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也曾译为抗菌素。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生素药物的译名并不统一，如青霉素又译为盘尼西林、配尼西林、青微素等；链霉素又译为链微素；金霉素又译为金微素；氯霉素又译为氯微素；等等。为保持材料原貌，文中会出现不同译名。）的研究与生产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实现抗生素药物研制的国产化，解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相脱节的弊端，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应运而生，其成立增强了抗生素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合作，提高了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计划性，成为推动科研与生产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机构。抗生素研究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科学活动合作精神的第一个成功的典型”［1］。目前，关于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利用相关档案资料、会议报道等，通过考察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的过程，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生素药物研发的组织模式，以期为目前我国的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一、提议：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

　　早在1950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在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配尼西林建厂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把科学配合着工业向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发展”，“我希望凡是对抗生素的制造有兴趣、有研究、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都应该请来做顾问，或是进一步的组成一个委员会帮忙把这个厂迅速而胜利地完成起来”。［2］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成立抗生素问题委员会的提议。

　　1952年11月20~24日，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抗生素座谈会，与会人员来自北京、沈阳、上海、南京、福州5个地区17个单位，“包括有机、药物、生物化学专家23人，微生物学专家17人，植物生理学家3人，植物保护学专家3人，临床内外科专家6人，药理专家3人，行政人员13人”，共68人。［3］座谈会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抗生素发展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二是讨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应的对策。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总结了抗生素生产与研究工作中九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即“菌种及培养问题”、“制造原料问题”、“发酵及提炼结晶问题”、“化学方面的问题”、“高等植物抗生素的研究应如何开展的问题”、“抗生素的药理和临床试验没有和研究工作取得配合”、“抗生素的规格没有统一的标准”、生产机构与研究单位应“加强联系，做好分工合作，集中力量来解决生产上的各种问题”及“生产与研究机构今后共同商订工作计划的问题”。［3］与会人员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缺乏计划性，“过去生产部门主观上对于这类药物生产的发展前途没有足够重视，缺乏全面计划”，同时“由于本位主义思想的存在，使生产部门之间缺乏联系，工作重复，经验没有交流”。二是缺乏协调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生产机构和科学研究单位没有做好有计划的配合”。［3］

　　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批判了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的思想”，表达了“组织起来集体进行工作的决心”，并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解决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问题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必须把各研究工作者、各生产工作者、各个研究机构和各个生产机构的力量很好的组织起来”；二是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与生产必须是有计划的，必须在总的计划下，集中力量，相互配合，有步骤的解决各项有关问题”。为了“使抗生素的扩大生产得以迅速地顺利进行，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在于抗生素的生产须得到科学技术的帮助”，这就要求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与生产实践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与实践统一”，实现“创造性的合作”，这样才能一方面“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吸取生产上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研究的内容”。［3］

　　与会人员建议成立中国抗生素委员会（关于这一建议的提出还有一种说法，即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在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开幕式讲话时说，苏联专家瓦西列夫在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上建议成立抗生素委员会，倡导创造性的合作。参见《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页。），“拟定了它的组织大纲，规定了它的工作任务，并且还拟订了抗生素研究的总计划纲要”，认为“这是一个研究工作与生产创造性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个工作开辟了我国科学家与生产工作者们走上集体合作的道路”。会议决定：座谈会结束后便着手进行筹备成立中国抗生素委员会的工作，待“委员会成立后即进一步进行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情况的调查，制订五年总计划的具体内容”。［3］

　　二、地方先行：上海、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

　　根据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的讨论结果，上海有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机构共同建立了临时性的链微素工作组和金微素工作组，两个工作组下“又设立菌种研究小组进行联系合作”，“获得了一定成绩”。［4］

　　为了寻找更经济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多种抗生素，“中国科学院把抗生素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0项重点研究之一”。［5］1953年5月，鉴于实际需要和条件的成熟，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各有关单位协商之后正式成立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医学科学院、中央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国营上海第三制药厂等，且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央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的代表担任委员”。“1954年起上海医学院细菌科参加工作。1955年起复旦大学个别教授也开始参加了研究”。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由11人组成，“汪猷任主任委员，童村、金培松任副主任委员，殷宏章、高怡生、胡永畅、陈善晃、黄河、秋沁、孙明远、马誉澂等为委员，朱琴珊任委员会秘书”。［4］

　　1953~1955年，中国科学院与轻工业部、卫生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抗生素的研究与试生产。1955年，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完成了“氯霉素合成方法的研究，并向工厂提供了生产工艺技术。全国大协作取得良好成果。如1952年青霉素试生产时仅得33公斤，到1956年产量已达10吨”。［5］

　　1953年6月16日，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向中国科学院报送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条例》。条例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明确指出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宗旨是“根据国家建设要求及抗生素研究生产之方针，领导计划与推动检查上海有关抗生素之研究工作，以便集中各有关单位之人力物力，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中之各项问题，使科学研究更好为生产服务”。二是规定了委员会的任务，包括“制订及审核研究计划”、“负责推动检查抗生素研究计划之进行”、“组织各有关生产及研究单位之经验交流与资料交换”等。三是明确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委员由“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中央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上海工业试验所、国营上海第三制药厂等单位协商产生”，委员会“下设各种研究工作小组，负责解决专门性问题”。6月30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集体办公会议批准了该条例，并于7月10日“分别致函轻工业部、卫生部、军委卫生部及上海

办事处”，“请其批准后通知所属单位”。（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印，第69~70页。）

　　1953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了链微素菌种和发酵、链微素化学、青微素调查研究、金微素研究四个工作组，分别组织与领导相关研究工作，［4］但“整个工作是在互相联系、密切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6］。1954年，“改设菌种发酵和化学两大组”，“菌种发酵组又分设金微素、链微素菌种发酵组以及新抗生素组。化学组下则分设金微素、链微素、青微素、氯微素四组。以后又由于新抗生素工作的发展而独立成立新抗生素组”。1955年，设金微素中间试验、链微素离子交换剂、青微素、放线菌、菌种发酵、化学结构等工作组。［4］

　　在具体领导方式与研究计划的分工合作方面，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与各工作组“按研究问题的性质不同、实际研究的力量和其他条件的变更、工作的发展以及集体工作经验的累积，逐渐有所变更，有所改进”。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须确定研究重点，工作要求，并实际具体领导各工作组的计划的制订”，各工作组“除制订研究计划外均按月按季进行会议，听取各单位工作汇报”。1954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讨论和定出研究的重点与工作要求，协助解决合作上所发生的问题，领导各组作出1953年的工作总结。各工作组的研究计划主要根据各单位的计划协商而制订”。1955年，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计划的协调和协助筹备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4］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各工作组则根据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和卫生部的指示和要求，并参考了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所提的建议，制订了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由于抗生素研究工作主要是“为国防事业及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因此各工作组的重点是青微素、氯微素、链微素、金微素这“四种重要的已知抗生素的研究”，“其中有关青微素和氯微素的研究，在于配合产业部门解决生产方面问题；有关链微素和金微素的研究在于迅速开展实验室的工作，确立生产方法，并求获得建立中间厂的必要数据；同时适当推动新菌种与新抗生素的研究，其中主要的先从抗生性放线菌着手，尤其应当注意对于格兰阴性细菌、结核杆菌及过滤性病毒等有抗生性的放线菌”。根据轻工业部的要求和实际研究工作的发展，1953年，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以链微素的研究为重点，1954年则以金微素为重点，但同时亦进行氯微素、青微素的研究”。［4］

　　1953年，由于“上海的抗生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分散，对抗生素研究大都缺乏经验”，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各单位之间的合作主要是采取“打成一片”的方式。［4］例如，在链微素菌种研究中，“三个参加的单位均采取统一的方法，随时互相报告情况，交流经验”，链微素提取的研究则“由科学院的研究所担任实验室的工作，由第三制药厂担任扩大试验的工作”。鉴于部分有关生产问题的研究在1953年已初步完成，而且“1955年以来，由于产业部门的研究实力加强”，“所以中国科学院各单位逐步开展了抗生素生物和化学的理论研究，同时开始新抗生素试探性工作。1954年下半年上海工业试验所和上海第三制药厂的机构经过调整，更明确了工厂和试验机构的分工”。［4］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55年2月17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了抗生素问题，汪猷提出“要把上海抗生素委员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7］。5月6日，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北京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菌种保藏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协和医学院、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检定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高等教育部、中央卫生研究院及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12个单位组成，其任务是：“协调本地区有关单位的抗生素研究计划”；“组织推动有关抗生素科学的学术讨论，研究经验的交流等”。［8］同日，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一次会议，吴有训、戴芳澜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了会议。会议修改了“关于地区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简则”，并推选汤飞凡、戴芳澜代表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参加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印，第39页。）此后，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各成员单位轮流举行会议，至1956年初共举行了6次会议，“对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形、研究状况及人员设备等作了初步了解”。［8］

　　与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相比，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虽然成立较晚，“做的工作不多”，但“北京地区委员会各单位”在抗生素研究方面仍“获得一定的成绩”。至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其领导下，“以团结协调的精神加强组织，紧密分工合作，并使研究与生产结合起来，为建设祖国而服务”。［8］

　　三、正式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由于是一个“地区性组织”，“对中央产业部门的生产政策不够了解，因而在确定研究任务、制订计划时感觉一定困难，有时因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计划变更而委员会难于协调”。［4］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两地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缺乏有组织的联系”，“交流经验、分工合作较差，甚至有不必要的工作重复的现象”，“抗生素的研究如果有全国统一的领导就将能发挥

　　更大的力量，更好地为人民保健事业和国防事业服务”。［4］因此，建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1955年1月15日，汪猷向中国科学院提交了《关于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的初草和对于发展今后抗生素研究的意见》，在“关于今后发展我国抗生素研究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建议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组织，推动和统一领导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秘书处批复“同意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后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的机构，藉以组织推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开展，但不应理解是统一领导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8~9页。）这一批复可以看作是对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定位，即“组织推动”，而不是“统一领导”。

　　2月17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7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了《关于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的初草和对于发展今后抗生素研究的意见》，基本同意该计划大纲，认为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数年来的研究工作是有成绩的，一九五五年工作计划大纲是结合目前发展生产的要求而提出的”，并决定由竺可桢、吴有训与苏联顾问柯夫达研究后再加修订。会议同意“在一九五五年（暂定九月）举行第二次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会议，并在一九五五年三月间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在第二次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协同领导下推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鉴于抗生素研究工作对国防建设与卫生保健事业的重要性，会议还决定“就该项研究工作向国务院提出报告，由柳大纲、苏子蘅二同志负责起草”。（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19页。）

　　3月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第13次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加强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建议，认为抗生素研究工作对人民保健事业和国防建设事业均有重大意义。“过去几年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虽然取得了若干成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研究工作是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促进各有关部门的联系合作，会议同意由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共同组织全国性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责成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筹委会与各有关部门商议后，在最近期间拟出具体组织方案提交院务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加强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建议，会议责成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筹委会与秘书处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后呈报国务院，并决定“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会议计划由即将成立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讨论决定”。（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30~31页。）

　　4月14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交了《向国务院建议加强抗生素研究与生产工作的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情况，此外还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明确抗生素生产的方针，以便研究工作与生产活动密切配合，并充分应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加强抗生素研究的组织领导，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借以决定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组织推动研究工作与成果推广。（A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编（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印，第82~83页。）5月1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5］（p.60）

　　10月25日，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轻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共同组成”。经国务院批准，委员会成员包括吴有训、殷宏章、汪猷、童村、汤飞凡、戴芳澜、崔义田、白希清、龙在云、葛春霖、宫乃泉、周家炽，共12人。吴有训为主任委员。［9］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草案）》、《地区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草案）》和《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组成单位与名额（草案）》。［5］（p.60）《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草案）》规定了该委员会的任务，包括：“根据国家建设要求，以及有关抗生素科学发展，制订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合理组织力量，推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协调全国抗生素的研究计划；受理抗生素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并协助推广抗生素研究成果；负责召开有关抗生素研究的各种会议；负责推动国内各有关单位联系及交换资料，对国外联系及交换资料提出建议”。此外，还规定“各地区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领导”，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决议须“通过中央各有关部门批准，并交其所属有关单位贯彻执行”。（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112~113页。）此次会议还讨论了即将举行的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计划，修改了《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任务重点和分工合作的初步意见》。［5］（p.60）

　　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第50次院务常务会议，会议通报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决定，且“该委员会必须与各有关部门取得密切联系，各项措施应先与有关部门磋商取得一致意见，然后提交院务常务会议批准”。会议还听取了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的相关报告，认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将对推动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决定“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由该委员会讨论修订后提交院务常务会议批准”。此外，会议还讨论了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计划，并建议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抗生素学术会议闭幕后“可考虑召开一次扩大会议，邀请有关的专家参加讨论分工合作问题”。（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111页。）

　　12月1~6日，抗生素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等36个单位的150余名代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也应邀到会。［5］（p.60）会议决议认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必须加强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领导，促进与密切各单位间的联系，广泛地组织一切现有的抗生素研究力量，尤其是高等学校和卫生医疗部门的潜在力量，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的意见》。［10］

　　1956年8月24~27日，“新抗生素研究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各单位报告了自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以来新抗生素的研究工作情况，讨论了如何推动新抗生素的研究的问题，高尚荫、姚鑫、林飞卿及张建国4人分别做了“有关抗瘤肿、抗癌、抗结核菌及抗放射病等抗生物质筛选方法的专题报告”。［11］

　　12月21日，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首先，会议讨论了“新抗生素研究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及建议，同意成立“新抗生素采选工作组”，张为申任工作组组长，高怡生任副组长，成员包括郭可大、阎逊初、杨简、蔡润生、殷宏章、胥彬、林飞卿、余㵑、高尚荫、樊庆笙、王岳、童村等人。其次，会议讨论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与组织问题。由于轻工业部的工作范围与组织发生变更，“抗生素的生产改属新成立的化学工业部”（A1956年5月12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撤销重工业部，设立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的决议。化学工业部由原重工业部化学工业管理局和轻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局、医药工业管理局组成，于同年6月1日正式成立。参见《中国政府工作概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03页。）领导，再加上“卫生部和化学工业部均将成立抗生素研究所，因此部分委员提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应该考虑调整领导和组织的问题”。［11］经过会议讨论和1957年2月8日中国科学院第4次院务常务会议决定，“暂按工作需要增聘张为申、瓮远、陈善晃、陈凌风和钟惠澜为委员；原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辞去副主任委员职务，改由化学工业部副部长梁膺庸担任”。此外，会议还研究了全国各有关单位1957年的抗生素研究计划并再次进行了协调，“以便更好地分工合作来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1］

　　四、“组织推动”：研究、生产与交流

　　早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前，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组织，推动和统一领导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之时，中国科学院秘书处就批复指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是“藉以组织推动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开展，但不应理解是统一领导全国抗生素的研究工作”。（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9页。）从后来通过的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来看，也是将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任务定位为“组织推动”。就领导体制而言，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领导，其决议须“通过中央各有关部门批准，并交其所属有关单位贯彻执行”，“各地区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领导”；（王忠俊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第113页。）就组织架构而言，无论是地方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还是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其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三个部门；就管理机制而言，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制订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协调全国抗生素的研究计划”，参与单位负责“具体研究工作”。这种管理机制“对于抗生素这样涉及领域广泛，而科研基础和工业基础又都十分薄弱的新中国而言，也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可以集中力量，快速解决问题”。［12］

　　（一）增强了抗生素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合作

　　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首先，“组织科学家们亲自下厂，使青微素的研究和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其次，加强了各单位之间的联系，组织多个单位联合攻关，如组织“中国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卫生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上海第三制药厂”等单位开展链微素的研究，“对菌种改良、发酵、提炼和结晶等作了不少工作”；同时开展金微素研究，不仅“在菌种选育、发酵和提炼上获得初步的成功”，而且在金微素菌种生理和化学结构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开展了新抗生素菌种的寻找工作，并找到了一些具有抗某些病原菌性能的菌种。此外，一些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以及发展抗生素技术方面也开展不少工作。［13］到

　　1955年底，“由于各单位有了统一的组织领导，以及密切的合作联系，因此各项研究都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关于链微素和金微素的研究工作已初步结束了实验室的研究。链微素已进入扩大试验，金微素也进入了中间试制阶段”。［4］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随即对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和金霉素四种重要抗生素的研制工作做出部署，“把轻工部、卫生部、部分高等院校，以及抗生素生产厂家的有关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全部调动了起来，形成一个互相支持的有机整体，发挥了明显的‘拳头’作用”。［14］随着研究队伍的成长尤其是产业部门研究实力的增加，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每年根据研究计划，按分工合作的需要组织各种研究小组”，进行明确的分工。“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负责长期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侧重抗生素生物和化学的理论研究，并开始新抗生素的试探性研究；上海工业试验所和上海第三制药厂承担扩大试验和解决工业化生产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善炯认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抗生素的研究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

　　1955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国科学工作者几年来在抗生素研究工作中所以能够取得丰富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有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和科学研究部门同生产部门、卫生部门以及高等学校的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作为一项集体性的科学研究，抗生素研究工作包括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工程和医学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各个学科之间的学者们的合作，是正确地确定研究工作的方向、步骤，正确地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这种合作对于提高抗生素科学水平、发展技术和培养人材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这一经验今后不仅应该在抗生素工作中继续运用，而且应该在其他的集体性科学工作中加以推广”。［15］

　　（二）提高了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计划性

　　各地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制订工作计划或研究计划使抗生素工作的计划性得到贯彻落实。如《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该委员会的目的为“领导计划与推动检查上海有关抗生素之研究工作，以便集中各有关单位之人力物力，有重点有步骤地解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中之各项问题，使科学研究更好为生产服务”，其任务包括“制订及审核研究计划”、“负责推动检查抗生素研究计划之进行”等。（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3年）》，第70页。）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了1956年抗生素研究的题目，这些题目“由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门的研究机构，化学制药厂、高等学校的药学系和菌学系以及医疗机构等近二十个单位分别担任”。［16］1955年12月7日，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举行了扩大会议，“协调了1956~1957年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计划”。［5］（p.61）

　　（三）促进了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国抗生素工业和研究工作取得丰富成果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虚心学习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成就。几年来国际间的研究和生产的经验交流、菌种和资料的交换，特别是苏联专家在改进生产和建厂工作中所给予我们的帮助和在科学研究方面给我们提供的意见，对于我国抗生素工业和研究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15］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有很多外国科学界的朋友参加”，［15］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成就的机会。

　　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决议也指出：“过去我国在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方面，曾得到兄弟国家和国际友人的帮助，今后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更应密切地注意国际合作，加强学术交流”，并赞成和支持1955年2月华沙国际抗生素问题会议提出的关于定期举行国际抗生素会议的建议，“同时对于出版国际性抗生素刊物，会议也表示欢迎”。［10］1957年5~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全苏第二次抗生素会议，“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民主德国、蒙古、南斯拉夫的代表”共1500人参加了会议，我国派张为申、沈善炯、陈肖庆3人出席了会议，张为申和沈善炯的发言“得到好评”。［17］会议期间，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长、生物化学家恩格尔赫特院士接见了沈善炯，并邀请他到苏联科学院访问。［18］

　　（四）正确处理了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的关系

　　有人认为“抗生素的研究既然是一种综合性的集体研究，因此它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集体的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虽然“强调集体成绩并不意味着否定各单位和个人的成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忽视了个人在研究中的贡献。实际上，在集体研究中必须“一方面要强调无保留地互相报道研究结果，交流经验，另一方面还须强调互相尊重劳动成果”。［4］只有肯定个人在工作中的贡献，集体的研究事业才能得到顺利地发展。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各领域科研人员组成，如主任委员汪猷、副主任委员童村既是领导，也是科研人员，“他们对科研工作有切身体会，能够尊重科研规律，这样就发挥了优势，避免了短处”。［12］据沈善炯回忆：“对于具体科研工作，委员会则较少干涉，研究人员有很大自主权，研究工作从哪里入手，由研究小组自己决定，研究的进度及走向按照实验结果以及研究人员的兴趣深入”。［12］

　　总体来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贯彻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分工合作的方针”［10］，其领导体制、组织架构、工作机制及定位既加强了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尽可能避免了过度干预，保证了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独立性和自主权。

　　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加强了抗生素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提高了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计划性，对我国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大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推动”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抗生素药物封锁的情况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顺应了新中国成立后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迫切要求，体现了集中力量合作攻关的优势。同时，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与生产活动的合作既需要组织推动，又要遵从科学研究规律。为了避免在“组织推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知识产权不清、表面合作内部排斥的现象，在具体的领导体制、组织架构、工作机制、职责定位等方面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科研人员的意见，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这既有利于发挥组织机构的横向联系作用，促进科学研究的合作与协调，同时又可以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从而确保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生产经营的正常秩序。

　　［参引文献］

　　［1］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页。

　　［2］《上海医药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884页。

　　［3］汪猷、童村、金培松：《抗生素座谈会总结》，《科学通报》1953年第4期。

　　［4］《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二年半来的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1期。

　　［5］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6］汪猷、童村、金培松：《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1953年的工作》，《科学通报》1954年第11期。

　　［7］《竺可桢日记（1950~1956）》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30页。

　　［8］《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1期。

　　［9］《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31日。

　　［10］《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决议》，《科学通报》1956年第1期。

　　［11］薛禹谷：《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科学通报》1957年第5期。

　　［12］牛亚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关于金霉素的研究及工业化生产》，《中华医史杂志》2010年第6期。

　　［13］狄景襄：《我国抗生素工业的初步成长和对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科学通报》1956年第1期。

　　［14］聂冷：《吴有训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15］《加强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

　　［16］《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制定明后年研究题目》，《中国轻工业》1955年第24期。

　　［17］张为申：《苏联的抗生素研究工作——参加全苏第二次抗生素会议记要》，《科学通报》1957年第17期。

　　［18］《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作者简介］李彦昌，理学博士，讲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10019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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