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日渐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海外学者高度肯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成就，并从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三个维度总结了科技创新的历史经验。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窠臼；注重从中国的实证经验出发；中外比较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华人华裔学者的研究相对较为理性。
［关键词］海外学者 中国 科技发展史 认知与评价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21年6月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332.4万件。海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事业发展史展开了充分探讨，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他们充分肯定了中国创新发展的历史成就，并从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型人力资源建设三个维度阐释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历史经验。本文拟对海外关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于我们坚定中国创新道路自信、明确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能有所启示。
一、关于对中国科技事业的阶段性考察
新中国的成立点燃了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希望。1956年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明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在党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不懈努力，中国科技实力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取得了巨大成就。对此，海外学者主要从三个阶段考察了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并展望了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光明前景。
（一）起步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为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斯图尔特·施拉姆便在《毛泽东》一书中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科技事业都是从非常低的水平起步，但中国的钢产量超出后者一倍或两倍，“不仅能生产原子弹，而且还能生产包括一系列像载重汽车、火车头、重型机械和科学仪器等，但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的国家不得不从国外进口”。1977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克里斯托弗·豪在文章中提道，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口机械、设备和技术援助”，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大了从西方的技术引进力度，工业技术进口量逐年增长，但毛泽东始终强调在科学技术领域“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科技成就得到海外部分学者的持续关注。2007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山田庆儿在《发展经济学》上撰文，高度肯定了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作为当时的低收入国家，中国加速发展工业和国防尖端技术，组建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地方科研单位和国防部门等多方面组成的科研体系。中国不仅引进了苏联的基础技术，还构建了整套国家集中管理的研发体系，特别是出于国家防御的目的，中国在核技术、空间技术以及基因工程方面取得重大的进步。
这些学者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科技成就的高度肯定，是对海外中国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体现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科技成就的客观认识。
（二）追赶阶段（1978—2012年）
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中国科技事业自此迎来“科学的春天”，科技实力伴随经济发展同步壮大，为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支撑。对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勃兰特在文章中写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正在经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从集中管理的创新体系向更为开放和市场化的方式转变；二是通过加强自主创新和有效利用已取得的科技成果，实现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状态向工业化国家状态的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较高的科技投入以期赶上西方国家。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在考察这一阶段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时也指出：“中国通过各种渠道的作用，已经积累了很多技术成果”；“政府不仅为技术先驱们提供了丰厚的回报，也为那些能有效地完成进步技术的人们提供了奖励”。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也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对此，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M·科茨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的对比分析后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科技动员、长期投资、民主参与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优势，“有计划的民主参与式社会主义在满足人类需要方面将显示出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创新成果”。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中国追赶世界科技潮流提供了制度保证，对推动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引领阶段（2012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内部来讲，中国的科技创新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美国霍利奥克山学院教授伊娃·保斯指出：“从商品生产向高附加值活动的生产性转变是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的核心”，中国推动科技创新是其避免陷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科学决策。从外部来讲，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够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教授张莹莹在其著作中提道，随着印度、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着力推动创新发展以提升其全球竞争力。海外学者从多个维度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现实意义，其观点总体上较为全面深刻。
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再次提速，实现了从过去的跟跑逐步向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转变，踏上了从科技大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稳步上升，名列全球第12位，成为进入前20名的唯一中等收入国家。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在纳米、量子、超导、航天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站到了世界科技的前沿，“认为中国永远都只能抬头仰望科技之巅的想法，只是一种错觉……中国必将成为令人敬畏的科技大国”。2018年2月，德国博泽集团皮埃尔·沃尔夫拉姆等人在分析西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基地的创新流程后指出，随着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全球创新链正呈现出“从东方向西方的逆向技术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正在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
总体来看，中国适时调整科技事业的目标、结构与机制，形成了极具阶段性和时代性的科技创新战略演进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海外学者对中国科技事业有着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判断，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之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到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向经济建设，再到新时代面向全球科技前沿，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经历了长期的建构与改革。随着中国在创新领域由“追赶”逐渐变为“并跑”甚至“领跑”，中国必将带给世界更多惊喜和贡献。
二、关于政府在科技创新发展中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在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科技创新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政府制定科技发展的长期规划，投资大规模的科研基础设施，推进知识产权立法和保护，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
（一）中国政府制定和落实重大的科技项目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这一法宝，今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跨越也要依靠这一法宝，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对此，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法律与发展研究所教授马在新等人表示，中国政府在创新中的表现引人瞩目，中国为人工智能制定了长期战略计划，为本地和国外的技术初创企业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政府牵头设计和出台技术标准，促进相关单位的合作和研究，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创新的制度优势。2020年10月，美国北得克萨斯大学教授金伯利·豪斯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GDP中的份额，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推广5G技术，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能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些研究对中国政府的科技规划给予高度评价，描绘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光明前景。
中国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实施大型的科技创新项目，动员各级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以及供应链系统等多类主体参与重大创新工程。2016年1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维诺格拉多夫等人在《中国科技：实现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科学的制度结构将“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市场层面的激烈竞争、技术开发商和企业的积极性以及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保护结合起来，这一充满活力的组织体系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得中国迅速跻身世界科技强国的行列。2020年7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贝尔顿等人撰文指出，中国政府为回应重大挑战，动员全社会资源组织实施战略性工程，这种强大的动员能力是中国创新的显著优势。由此可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仅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同，也受到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
（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科研创新提供条件
注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经验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政府出资兴建以高速铁路、互联网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为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对此，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研究员居伊·德·容凯尔认为，具有公益属性的创新基础设施至关重要，能够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产品研制。韩国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则指出，中国政府提出“新基建”的战略，强化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并把重点放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包括5G网络、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设施、可再生能源、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必要而普遍的新型基础设施，这为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撑。“中国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不仅仅是物质建设项目，也是知识建设工程”。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具有外部性的特点，由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被海外学者视为中国的显著优势。
也有学者提出中国需要着力改革既有的科研评价体系，以充分激发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例如，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傅晓岚等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机构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基本收入水平，采取更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科研人员的评价采用中长期考核为主。事实上，新时代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科技评价体系还不适应科技发展要求”，并下大力气改革既有体制，以更好地激发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这些举措既提高了对基础学科的支持力度，又激发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对于促进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性激励
2017年7月，法国达芬奇经济管理学校教授丹·普鲁德·霍姆等在给世界银行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投资者和研究者的创新热情，使他们的投资和努力收到合适的回报，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自主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知识产权保护还可以给要素市场正确的信号，从而更好地指导金融和人力资源流向创新部门。当代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总体上已经与国际社会接轨。傅晓岚对此有相同认识：中国通过知识产权领域的努力，为中外企业提供更为适宜的创新环境，这有利于中国成为世界级的创新引领者。海外学者对中国知识产权政策的关注，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学术见解，也反映了西方跨国公司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
中国的反垄断法及其执行对于科技创新同样重要。美国经济学家威廉·科瓦西奇等人注意到，中国市场存在一定的垄断问题，但政府通过建立更高级别的反垄断机构，有助于打击行业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围绕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做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尤其是在数字互联网领域，中国“收紧对科技巨头的管制力度”，加强了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这些举措有助于打破科技巨头的市场垄断，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提供更加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政府推动科技创新的努力，也注意到中国政府的改革举措。中国政府着眼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提出科技创新的长期战略，加大科研基础设施的投资，动员各方力量参与重大创新工程，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断为科技人员“减负松绑”，这些举措对于中国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在科技创新中充分展现出来。
三、关于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各类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进一步夯实，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对此，海外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高度肯定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表现：
（一）大型国有企业通过长期投资成为创新引领者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凭借规模优势和研发投入成为自主创新的“领头羊”。截至2018年底，中央企业累计有效专利近66万项；2014—2018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共计442项，约占同类奖项总数的1/3，其中获得全部13项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中的11项。英国学者罗思义注意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实质性进展的多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拥有从事高科技研发活动所必需的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政策资源，在创新领域进行长期投资，能够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大型国有企业正在“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霍尔兹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中国国有企业万岁”的结论，这是因为大型国有企业拥有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更为长远的战略眼光，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带来巨大的优势。海外学界关于国有企业长期投资促进科技创新的观点，显然是在观念上的重大突破。
大型国有企业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成就，与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价值观有着紧密联系。对此，傅晓岚通过深入研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创新实践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宣传和组织工作对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航天报国”精神在企业员工的研发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张莹莹以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工作为例指出，中央企业的研发人员普遍具有“科技报国”情怀，“每位大唐科技人员都将创新视作他的使命，并通过交流和协作来实现更好的工作成效”。由此可见，中国科学家普遍怀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构成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创业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此外，中国在金融领域坚持国有银行的主体地位，这能够为科技创新和工业化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对此，英国《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乔·史塔威尔在《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一书中对中国金融体系予以了高度评价：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把握金融控制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对于有效落实国家发展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促进了“国家的技术学习和工农业升级”，这是中国创新的又一经验。事实上，国家导向的融资体系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普遍特点，中国与日本、韩国的金融体系之间具有相似的特征，使得政府能够运用金融体系来有效地落实工业和科技政策。
（二）中小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适应市场变化
改革开放40年多来，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贡献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成果，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此，丹·普鲁德·霍姆等指出，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它们总体上具有更好的、更灵活的响应能力，能够用更快的速度推出新产品，适应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叶恩华等人看来，中国对“创新”的理解不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工艺创新、应用组合创新、供应链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广泛的内涵。中国企业能够在维持现有产品核心技术的同时，通过商业创新、流程再造或成本替代，推出更受中国市场欢迎的新产品。在这些学者看来，核心技术创新与外围流程创新能够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
资本市场在企业创新激励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是创新型中小企业获取融资服务、规范治理结构、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各类银行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这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对此，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翰·查理注意到，中国政府认识到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银行金融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使得它们成为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分子。得益于金融与科技的进一步融合，中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了重大提升。
（三）中外企业的经济合作促进了技术的跨国交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消费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给中国带来技术转移的收益。2013年10月，英国内斯塔创新基金会研究员邦德·克里斯汀等人对英国跨国公司的研发流程进行研究后指出，中英企业的技术合作带来一种双赢的结果，英国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设置研发公司的方式，推动了技术从西方到东方的转移，这不仅提高了跨国公司的技术应用效率和销售额度，而且带动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郑宇硕认为，西方跨国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通过外部市场交易，如转包合同、许可证贸易等途径，将技术转移到中国当地企业，带动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海外学者看来，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企业注重走出去，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增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对此，叶恩华等人在其著作中提出，中国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努力加强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的力度，“中国企业追求世界级竞争力，这已经显示了它们对创新的进一步依赖”。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彼得·诺兰注意到，中国企业在不断加强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还在全球收购和整合创业公司、发明专利、企业品牌和分销网络，积极扮演平台搭建者或行业架构师的角色，“通过收购的创新”为其带来了更好的科技能力。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赵忠裁等通过对中韩两国高科技战略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未来应该在智能制造、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战略合作。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通过深度融入和整合全球创新体系增强自身的科技实力。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对中国企业的科技投入给予高度评价，但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从目前来看，中国绝大部分专利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多数中小企业还缺乏赖以自立的核心技术，专利的集中程度过高。与此同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质量在不断提升，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中国企业在创新能力上仍有不小的进步空间，“其最直观的反映就是中国付给国外专利的使用费及其收到的专利使用费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还要增强使命意识，加大研发投入，激发内部活力，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关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国人民正是依靠不断地创新走向文明和繁荣的。从人力资源维度对中国的科技创新进行研究，成为海外中国科技研究的又一视域。在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大量的科技人才，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大潮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精神，海外归国人才在高科技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的基础教育提升了民众的科学素养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10154.5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普通高等教育是科技人力资源培养的最主要渠道。中美创新对话机制美方专家成员、中国国家友谊奖获得者丹尼斯·西蒙博士认为，“中国高校培养出了未来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足量人才，中国工程领域的博士数量也超过了美国”。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队伍”，这构成了中国科技创新的首要优势。
中国的科技创新人才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素质和能力上。张莹莹注意到，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更加注重引导和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注重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锻炼，在青少年中树立成为科学家的职业理想。中国重点大学不断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力度，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创新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中国的一流大学和北京、上海地区的部分中学已经取得显著效果，并在全国层面进一步推广其经验成果。海外学者既总结了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建设的历史成就，也认识到中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经济改革和城市化大潮激发民众的创新精神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明显促进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城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流动，促使大批创业型公司诞生。2016年9月，“以色列创新教父”索尔·辛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市场化、城镇化和大规模移民都是创新精神的动力来源，快速城镇化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创业国度，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民的“创新基因”得到充分激发，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拥有远大的抱负，富有干劲和意志力，积极应对市场的变化和挑战。“中国人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还要更具备创新精神，像微信、小米、华为，这些产品和公司都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在过去的30多年中，GDP增加了25倍，上亿人脱贫。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并没有模仿别的国家，是用自己的方式做到的”。而英国和美国实现GDP翻倍分别用了150年和50年。
海外学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在创新创业中体现出的奋斗精神。张莹莹认为，中国人民具有谦虚学习的精神，能够忍耐繁重的劳动，愿意承担责任和压力，重视诚信和合作的价值，注重企业内部和社会网络的商业合作，凭借勇气和机智创造商业奇迹。在海外学者看来，这得益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某些精神特质，这些特质对于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都有积极的作用。海外学者的这一判断显然是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认识。
（三）海外人才在高科技创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美国顶尖大学接受教育的中国留学生，相比以前更倾向于回国工作，归国人才在中国提高其科技水平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戴维·阿兰·格里尔认为：中国创造性人才不仅队伍庞大，而且具有全球视野；中国的开放政策使中国学者能到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思想，并进一步把这些思想带回中国。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系教授安东尼·韦尔奇等在《海归和侨民是中国高等教育创新的源泉》一文中，高度肯定了留学归国人才在促进本土创新中的作用，并认为一个庞大的全球华人知识侨民群体的崛起，对于促进跨国科学和商业网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进一步完善跨国性的知识传递机制，促使信息、知识和技能从留学归国人员传递给本地熟练员工，实现技术和知识的有效转移。
为进一步推动科技事业跨越式发展，中国通过移民制度改革、提供高额补贴等一系列举措引进海外高端人才，为科技发展提供“外脑”助力。捷克共和国查尔斯大学研究员高尔·帕特里克注意到，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带着他们的技术解决方案来到中国，允许他们通过中国市场来推进其创新项目。他建议，中国应进一步营造国际化的学术环境，吸引真正一流的外国科学家，并确保他们有效融入中国本土的研发体系，这是进一步加强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建设的关键。相比高科技移民在美国创新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总体来看，海外学者既肯定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建设的成就，也指出了其面临的问题。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未来的科技人力资源及其学历结构将进一步优化，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将在保持总量优势的同时，不断提高质量和水平，以满足新时代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要求。
五、对海外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研究的评价和思考
海外学者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的研究，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外部形象和世界影响。海外学者总体上肯定了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同时也指出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部分学者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当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偏见和敌意仍然存在，给中国的对外开放与科技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做好科技工作，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与传播能力建设，建构正面、积极、合作的中国科技事业形象。
（一）从研究结论看，海外学者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海外学界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研究正在经历一种新的转向。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能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解释创新问题上的局限性，他们不再将抽象的“自由”视为创新的唯一要素，而是以理性、客观、包容的态度认识中国的科技发展理念与实践。此外，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型国有企业的长期投资，重视全民教育的社会制度塑造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比较优势，对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二）从研究方法看，海外学者注重对中国创新发展的实证研究
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创新发展的比较优势，并展望了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光明前景。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实证出发，深入中国创新的伟大实践，总结中国创新的成功经验。例如，马在新等人对中国政府在研发领域的投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中国政府通过发布科技规划、资助科研项目等一系列方式，有力地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又如，叶恩华通过对索尔维公司、通用电气的在华创新行为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中外企业的合作既提升了中国的创新能力，也扩大了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再如，张莹莹深入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考察，亲身感受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报国情怀，这种情怀与专业精神成为中国员工的创新动力。海外学者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实证研究，既得益于他们与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的深入交往，又得益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追求科学化的主观努力。
（三）从研究视角看，海外学者注重对中外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研究
海外学者注意到，随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全球创新链呈现出从东方向西方的逆向技术转移现象。海外学者对中国科技创新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兴趣，更多的是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从中国创新中获得启示和借鉴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们在开展专题研究时一般也会将中国和本国进行比较研究。例如，泰勒·考恩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制造业创新带来了负面影响“，科技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创新和生产力正在减速”。贝尔顿等学者对中美创新战略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美国政府在产业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美国当下应该增加政府对科技和商业的投资，而不是仅仅把目标对准中国。在比较研究中发掘中国经验，进行自我反思成为海外研究者的重要特点。
（四）从研究主体看，华人华裔学者在中国科技创新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中国科技创新的理解和认知，海外华人华裔学者相比其他学者有着更清晰的判断。例如，傅晓岚、张莹莹等学者在中国国内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国科技创新的优势和弊端，同时他们又在国外接受专业的学术训练，洞悉西方国家科研能力的成绩和不足。这些出身于中国大陆，在海外高校或科研机构任职的学者对中国科技创新有着更加理性的判断，他们对中国制度优势、改革措施乃至现存问题的分析，都有发人深省之处。例如，张莹莹对中国教育体系轻视创新能力培养的观点颇有启示意义。相比之下，不少海外专家或智库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分析和研判都有明显的不足，或者持有某种偏见，或是受制于国家利益的影响，难以全面反映中国科技创新的真实图景。海外华人学者具有中国本土和国外研究的双重体验，他们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观点值得我们予以重视和借鉴。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对中国科技事业的认识总体上是多元的，既有基于实证研究的真知灼见，也有明显的偏见和误解，后者包括以下三种类型：“虚无论”认为中国缺乏鼓励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对立论”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科技创新存在着对立，“威胁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对西方的威胁。对此，我们应该在推动科技事业发展的同时，回应西方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质疑和偏见，注重塑造更加正面、积极的中国科技形象，充分展现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优势，强调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互利的关系，为中国科技事业赢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科技合作创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作者简介］于国辉，法学博士，讲师，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6。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海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用于高校思政课教学资源的路径研究”（19YJC710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