需求，国防安全、经济发展、穿衣吃饭等国计民生问题常常影响甚至决定科技优先发展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密切配合国家建设需要，重点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应用科学研究。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1］（p.39）这一要求成为制订“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全国科技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然而，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基础极为薄弱，尤其是科技人才资源十分稀缺，发展科技事业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绩。换句话说，科学规划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方针才能使我国科技事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哪些科技部门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最为急需的？如何处理解决国家科技任务与发展学科理论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成为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争论的主要问题，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大问题。 

　　一个是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方针。有的意见认为，中国科技基础很差，应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有的意见主张，先发展“基础”（即一般的工业技术与基础科学理论），然后再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原子弹、导弹等）。对此，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张劲夫回忆说：“在规划中，采用什么方针来体现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号召呢？经过科学家的反复讨论，大家赞成‘迎头赶上，重点发展’的方针，即起点要高，并要突出重点。当时在许多重要领域，我国还处于空白或者很薄弱的状况。因此，有的同志对‘重点发展’表示赞成，但对于‘迎头赶上’，则认为脱离了中国实际情况，是不现实的，他们主张从打基础开始。”［3］ 

　　另一个是制订科学规划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从学科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寻找研究课题，还是从经济建设需要出发确定研究课题。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科技基础太差，尤其是基础科学更差，研究人员又少，应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研究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制订规划。另一种意见认为，基础科学固然要重视，但应用技术对经济建设更有直接的影响，应从经济建设任务出发制订规划。双方各有高见，争论激烈。 

　　这两大问题事关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道路与方向。为此，1956年4月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讨论科学规划制订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方法等问题。经过综合考虑、权衡利弊，会议确定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科学规划的总方针，以“任务为经，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为基本原则和方法，适当集中有限的力量，放到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发展最急需、最关键的方面上，大力开展研究，从而带动有关科学技术部门的迅速发展，亦即“根据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对于科学技术所提出的任务进行规划”，并兼顾科学自身的发展。［4］ 

　　指导方针与制订原则属于宏观层面，要把它落实到科学规划的具体内容中，就要求科学规划的直接实施者熟悉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进展，特别是洞悉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密切结合的发展趋势，还得具有制订科学规划的相关经验。也就是说，实施者必须是精通从基础科学到工程技术整个转化进程的科学家。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是集应用力学家、火箭技术专家、自动控制专家于一身的技术科学家，还有曾为美国空军起草前瞻性咨询报告——《迈向新高度》的宝贵经验。他带回了当时西方最新、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方法、技术、信息以及科学组织管理经验，特别是他大力宣传的技术科学思想。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结合而产生的一类新的知识，它以基础科学为基础，从不断发展的工程技术实践中寻找急需解决的共性问题，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规律性的新知识，反过来指导工程技术的发展。应用力学是最早兴起并发展成熟的技术科学学科之一，而导弹、原子弹、雷达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诞生的新式武器与装备是技术科学发展成就的典型代表，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 

　　由此可见，钱学森主张发展技术科学的学术思想与科学规划所要求的“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不谋而合。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这个负责审查、综合各学科任务的重要角色，让钱学森在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拥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从而在重大科学技术任务确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影响。其中，最为鲜明地体现技术科学思想的是四项“紧急措施”和力学学科规划。 

　　二、四项“紧急措施”与技术科学 

　　（一）四项“紧急措施”的提出 

　　科学规划委员会完成科学规划方案初稿后，在向周恩来汇报规划内容时，周恩来说：印出来的本子这么厚一摞，国务院怎么抓，你们要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5］。为此，张劲夫秘书长决定迅速起草一份关于紧急措施的报告。他在参加科学规划的科学家中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成员有钱学森、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经过深入研究讨论、综合归纳，专门小组认为国家最为重要、最为紧急、最带有关键意义的是原子能、导弹、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这六项，原子能、导弹属于严格保密的国防尖端技术，国家已做出专门的安排，由国防科研部门负责。其余四项，在我国尚为空白，但又是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必须放在其他重要科学任务之前优先支持。这样，他们就提出这四项特别的科学任务作为优先发展的科学项目，对外公开时简称为四项“紧急措施”（实际为六项），由中科院负责落实和实施。四项“紧急措施”实施方案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亲自过问，认为它们是符合“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指导方针的重大举措，立即批准，并同意由中科院迅速集中科技力量，着手筹建有关的研究机构。［6］ 

　　为什么选择原子能、导弹、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电子计算机、半导体作为“紧急措施”？原因是这六大新技术是代表当时世界最新而又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也是“世界各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展开竞赛中的注意焦点。对于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会促进生产技术的根本革新，同时也会带动很多方面的研究工作的发展”［7］。在这六大项目论证和确定过程中，钱学森展示出渊博的学识，提出了许多前瞻性见解及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张劲夫回忆说：钱学森担任综合组组长，“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8］曾在科学规划综合组担任过秘书工作的何祚庥也认为，钱学森在六项“紧急措施”确定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9］，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二）四项“紧急措施”背后的技术科学 

　　六大新技术是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是基础科学新发现迅速应用于工程技术而产生的尖端技术，是科学家与工程师紧密合作的最新成就，更“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先锋”。它们的诞生和发展，带动了技术科学的突飞猛进。所以，要在这六大新技术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必须掌握相应的理论科学作为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这六大新技术涉及的科学技术领域十分广泛，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其中，钱学森主持制订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为我国导弹火箭技术发展勾勒出初步蓝图。《规划纲要》写道：“喷气飞机和火箭是现代飞行器械技术中的最高成就。这种技术的掌握和发展对于增强我国国防有很大的意义”。“这两种超高速度的飞行器械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是突出的高峰之一，掌握它、运用它和继续发展它必须要付出很大努力。”建立这项新技术任务的工作内容，包括“掌握喷气飞机和火箭的设计和制造方法，同时研究其有关的理论，并建立必需的研究设备，从事高速气体动力学、机身结构、各种喷气动力、控制方法以及飞行技术的研究，使在最短期间能独立设计民用的喷气飞机和国防所需的喷气飞机和火箭”。［10］可以看出，建立与发展喷气飞机和火箭技术可以带动气体动力学、固体力学、工程控制论等技术科学的成长和发展。 

　　关于第38项无线电电子学，任务说明书要求：“掌握无线电电子学主要方面的先进知识，使能自行设计各种符合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无线电元件、电子管和仪器，并解决材料和工艺上的主要问题。此外还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为工业生产开辟新道路，为应用开辟新领域”。［11］ 

　　关于第39项自动化科学技术，《规划纲要》要求：“以总结先进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为开始，然后发展调节理论和它的工程计算方法，研究生产过程综合自动化的理论，建立自动电力拖动和远动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自动、远动技术工具的科学基础。”［10］在该项任务说明书中，进一步要求以“工业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提高和改进的实践，与基本理论的提高和发展应有步骤地相互提携前进”为方针，今后12年内“预期将在非线性的、复合的和随动的自动调节系统方面，建立起更完整的理论及其工程计算方法；扩展控制论和讯息论在自动学和远动学中的应用；系统地分析技术经济效果，以解决生产过程综合自动化的次序和规模；建立更经济、可靠、准确和动作迅速的自动电力拖动系统；以及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使自动检查、计量、控制和调节的方法及其技术工具得到更大的发展”。［12］ 

　　以上分析可知，这六大新技术的确定是从国家建设需要出发、贯彻“以任务带学科”原则的范例。为了更鲜明地体现这一原则，《规划纲要》还特地就发展原子能、无线电、喷气技术、自动化等新技术对技术科学发展的促进作用做了进一步的介绍：“由于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就会对稀有金属如铀、钍、锆、铂等的冶炼和新型动力机械的制造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研究任务；由于放射性元素的广泛应用，也将为许多科学部门和生产技术开辟新的局面。无线电电子学新技术对于国家的广播和通讯事业，无线电定位、反定位，电力系统装备的建立，实验室和生产过程中的测量、控制，特别是远距离操纵方面以及整个仪表工业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会把新的技术原理引入这些部门。喷气技术（包括喷气飞机和火箭）的建立会要求把我国高空气体动力学、燃烧学、热力学、传热学、材料强度学方面的研究大大加强，会大大提高我国在遥远控制和复杂自动控制系统方面的水平。生产过程自动化是关系整个工业技术的改造的一个共同性问题，是近代生产技术发展的一项综合结果。但是现在有关自动化，特别是综合自动化的一系列理论基础尚未成熟，有关不同生产部门的遥远控制与调节的理论和方法等均极需要研究。”［7］可见，这些新技术与技术科学息息相关，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须以相应的技术科学作为直接的理论基础。鉴于此，《规划纲要》提出：“我们必须学习和掌握这些新技术”，“加快地建立作为这些新技术的基础的理论学科”，包括原子核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力学、控制论、统计数学、计算数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半导体物理等。［10］ 

　　与此同时，基础科学学科规划在许多地方也体现了技术科学思想。如《规划纲要》在介绍物理学的发展方向时，要求“以原子核物理与基本粒子物理、无线电物理与电子学、半导体物理三门学科作为今后十二年内物理学发展的重点”。这三门学科的服务对象分别为“紧急措施”中的原子能、无线电、半导体这三项。另外，还要求“在金属物理学方面应着重解决原子能利用、喷气飞机和高速机械零件的制造所提出的强度原理与金属在特殊条件下的性能与结构等问题”。［13］ 

　　科学规划贯彻“以任务带学科”原则，要求科研部门发展与重要科学任务密切相关的科学理论，一方面指导科学任务的完成，另一方面带动相关学科理论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技术科学思想与“以任务带学科”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是科学规划能够吸纳技术科学思想的内在原因。如果我们把六大新技术与钱学森1957年在《论技术科学》［14］一文中所提出的“技术科学新的发展领域”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他所提出的技术科学新方向基本上涵盖了科学规划的六项“紧急措施”，既阐明新的研究方向与国家建设的密切关系，又指出需要研究的新课题，与科学规划所要求的“以任务带学科”原则十分契合。因此，科学规划提出六项“紧急措施”，实际上也是推动技术科学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六项重大举措，有助于推进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结合，建立和发展相关的技术科学理论。 

　　三、力学学科规划：最直接地体现技术科学思想 

　　列入科学规划的绝大多数是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关系密切的应用科学问题，而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由于无法为具体的建设任务所带动而未被列入，遂引起一些科学家的不满。为了化解这部分科学家的担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科学规划委员会决定增加1项任务［15］，即“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科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作为科学规划第56项任务，并列为12项科学研究重点问题之一。中国科学院根据这一要求制定出专门的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作为《规划纲要》的一个附件，包括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及地理学8个基础学科。 

　　当时，我国力学教研力量非常薄弱，全国从事力学工作的约有750多人，其中仅有120位高级力学教学与研究人员，而能够独立开展力学研究的约有60人，能够指导研究生的仅有30人。［16］专门的力学研究机构只有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专门的力学人才培养机构仅有北京大学力学专业。力学学科规划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制订的，钱学森、钱伟长、周培源、沈元、吴仲华、陆士嘉等近20位力学家参加了力学学科规划的调研和制订工作。 

　　科学规划关于力学的发展规划主要体现在两处：一处是在《规划纲要》第四节“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部分；另一处便是基础科学学科规划中的力学学科规划，包括“力学学科规划总论”与“力学学科规划说明书”两个部分。力学学科规划既体现了国家对力学发展的要求，也反映了我国力学界对力学学科性质的认知以及发展力学的学术旨趣。 

　　（一）将力学定位为技术科学 

　　力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近代科学中最早兴起并实现系统化的科学。20世纪初以来，源于经典力学但直接服务于工程技术的应用力学异军突起，成为力学领域最活跃的部分。由于这个重要变化，就学科性质而言，力学既属于基础科学又属于技术科学。不过在科学规划之前，力学在我国属于物理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是物理学的组成部分之一［17］。 

　　《规划纲要》关于力学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从应用力学角度介绍力学的发展方向。《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基础科学学科规划（力学学科）》（以下简称力学学科规划）在论及力学的学科性质时，认为：“力学是研究物质的宏观机械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现象的科学”，肯定了它的基础科学属性。不过，又指出：“力学是一切工程技术的必要基础之一，它的发展对于各种工程技术的进一步提高有着重大的作用”。基于应用力学对工程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这一事实，力学学科规划指出：“力学是介乎基本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一门学问”［16］。可以断定，这个学科性质定位吸收了钱学森、钱伟长等应用力学家的学术观点。他们认为，力学主要是应用力学，是独立于其他科学领域之外的一个成熟研究领域，属于技术科学。此后，力学属于技术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一直在中国力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力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与世界力学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一致的。 

　　（二）从技术科学角度提出力学的重点发展方向 

　　基于技术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力学学科规划主要从应用力学角度提出力学的重点发展方向。力学学科规划说明书分别对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一般力学5大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以及国际、国内的研究状况做了详细介绍和分析总结，并结合国防建设与工业发展需要提出今后12年内的重要发展方向。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一般力学属于力学领域已经发展定型的学科，但不断涌现出新的生长点。而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是正在成长的新兴学科，力学学科规划对它们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流体力学是关于液体和气体运动规律的科学，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它的发展方向，《规划纲要》指出：“主要是结合高速高空飞行的发展研究高速飞机空气动力学问题、亚音速飞行和超音速飞行中的边界层理论，并进一步结合火箭的研究发展高速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和稀薄气体力学的研究。结合航海事业开展关于船舶造波理论和推进理论以及水翼理论的研究。发展旋转机械中流体力学的研究，以提高涡轮机和压气机的效率。此外应该着重发展和水利建设、石油工业等有密切关系的含颗粒流体力学、渗流理论和多相流体动力学。继续发展流体力学中基本理论问题之一——湍流理论。”［18］针对这门学科的发展状况与趋势，力学学科规划提出20个重要研究方向，其中气体动力学占7项，反映出将空气动力学作为流体力学的重点发展方向，以为我国航空与火箭技术发展服务的用意。 

　　化学流体力学“是力学的一个新的部门，研究同时有化学变化、物态变化、传热、传质的多相介质运动的规律。它是研究许多化工冶金过程、热工过程的科学基础的一部分”。它对于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冶金工业、燃烧现象、喷气技术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在12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中涉及化学流体力学的项目很多。另外，“过去化学工程和冶金工程界对于力学的方法及其成就的应用是很不够的”，而力学界“对于化工和冶金方面出现的根本性问题也还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所以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由此，力学学科规划提出12项重点研究课题。［16］化学流体力学本是流体力学一个“新的生长点”，力学学科规划把它列为与流体力学、固体力学等成熟学科地位同等的学科，足见对它的重视和期待程度。 

　　物理力学是钱学森首先提出并创立的新兴学科，它主要研究宏观力学现象的微观理论，是介于力学和物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关于物理力学的意义，力学学科规划指出：“物理力学是为工程技术服务的，它供给工程师以从理论上计算工程用材料和物质性能的方法，以减少耗时费钱的实验，更好地利用已有的实验结果，而更重要的是：懂得了物理力学的原理，选择工程用的材料和物质就可以快而且不盲目”。［16］在科学规划制订过程中，把“物理力学的建立”列为《规划纲要》第56项任务“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的12项中心问题之一，指出其研究的目的是：“进一步阐明自然界的基本运动规律，从而为人类控制和利用自然界开辟新的途径”。［19］这里将物理力学视为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其发现自然规律的功能。而在力学学科规划中，又将物理力学作为力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当时，物理力学是一门正在形成的新兴学科，国内外都处于萌芽阶段，力学学科规划只是根据当时的研究水平提出了8个重要研究方向。 

　　综合以上分析，力学学科规划提出建立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等新兴学科，改变了我国力学研究力量过于集中在弹性力学、结构力学等少数传统学科的局面。至于各个具体的分支学科，力学学科规划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当前和长远需要提出许多重点发展方向，为我国随后数十年内的力学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这些发展方向都是源于实际需要，它们从工程应用和工业生产中选择带有一般性或普遍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形成新的科学理论，反过来指导工程设计及工业生产。可以说，力学学科规划虽是从学科出发，但以服务国家重要科学任务的完成为目标，堪称贯彻“以任务带学科”原则的典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力学学科规划充分贯彻了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曾在科学规划力学组担任秘书工作的郑哲敏说：“力学规划这一块，其指导思想就是钱学森从40年代形成的系统的技术科学思想，他认为这个学科的性质应该是一个为国防建设、工程技术服务的，是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桥梁，应该用科学的观点、科学的发明，来帮助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应该能够以创新的科研成果引导工程技术的发展”［20］。 

　　不仅如此，当时的钱学森还希望把发展技术科学的观点推广到各个工业领域，以至于《规划纲要》在多处提出采用技术科学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的设想和建议。如在机械制造领域，发展长江水力发电需要30万千瓦~5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机组，提出结合流体力学进行水轮机模型试验，以确定叶片的最好形状，并进行其他结构问题以及若干制造工艺问题的研究。在矿业领域，提出研究金属、熔渣、气体、熔盐等的热力学性质与反应动力学，为寻找新的冶金方法开辟途径。［21］从这个角度看，科学规划主张将技术科学引入工业领域，希望借此为工业发展开辟新途径，也就为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结　　语 

　　为国家建设服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所以密切结合国家建设需要的科技项目在科学规划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背景下，钱学森努力将技术科学思想与科学规划的总要求结合起来，使科学规划内容既体现国家科技工作的意志又符合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出色地完成了科学规划的制订任务。对此，何祚庥评价说：“在钱学森同志的主持下，当时的综合规划组曾逐项地讨论过56项重大科研任务。在讨论过程中，钱学森同志除了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需要的角度来审定这些项目的指导思想以外，他总是从现代科学可能有的发展的前景的角度，向这些项目的倡议者或草拟者提请他们注意现代物理和化学的成就对解决这些重大科研任务的作用和影响。这就使得这些科学研究项目的制订能看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未来。”正是“有了这样一位科技决策的大战略家来主持，这使得这一《纲要》的制定，既符合了我国的国情，又突出了时代精神”。［9］ 

　　这份赶超型科学规划成为当时我国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行动指南。甫一结束，国家就根据《规划纲要》迅速贯彻落实四项“紧急措施”，着手筹建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和自动化等方面的研究机构。同时，举办工程力学研究班、自动化进修班、计算技术训练班等，大量而快速地培养技术科学人才。许多高校还依据《规划纲要》设立相关的专业，建设新兴科学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实践证明，《规划纲要》的实施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一大批国家急需的新兴学科先后建立起来，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布局中的大片空白，发展了与原子能、导弹、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等新技术紧密关联的技术科学，突破了一大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尤其是以“两弹”为代表的大科学工程的顺利突破，极大地提升了国防实力，也使我国科学技术整体水平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并打下了自力更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坚实 基础。 

　　随着《规划纲要》的实施，我国也逐渐形成紧盯国家建设需求、任务推动型的科技发展模式，即以应用为先导，通过具体任务的实施带动科技创新。这种科技发展模式的长处是使科研活动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比较容易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显著效果，但也会诱发急功近利的弊病，让科技工作管理者满足于应用性科研成果，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最终导致原始创新乏善可陈。换言之，“以任务带学科”的科技发展模式，适合科学原理基本清楚、具有明确发展目标的工程性科研项目。 

　　［ 参 引 文 献 ］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0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540页。 

　　［3］张劲夫：《深切怀念老院长郭沫若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11月15日。 

　　［4］聂荣臻：《在科学技术战线上》，《回顾与展望——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1949~1989）》，国防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3页。 

　　［5］李真真：《吴明喻访谈录》，《院史资料与研究》1996年第2期。 

　　［6］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7］《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41-42。 

　　［8］张劲夫：《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科学时报社编：《请历史记住他们——中国科学家与“两弹一星”》，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8页。 

　　［9］何祚庥：《钱学森教授与发展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院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期。 

　　［10］《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29-30。 

　　［11］《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说明书第38项（无线电电子学的研究和新的应用）》，上海市档案馆：A52-2-781。 

　　［12］《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说明书第39项（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上海市档案馆：A52-2-782。 

　　［13］《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46。 

　　［14］钱学森：《论技术科学》，《科学通报》1957年第4期。 

　　［15］武衡：《科技战线五十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0~165页。 

　　［16］《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基础科学学科规划（力学学科）》，上海市档案馆：A52-2-742。 

　　［17］周培源：《力学是和国家建设有密切联系的科学》，《人民日报》1954年7月22日。 

　　［18］《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45。 

　　［19］《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39。 

　　［20］郑哲敏：《力学研究所访谈》，胡亚东等主编：《中关村科学城的兴起（1953~1966）》，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29页。 

　　［21］《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央档案馆：13、18。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