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革命开始，通信技术逐渐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通信不畅、联系不便的困境，党和政府开始积极发展农村邮电，保障政策、指令、通知、数据、情况等信息的上传下达。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邮电部规划和主持，在农村展开了工程浩大的电话网建设，建立起从中央到基层的完整电话网络，借助技术力量解决农村通信问题。电话网的形成，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农村千年以来的通信难状况，也有助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领导与建设，对于提升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目前，学界系统性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邮电建设、通信发展及其历史意义的成果尚不多见。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电气化研究，大量成果分析了广播作为传播媒介的建设逻辑及政治功能，但却很少注意到邮电建设。与广播不同，邮电的功能在于实现人们之间的双向沟通交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邮电”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产生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通信革命”，不仅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通信权利，也强化了党和政府自上而下对于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其中，电话作为当时最具便捷性和即时性的邮电通信工具，理所当然成为邮电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党和政府的行政工作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基本建成农村电话网的伟大成就。基于此，本文以农村电话网建设及围绕电话所产生的通信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电话网建设的成因、过程及其对国家治理的综合影响，还原发生在50年代中后期中国农村大地的电话网建设史，进而揭示通信对于农村治理的多元功能和重大价值。

农村电话网建设的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农村只有供地方政府专用的电话，不对社会开放，由各地自行管理，称为“地方电信”，直到1953年后地方电信才由邮电部门代为管理并开放营业，称为“县内电话”。到20世纪60年代，县内电话才改称为“农村电话”。1955年底，全国乡村邮电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发展乡村邮电的初步规划：全国要在7年内建成乡和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电话网，并尽一切可能提前建成。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31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7年或者12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在必要的地方，设置无线报话器。”农村电话网建设正式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一）建立农村电话网的背景

　　电话网建设是中国农村历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浩大，不仅要求设置交换机和电话机，还需要铺设电线杆以及专门线路。相比于城市，农村又具有地广人稀的特点，面临着极为高昂的建设成本。据当时的资料粗略估计，如果全国所有乡都建立电话网，电话线距离就超过400万里，耗费电线杆高达4000多万根，至少新增20多万部电话机，还需要数万人负责电话接通和修理工作。即使面对困难，中共中央在1956年仍然做出建设农村电话网的决策，主要是考虑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以及电话具有难以替代的通信技术优势。

　　首先，农村通信的长期落后，导致信息传递迟缓，阻碍了当时国家指令及任务的及时传达。在建设电话网之前，上级政府对农村传达政策及命令的方式依然高度依赖于人力，采取信件投递或者面对面开会交流的方式，但是人工传达面临着速度迟缓的困境，空间距离导致信息传播速度的滞后，大量时间消耗于路程往返。当时省一级党政组织召开的会议多在省会举行，需要各地区派人到省会参加。地市县各级党政组织召开的会议也多在城镇举行，需要农村干部来现场开会。比如，中共陕西省委就发现，为了传达布置工作，需要耗费很长时间。即使离省委地理位置最近、交通条件最方便的渭南、宝鸡专区也至少需要10天以上，边远地区则更长。要把省委意图传达到村，起码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因此，传统通信方式的信息传播效率缓慢，亟须现代化的通信手段。但到1956年初，全国仍然有81%的乡不通电话，已有机线设备质量低，缺乏经常维护和管理制度，通话质量不佳。农村落后的通信状况亟须改变。

　　其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客观需要。1956年，农业合作化达到高潮，农村生产合作社以及互助组广泛建立，以个体小农为基础的分散式经营模式向合作社集体生产模式转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通信方式难以保障各级政府及时掌握农村生产工作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客观上要求国家使用更加高效的通信工具。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农村面貌的改变，农村的行政区划调整、地方交通发展、农业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发展等发生的种种变化，对乡村邮电通信网的布局提出了新要求。时任国务院六办主任的王首道强调：“目前，地方交通和乡村邮电工作，已经远远落在农业合作化新形势的后面……如不迅速改善地方交通和乡村邮电工作的落后状况，不仅不能很好地支援和促进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产的大发展，反而会妨碍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他还批判了邮电系统内部不注重农村电话建设的错误想法，认为这忽视了党政机关指导农村工作的迫切需要。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与农村通信落后的差距，成为驱动国家修建农村电话网的现实动力。

　　最后，电话自身具有的技术优势。从技术特征上看，电话相比于同时代其他通信方式具有显著优越性，更加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相比于广播，电话能够双向互动，沟通效率更高，更适合组织工作。相比于电报，电话的投资成本较低，也不需要精通密码的专业人员。同时，电话线非常适合将距离较远的各个村落联结起来，“在县、市以下农村的，情况与市区相比，会有很大的不同。农村人口聚居情况要比城市密度为稀，而居民点之间的距离也较城市为远。为了便于对生产建设的指挥调度，农村对通信工作的需要，电话要多于邮政和电报，因而在不少农村已有农村电话的建立”。1956年2月1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充分肯定电话网建设的意义，认为它加强了各级党政组织、特别是县级党政组织同广大农村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不仅便利了党和政府的指示迅速下达到广大的农村干部和农民中去，也大大便利了农民的要求和意见及时反映上来。这对于农村工作经验交流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修建农村电话网的目标规划

　　1955年底，全国乡村邮电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了发展乡村邮电的初步规划。会议强调：“根据毛主席‘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社的电话网’的指示，在县内电话建设上，我们计划在1960年左右基本完成乡和大型社的电话网，并争取提前完成”，以形成自上而下、遍布全国的紧密的电话网。根据这个要求，“7年内架设的电话线路杆程公里约等于现在全国所有电话线路杆程公里的4倍左右；增设的邮电服务机构约等于现在全国乡村邮电服务机构的5倍左右”，“规模大，速度快，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1958年，邮电部发出《关于力争今年年底完成队队通电话的通知》，不仅完成期限较1955年所提的要求再提前2年，而且又把“乡乡通电话”改成了“队队通电话”，尽管该年底未能达到目标，但电话网建设仍在加速进行。

　　从整体空间视角来看，国家修建农村电话网的另一重目标则是建立起完整的全国电信网。有了农村电话网作为“末梢”，上下联通的全国性通信网络才正式成型，方能保障重要信息的上传下达。因此，农村邮电网必须同全国邮电干线相互结合，农村电话网也要和全国电信网密切结合为有机整体。根据当时我国的通信条件及技术发展水平，农村通信网采用二级汇接辐射制。汇接辐射制意味着农村电话网呈现出以县邮电局为中心的“放射性”形态，在县邮电局设立交换总机，在公社设立交换机，两者通过中继线相连，至于生产大队的电话则再以公社为中心，通过交换机进行连接，从而实现了电话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广泛覆盖。

　　与此同时，县邮电局又属于国家干线电话网的组成部分，以县邮电局为接口，农村电话网又和城市电话网、长途电话网实现联通，覆盖了中央、省、市、县等各个级别，共同组成纵向到底的“枝干型”国家通信网络。由此，农村电话网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电话网趋于完整，不仅方便农村与外界随时联络，中央对基层的领导调控也拥有了稳定的信息传播渠道。

农村电话网建设的过程及成果

　　尽管任务繁重，同时面临着财政资金、物质资源以及劳动力的巨大投入，但从1956年到1960年，新中国在数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农村电话网的广泛覆盖，主要原因在于确定了经济性与适用性兼顾的原则并充分调动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

　　（一）农村电话网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建设过程

　　在总体布局上，邮电部发挥统筹领导作用，确立了经济性和适用性兼顾的基本原则。1955年，全国乡村邮电工作会议提出了农村邮电建设的指导原则：“在地方交通和乡村邮电建设中，必须贯彻执行适用、经济和适当照顾将来发展的方针，贯彻执行依靠民力、就地取材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就是既要尽一切可能为国家节省，又要保证建设质量和通信质量。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一些过于经济或讲究通信效率的做法被否定，比如不考虑地方实际状况和国家投资，一律用有线电话，不愿意用无线电；在线路建设方面完全不考虑规格标准，能通话就行，或者提出过高标准，不考虑节省成本等。为了降低支出，地方邮电机构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广播和电话采用同杆同线以节约投资。为了建设材质符合邮电部规定的最低标准，严格控制质量，邮电部要求各级邮电干部做好职工教育，保证“杆子栽牢、线扎紧、绝缘要良好、排除自然条件的影响等，防止和纠正草率、粗糙现象”。

　　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中央统一计划的长途电话网，农村电话网建设是基层邮电职工和广大农民利用自身劳动和智慧而成功建设的集体性工程。由于建设规模庞大，需要巨额资金，不可能全靠中央解决。因此，邮电部将电话网施工的主导权下放给地方，以调动地方和群众积极性，为此也进行了内部管理体制的调整。1953年，邮电部门统一代管地方电信后，县一级电话的管理体制具有高度垂直领导的特征，一切集中于省管，权力过分集中导致农村电话发展困难。1955年，邮电部正式成立县内电话总局，加强了对全国地方电信的指导工作。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中央再次调整了邮电管理体制，鼓励县级政府自主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建设。例如，河南省就规定县以下的电话及邮电分支机构陆续下放至人民公社管理，实行以公社为主的双重领导。湖南省农村电话网络的发展计划、财务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基建大修的勘测设计及施工，一律由各县自行确定，纳入县的国民经济计划。

　　与此同时，群众动员也成为农村电话网建设的关键因素。1956年2月，中国邮电工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做出了《关于支援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要求各级邮电工会迅速动员职工群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业务技术知识，抽调人手到农村工作，向农民宣传建设乡村邮电的政治及经济意义。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大量群众通过义务劳动，参与搬运材料、铺设电线杆、挖坑抬杆等工作，成为电话网建设的主力。如在北京西郊，工人负责埋杆架线，当地农民则用骡马帮忙搬运电线杆，提前完成了任务。同时，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各地邮电职工和群众就地取材，集思广益，发明创造了大量不同类型的电话线、简易电话机以及会议电话机，以适应各县区社党委运用电话指挥农业生产的需求。四川省邮电局、内江地区邮电局下达了生产会议电话终端机的任务，强调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实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自己武装自己。简阳县邮电局自办了邮电工厂，生产简易会议电话机。贵州镇远的电讯厂职工用小型收音机制成会议电话机100多部，使用效果良好。1958年人民邮电出版社编纂的《会议电话资料集》收录了30种当时各地群众运用自身智慧，用较低经济成本发明的“土电话”。例如，江苏丹阳自制简易电话会议设备，县里发言时各乡用喇叭收听，各乡发言则县及其他乡也可用喇叭收听，整套设备仅花费170元。四川郫县邮电局职工发明了“一灯共管五用机”，具有召开电话会议、打电话、召开中型群众大会、听有线广播、听无线广播五种功能。此类电话多具有取材方便、制作简易、造价低廉等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群众自制电话在电话网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农村电话网建设的基本成果

　　农村电话网建设是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电话呈现出飞跃式发展的态势。河南省在县话体制下放后的不到半年时间，交换机增加2.2倍、话机增加了0.45倍、会议电话机增加了4.4倍。湖南省在权力下放后的8个月时间里，电话线路增加23%、大队通话增加了28%、县到公社可开放会议电话的比例增加了51%。吉林省的各县、乡、社为修建电话网积极集资，按省政府计划投资50万元，最多能修建线路1000公里，但实际各地集资超过200余万元，一年就架设线路4683杆程公里，安装交换机3058门。1958年9月，吉林省成为中国首个乡乡通电话的省份。凭借地方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邮电部提出的“队队通电话”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电话网建设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从农村电话主要设备指标上看，农村电话线路长度从1955年的42万杆多公里上升为1960年的180万杆多公里；电话交换机容量从1955年的11万多门增加到1960年的139万多门；电话机数量从1955年的6万多部增加到1960年的97万多部。至1960年底，全国已经有99.1%的人民公社和86.9%的大队通了电话，其中88%的公社还装了电话交换机，成为一级交换中心。从城乡电话用户数量的比较上看，1956年前城市电话用户数量远远超过农村，1955年底市内电话和农村电话分别为37.5万户和10.4万户，相差3倍以上。但从1956年开始两者差距迅速缩小，到1960年农村电话已经实现了对城市的反超，分别为91.9万户和65.9万户。地方数据则直观反映了电话下乡当时已经深入公社和生产大队的情况。例如，1959年底，河南省的电话已经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层级得到广泛应用，普及率分别高达99%和96%，但在生产队一级，电话普及率还不高。全国许多地区的情况和河南类似，例如，同时期的湖南省，1960年全省100%的公社和98%的生产大队通了电话，农村电话已成为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农村工作与生产的重要通信手段。上述数据表明农村电话网发展迅速，成为国家通讯网的组成部分。“电话下乡”工程基本实现，提前完成之前预设的7年规划。

　　不过，尽管农村通电话的目标得以实现，但在当时指标要求过高过急的背景下，出现了未能保证通信质量的现象，地方的“土电话”和“土方法”存在材质不达标和管理不善的现象，给长期使用增添了困难。针对电话网建设过快所引发的种种问题，邮电部从1962年开始予以整顿，适度缩小了农村电话网的规模，使得电话网的质量大有提高。总体来看，1956—1960年成为中国农村电话网迅速发展的时期。

农村电话网建设的重要作用

　　农村电话网的基本形成，反映了电话在农业生产生活中日益扮演起重要角色，其广泛应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治理展现出重要作用。从国家政策执行视角来看，农村电话网的基本形成催生出电话会议这一新兴的政府工作方法，历史性地提高了国家政策指令在农村地区的传达落实效率。

　　（一）便捷的政府工作方法

　　和改革开放之后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话应用具有显著的公共事务属性，主要用于沟通交流政府行政等公共事务。1954年10月，邮电部针对长途电话接续顺序进行了修订，将中央和省特设军政专线电话分为加急与寻常两级，并将长途电话接续顺序改为13级，从接续顺序可以看出公共事务优先于私人事项，代表私人事项的普通电话位列最后。先公后私、先急后缓的电话接续原则，意味着农村电话网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满足群众私人用途，而是应用于国家对农村的计划调控及管理事项。对政府行为而言，电话网建设的直接成果就是产生了全新的政府工作方式——电话会议。电话会议在大量情境中替代了传统“现场开会”的工作方式，成为党和政府开展工作的新方法。在技术层面，电话会议是利用既有电话网，通过添加“终端机”和“汇接机”两种技术设备，将相关参与方的电话线路同时联通，以实现“集体开会”的目标。在制度层面，同级邮电部门负责管理电话会议业务，建立电话会议记录单，配合申请单位做好预约预报，保证会议及时召开。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电话会议逐渐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接收上级指示、了解下级情况的常见工作形式。在农村电话网成型之前，电话会议较少应用于基层，而多用于中央与地方省区市之间进行长途通话。1956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先召开全国电话会议，组织了上海、云南等10个省市工会的负责人，汇报当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情况。随着农村电话网的形成，电话会议也开始广泛应用于基层。借助电话会议，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基层布置工作，既不需要写信，也不需要现场开会或者派人传达，便能够迅速组织相关党政干部，以最快速度向基层布置工作。根据各地关于邮电的志书记载，很多县都是在1956—1958年间首次开通电话会议。例如，1957年12月，云南楚雄首次开放电话会议，省、州、县三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可利用电话实现各公社、生产大队的集体开会，1959年州局挂发电话会议1700多场；郑州电话会议最早诞生于1954年，但当时仅限于省至各专区市之间，到1957年才开放郑州至专区市再至县的电话会议业务；江西安义电话会议始于1958年，初始只供县级单位收听上级机关的会议内容，但为了配合人民公社化，满足县委、县政府向下开会的迫切需求，县局安装了电话汇接机，购置会议电话机11部，分别在全县8个公社（场）及县城有关单位安装。

　　各级党委和政府之所以乐于使用电话会议的方式，显然是因为这种工作方法有巨大优势。首先，与传统会议相比，电话会议可以如同现场开会实现布置工作、传达文件、汇报情况、协商讨论等效果，但人员不用往返，比传统会议显著节省时间和经费。其次，区别于广播大会的单向信息传播，电话会议不仅能收听还能对讲，与会人员都可以发言，沟通效果更好。最后，电话会议还允许多用户接入，具有“集团通话”的特点，能够突破现场会议受制于人数规模的局限性，允许跨层级沟通，可以容纳更多单位和人员参与。

　　1956年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中共陕西省委使用电话会议的消息，对电话会议做出很高评价。这次会议包括陕西省级机关负责人、全省地委书记及部门负责人员、部分县委书记和县级机关负责人等三个层级的人员参与。事实证明，电话会议是实现党对群众运动及时指导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电话会议，不仅领导意图可以迅速贯彻落实，同时下面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提出来，得到解决，而且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得以及时交换意见。其后，中共陕西省委要求进一步发展电话会议，不断提高电话会议质量，使之向开得广、人数多、时间短、秩序好、声音清的方向努力。1958年，中共陕西省委对全省电话会议进行了全面整顿，将过去全省电话会议分片（关中片、陕北片、陕南片）开，改为一片开。各级干部都能清晰听到省委书记讲话，收听效果普遍良好。总体来看，电话会议具有人多面广、节省时间、互动性强的特点，使之迅速成为支持各级党政机关运作的有力工具。

　　（二）高效的国家政策传达速度

　　农村电话网的建立以及电话会议的普及化，使得通信不畅的传统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党和政府建立电话网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中央计划指令能够快速传递至广大农村地区。在此意义上，电话下乡对于国家治理的首要意义在于通过改善信息传播效率，使得中央政策能够快速得以传达执行。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分秒必争的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电话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效果，降低了组织内部的沟通成本，保障计划管理体制的高效运作。

　　在1956年农村电话网开始建设之前，国家布置农村工作，主要采取现场开会、派人传达、邮寄信件等方式予以落实，政策从省传达至农村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在1955年春季落实粮食“三定”的政策过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于3月3日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刻讨论这一指示，于接到指示后5天内传达到县，各县再于接收省市指示后10天内下达到乡，各乡要用最快方法传达到每家农民，使人人心中有数。随后，中央还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指派工作组，第一时间通知地委及县委。从地方执行来看，中共山西省委在3月7日召开会议讨论“三定”工作的措施和步骤，并预计该工作在25日前可布置到乡村。山东省也迅速传达中央指示，中共曲阜县委县政府在3月16日发出通知，要求全县贯彻“三定”工作指示。济宁市所属各县则于3月23日前召开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贯彻“三定”工作指示。至3月28日，山东已有109个县把“三定”工作指示传达到乡。上述史料表明，在缺乏电话通信的条件下，即使是最紧急的国家政策，从中心城市传达到多数乡村的执行速度也至少需要半个月以上。

　　相比之下，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电话网的出现，历史性地提高了中央政策传达到农村基层的速度，在数天甚至1天之内就可以直接、快速、准确地传达至基层。例如，中共陕西省委指出，原来需要至少1个月政策下乡，现在利用电话会议，最多有5天就可以传达到农村（包括山庄）。在省委附近的专区，一般也只需要两三天时间，省委意图就可下达到村，直接参加电话会议的县，则在次日就能将省委意图下达到农村。1958年5月8日，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召开市委、地委书记的紧急电话会议，要求积极预防治疗麦锈病。会议结束后，各地连夜将省委指示再通过电话会议传达到各县、公社，组织群众突击防治。1天后，六安专区即发动19.9万多人，对全专区一半以上的麦田清沟排水。阜阳专区所属的涡阳、蒙城等4个县则在当天组织了8800多个突击清沟排水专业队，1天就开沟排水93多万亩麦田。中共河北省委在1958年10月23日召开第五次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展开大突击，完成农产品收购调运任务。各专区连夜研究措施，立即布置到县。次日，省委的意图就贯彻到乡和公社。由此可见，随着农村电话网的形成，中央的政策指示从省传达到乡村的速度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已经从原来的至少10多天甚至1个月缩短到最快1天就能实现。农村电话网有力地强化了党和政府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农村电话网对基层治理的影响

　　作为新的通信技术实践，农村电话网不仅提升了中央及省市级政策指令传达到农村基层的速度，而且对于县域以下的乡村基层治理也具有重大意义，重塑了基层治理格局。电话网在多个方面赋能基层治理，使得农村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便利指挥调度

　　首先，农村电话网密切了县委、合作社（人民公社）与干部群众之间的日常联系，发挥了集体协商、经验交流、决策制定等功能。例如，农村电话网的出现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全国的农村电话部门为水利建设工地架设了7万多公里电话线，安装了3万多部电话机，使工程的指挥调度灵活方便，对工程的顺利完工做出了贡献。中共颍上县委把电话会议一直开到生产大队，下放到第一线的干部在听过后就能立即动员和组织群众，使得“上午开的电话会议，下午全县就有六万人参加小秋收，当天就采集了各种物资一百多万斤”。在河北徐水，简易农村会议电话的出现对促进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县级部门不仅及时将领导意图传达给乡，县委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也较之前及时，过去全县生产情况4天后才能要上来，而电话汇报当天就能了解情况。中共徐水县委在两个月召开20多次电话会议，做到了布置、检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广经验及时。有的公社党委书记指出：“没有会议电话，开个会来回需要三天，有了会议电话，有事一小时就传达下去了。”在河北献县五公人民公社，1959年6月16日下了大雨，在机关的第二书记认为应当在全社火速抓紧雨后地湿的机会突击补苗。但是，时间不允许把下队的书记和常委叫回来开会研究。为了保证集体领导，在机关的第二书记提出初步意见，通过电话联系的办法，和其他书记、常委进行了讨论。下队的书记、常委根据各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表了意见，提出如何抓紧这一有利时机，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补苗的措施。

　　其次，农村电话网也极大提高了中央收集和汇总数据的时效。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家需要统计钢铁、粮食产量。为便于了解情况，贵州邮电部门在1958年特设钢铁电话、粮食电话等类型，凡是有关钢铁与粮食的调度电话，排在加急军政电话之前，必须提前接续，并设定1小时的最低接通时间。吉林省统计局副局长邱绍明指出：从基层到省，只用8—9小时，领导就能全面掌握钢铁统计情况。冶金工业部则通过调度电话，在24小时内就能统计出前一天全国钢铁产量。正是由于电话汇报的及时性，大量工农业生产的数据资料才能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通过电话网，从生产大队、公社传递到县委、地委、省委直至中央，实现数据汇总。

　　（二）减少干部群众的负担

　　乡村治理中有很多非生产性事务，不少干部群众深受“文山会海”的困扰，需要将大量时间投入非生产性事务。对此，电话通信也有利于将程序性事务简约化，在推动问题快速解决的同时也不影响生产。农村电话网建设之前，乡社与上级机关的通讯方式主要依赖派出专人或者写信。但派出专人不但耽误时间也影响生产，等候回信的时间则更长，而且往往说不清楚。对此，电话沟通作为替代性方案，既不耽误时间，也不影响生产。农村电话网形成后，农村干部不用离开乡村，在所在单位就能开会，当开群众大会时，只需把电话线连到扩大器，全区群众就能听报告，电话起到了精简会议数量和节约时间的效果，干部因此有更多时间深入到生产队和作业组，指挥参加劳动。河北徐水利用电话会议直接与各乡社、队长以上干部互通声息，不仅会议较之前减少70%以上，报表减少60%以上，而且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用电话会议代替集合开会，乡社干部开会误工的情况也大大减少。吉林省延边州总结了电话会议的优势：速度快，能够及时传达贯彻，减少往返路途时间；受众对象面广，电话不受人数规模的限制，可直接传达至广大群众；节约会议经费，包括往返交通费、住宿费、食费等；会议时间短，通常情况下1小时就可以顺利实现目标。

　　（三）提高应急能力

　　自古以来，农村生产生活都受到天时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村治理需要牢牢抓住时机。农村电话网的存在使得农村能够更好组织集体行动，有效应对突发天气和自然灾害等意外情况。由于农村人口一般较为分散，干部经常下沉一线，电话能在遇到紧急事件时迅速建立统一指挥体制，将干部群众第一时间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抢收抢种以及防止自然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959年7月，云南省绥江县太平公社出现洪灾，由于各公社管理区及64个生产小队都通了电话，县委利用电话调动大批人力，连夜突击抢救，救出社员331户，猪91头，减少了财物损失。贵州省江口县接到预报大风大雨的电报，用电话会议布置，县委书记、委员和在乡干部带领全县男女群众25000多人，一晚上抢收小麦85万多斤。1957年秋，中共江口县委书记又发现板田很多，当时恰好久晴逢雨，时机难得，通过电话会议布置后，全县日均出动15000多个劳动力，“在5天时间抢犁板田75000亩，抢种小季34000亩，5天时间超过了前20天的秋耕秋种进度”。

　　此外，电话网还能起到跨区域调配资源的作用。1960年轰动全国的“为了61个阶级兄弟”事件颇具代表性。山西平陆张村公社发生了61个民工砒霜中毒事件，亟须在48小时内使用特效药。正是依靠长途电话网，地方政府成功联系到位于北京的卫生部和特种医药商店，并依靠空军将特效药空投至平陆，整个抢救过程不超过2天，电话网被比喻为61个民工的“生命线”。

　　电话网还为农村带来了广泛的社会经济效益。有资料指出，电话在掌握产品情况、调度运输上更加准确及时，便利城乡间物资交流，对加强工农联盟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上海民众称赞电话网为“两省四快”，即省人力、省时间，通知开会快、了解情况快、联系贯彻快、请医治病快。电话网的形成使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及时了解并妥善处理农村治理过程中的大量问题，受到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欢迎。

　　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旧中国农村社会长期以来处于音信难通的半封闭状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成功，落后的通信状况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作为工业时代最便捷、最高效的通信交流工具，建设农村电话网是党和政府强化对农村组织管理的重要手段，以此促进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而言，建设农村电话网所需要的庞大资金、物力和人力，是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与建设长途电话网不同，国家充分发挥地方和群众能动性、多快好省的指导方针、邮电系统的权力下放是新中国能够在数年时间里就基本完成此项工程的重要原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计划性、灵活性和群众性原则的有机统一。这一时期农村电话网的核心用途在于公共事务而非私人事务，这赋予了其非常浓厚的治理属性。农村电话网引发了一场重要的通信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过程。就其本质而言，电话网承载了信息流动，而信息流动折射出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变化，时空距离不再成为党和政府管理农村的障碍，“声音的传播”取代“人的在场”。从国家视角来看，无数政策方针、行政指令、数据资料、情况汇报沿着电话网流动，电话会议成为常态化的工作方式，上级党政机关强化了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力和组织力，进而支撑着计划管理体制的有效运作。从社会视角来看，电话在反映情况、沟通协商、决策行动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能够帮助农民更好生产生活，快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实现了国家和农民之间共赢。可以说，电话网既是行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技术支撑。

　　［作者简介］邓理，法学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