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四”时期，刚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就已在大力宣传、介绍马列主义的同时，尝试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分析中国现实，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物质和精神》、《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史学要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等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成就。20世纪30年代初叶，郭沫若撰著并出版了其“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开始以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历史。他“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格的批判”，（1）从而使世人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的传统。稍后的“社会史大论战”，既使更多学者了解、接受唯物史观，又在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同时，初步锻炼了这支新生的力量。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等的辛勤开拓之下，不仅形成发展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取得了许许多多的学术成果。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终于真正成为了科学。　　

　  对于被学术界尊称为“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已有许多个案性研究。刘大年则在《他们做出了榜样》中有一个整体性的评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是说的中国民族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意味着前者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崛起于西方，产生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源流也只在西方。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内容和形式，都与马克思主义很少相像的地方。因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马克思主义是地道的“外来异物”。中国“国情特殊”论者主要就是强调这一点。在历史学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起，他们给我国历史学划分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上论述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仅存在于欧洲、美洲，也基本上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里。他们的研究切实证明了这个　　

　  重大事实。中国历史从何处来，将要走向何处去，在人们面前一下子豁然开朗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应用于中国历史，根据在哪里？根据不在中国历史之外，只在中国历史运动之中。甲骨钟鼎文字和先秦以下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表现的中国社会制度、历史演变，有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才能讲出什么样子。马克思主义的应用，改变了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不是改变了客体的存在。反对者指责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削足适履”、“移史就观”，这显然不正确。尽管如此，它还是不能否认这样的应用并非脱离了中国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根据科学观点来重新认识那些事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科学不能靠杜撰虚构成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一旦与中国内在根据相结合起来，就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学里面，它再也不是“外来异物”，而与中国文化熔铸为一体了。恩格斯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里借用服装来形容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做的工作，成绩斐然。（2）这里着重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历史运动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基本历史规律相吻合，二是作为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发挥其影响力必须实现民族化。而在这二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史学都作出了科学回答。由此可见，虽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者们，都对科学阐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关系，揭示中国历史运动的规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各自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及其成就，在现代中国人追求科学理想的历程中留下了深刻印迹。本文难以对这作全面评述，而只拟着重阐析侯外庐史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