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史论战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新军阀在全国建立了黑暗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高举起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从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斗争空前激烈的时期。这时期，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所进行的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党所领导的一场重要理论斗争，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和文化反“围剿”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这场理论斗争的人员非常复杂，有以陶希圣、梅恩平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新生命》杂志为代表基地），“改组派”的理论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托洛茨基派和陈独秀取消主义者严灵峰、任曙等（以《动力》杂志为代表，此派又称“动力派”），以《新思潮》杂志为基地而由中共党人王学文、潘东周、吴黎平等为代表的“新思潮派”，还有其他一些自称不属于任何一派的人物。大约自1929年至1934年间，前后发表140余篇文章，出版了30余种书籍，数十人参与论争（绝大多数是当时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4）中国社会史论战首先是围绕着当时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现实进行中的中国革命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曾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5）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国内曾经引起过激烈争论。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正确的分析遭到了形形色色反对势力的反对，他们群体鼓噪，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如陶希圣宣称中国封建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崩坏，而引起封建制度崩坏的原因就是商业资本的发展。他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6）中写道：我们先观察封建制度崩坏的过程。周的末期，中国国内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发展。几个侯封里面，商业资本主义已发达起来。最显著的是齐。春秋时代首先称霸的便是这资本主义齐国。自齐霸中国以后，各侯封间继续起了几次大战，渐促成国内的中央集权。而战争的背后，颇有商业发达，都市集中，人口增进的影响。但中央集权的政权渐由诸侯归于贵族，再由贵族建筑中央集权的新国家。中国历史便由此进入七雄争长的战国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间，贵族阶级相随崩坏。到了战国时代，庶人起为卿相的事情很多。贵族要保持其位，也相趋于养士，于是贵族中的进步者与庶人中的优秀者混成一个士大夫阶级。他认为周秦以来，商人资本“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心”，“农民问题是资本问题的一面”。（7）“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8）而“中国农业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虽然有封建剥削的存在，不能因此断定中国的社会形式是封建制度”，（9）“因此，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段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10）这一观点在梅恩平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梅恩平认为，“中国的地主阶级，其膨大往往有限，而商业资本阶级则可以无限量的膨大。”秦汉以降的官僚资本，也离不开商业资本。“皇帝宰相以下，都只可认为一种寄生于商业资本阶级的官僚阶级。”（11）与陶希圣、梅恩平强调中国土生土长的商业资本主义一以贯之，从古代至近代并无重大变化有所不同，严灵峰、任曙等托陈派着力强调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部门之再行程的。中国社会内部主要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12）“中国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13）“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越的地位，……而农民向这种地主出卖和租佃土地多半带有‘自愿’的性质。……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不外把地租当作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来看待的……，其本质不外占取农民的剩余价值罢了……，充分地表现了农业经济的生产很广泛地都是为市场而生产，也就是说农业生产都普遍地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14）总之，现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15）此外，“改组派”的喉舌顾孟余以“公孙愈之”为笔名发表文章，极力鼓吹中国封建制度早已崩溃，中国社会的经济构造“是一个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16）他们说法有异，要皆否认现实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硬要把中国说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的正确判断，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但就是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党的地下组织和党所领导的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仍然进行了大量工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分析，并对国民党反动派、托陈取消派的反革命理论进行揭露和批判。如指出：“所谓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数乡村间，尤其各地的行省的多数乡村间的所谓农村经济，大体仍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农家自己需要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由自家生产自家消费……商品生产无论其在农村与都市，都只是单纯商品的生产，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尤其是封建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生产。”“至于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的生产方式，除去沿海大都市或少数地方外，我们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中，很难看见。”（17）“在封建剥削制之下，农民因‘经济以外的压制’，强迫地把全部剩余产品甚至超过这数量以上的部分，交纳于地主，并受许多附加的剥削。”（18）“用超经济的压迫，以榨取剩余劳动，凡维护此种剥削方法的制度便是封建制度”。（19）由此而得出结论：“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中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关键。”（20）共产党人或受党深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在《新思潮》上发表的这些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础上。而农村基本上仍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的地租剥削为主体；帝国主义开始侵蚀，但并未瓦解更未消灭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中国是那么大的国家，农村地域如此广阔，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影响和渗透毕竟还局限在沿海和大中城市的周围农村，远没有取得全部统治或主宰支配地位。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的再次科学（学术）地被肯定，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也就明确无疑了。这确乎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当年实际的创造性的理论产物，也是这场论战的特大收获。这收获不仅是学术的，而且同样是意识形态性的。因为这一理论收获为当年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工农红军的存在发展，提供了科学论据，反过来也从上述革命实践中验证了这理论的真理性质。它为日后的中国革命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信念依据。”（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