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从对抗贫困而要求人身权的狂暴的幻想，到反对土地特权而主张平等的理想，是从长期斗争的经验结果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历史上，农民用无量鲜血写成的阶级斗争诗篇，其韵律是豪迈而铿锵的。诗篇中的阶级对抗观念是被压迫阶级解放的里程碑，诗篇中的基本思想是全人类解放史的节奏。前一个历史阶段阶级对抗的经验正是后一个历史阶段阶级对抗的发展的必要阶梯。（105）又具体阐论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各有不同的显明特征，而在后期更有两个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他指出：“一般说来，中国封建制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对抗形势，在唐中叶以前和以后，有着鲜明的不同点：前一个时期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容的思想主要是一种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后一时期的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分产均产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更现实的财产平均的教义。这种教义，特别到十六世纪以后，如马克思所说，‘是私有权的普遍化’”。（106）就是说，封建社会前期，封建剥削方式主要采取了徭役地租的形式，封建主总是力图通过军事、政治、法律等暴力手段以及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来控制劳动人手，使农民在依附于土地的同时更加从人身方面依附于他们。因此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农民起义主要表现在反徭役并争取人身权方面，故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主要是一种从低级的帝王思想出发，阐发狂暴式的“财产共有”或“共同劳动”的教义。唐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封建剥削方式主要由以前的徭役地租形态转变为实物地租形态。明清时期，在“一条鞭法”和“更名田”制下，租佃关系又有一些新的变化。而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引起封建制社会内部上层建筑的变化，引起阶级斗争形式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农民主要表现在反对不平等的封建特权和争取土地方面，因而其口号所包含的思想不局限于人身的生存权，而且针对统治阶级要求平等权利，随后又提出平均分配土地的现实要求。　　

　  为什么在封建专制主义极其强固的中国，反而会发生如此频繁的农民起义，甚至一些最强大的封建王朝都为大规模农民起义所埋葬？侯外庐认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封建统治者用以加强专制主义的一切措施，在一定的条件下，几乎都可以造成农民起义的有利因素。例如，封建社会前期，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古老的村社加强对农村的宗法统治，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细胞，然而，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村社又成为农民用以反抗封建统治和封建压迫的一种组织形式，史书上所谓“起于闾左”、所谓合族合乡逃亡，就说明了这一点。又如，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国家的公共职能而大量征发劳动力，加重对人民的剥削，这又不能不激发起人民的反抗，往往成为爆发起义的导火线（如隋末农民大起义）。再如，封建统治者役使人民修建的某些公共工程（如运河、驿站），甚至某些军事组织形式，也都可以为起义者所利用。这是封建统治者始料未及的，然而这种阶级斗争又是必然会发生的（如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通过对这些史实的洞察，侯外庐指出：“前一时期作为封建统治者所依靠的基础的农村公社可以变成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条件，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统治阶级方面看来改造并加强了的制度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新武器或新‘发明’，却反过来又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者的有利因素和条件。这一条事物向其反面发展的辩证法规律，长其以来即被中国聪明、勤劳而勇敢的劳动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地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而凝固成阶级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直遗留于近代中国的劳动人民，作为优良的文化传统，继承并发展起来。”（107）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农民作为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他们的反抗斗争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期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反映出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实践中经验积累的程度，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因此，侯外庐特别注重从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农民战争的纲领口号，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学术思想。譬如，封建社会前期，陈胜、吴广提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则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有人把这些口号说成是否定天命的无神论思想，侯外庐却不赞同这种说法。在他看来，就世界观而言，这些口号并没有否定上帝，并没有跳出宗教唯心主义范畴，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惯以“外力”来维护“例外权”，而农民阶级也只有借用“外力”来反对封建统治者，这本是极其自然、正常的历史现象。又如，唐末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则号“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均以“平均”或“均平”为称号。侯外庐不仅指出这些口号是从《老子》书中取意而来的，具有补不足、均不平的意思，也就是反映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均产的要求，并且，他还认为这样一种思想的出现，恰好反映了中国封建制社会从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北宋王小波起义“均贫富”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也都是与此一脉相承的。这种平均平等的思想，实质上是要求废除授田各有等级和劳动力户口直接支配等封建特权，以期消灭封建的贫富不均的现象。至于明末的“均田免粮”的口号，已经直接提出对土地的现实要求，反映了一种具有某种近代意味的农民初期的民主愿望；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也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象这样一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而对中国历史实际进行的研究，并在研究中所得到的科学结论，不仅很有价值，而且在促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侯外庐的这些思想既未引起学术界应有重视，而且也很少有人沿承着侯外庐已经开启了的路数进行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科学研究。相反地，在近年思想理论界，否定、攻击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至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高倡“告别革命”的言论，却屡有所闻，这应引起高度关注。欲灭其国，必先亡其史；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先改写从古代到近、现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传统。这乃是合规律的逻辑法则。我们对此理应保持清醒认识和警惕。　　

　  列宁说过，剥削压迫制度的存在，一定会在被压迫者和少数知识分子中产生和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或幻想。在中国，从东汉的“太平”纲领到十九世纪的“太平”纲领，从明末农民的均田思想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样一个脉络相承的历史传统，而且是被压迫阶级长期进行反抗斗争的伟大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在少数贴近现实生活，能够与劳动民众息息相通，并且自身也有受压迫之感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反映，就是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异端”思想。如与太平道倡导“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108）所反映出的劳动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制最急剧无情破坏心理相适应，“异端”者鲍敬言也提出“夫身无在公之役，家无输调之费，安土乐业，顺天分地，内足衣食之用，外无势利之争”（109）的社会空想。又如，唐末进步思想家皮日休出身寒微，参加过黄巢农民起义，在农民政权下任翰林学士。尽管其现存著作都完成于参加农民起义之前，但由于深入了解社会现实，了解民众苦难，故而其作品具有十分显明的人文主义色彩。他讽刺黑暗现实，同情人民大众，曾自述：“赋者，古诗之流也。伤前王太佚作《忧赋》；虑民道难济作《河桥赋》；念下情不达作《霍山赋》；怜寒士道尘，作《桃花赋》。”(110)他在鹿门隐居时作《隐书》六十篇，用“古”与“今”对比的形式揭示出封建地主阶级的暴政，说：“古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古之用贤也为国，今之用贤也为家；古之酗也为酒，今之酗也为人；古之置吏也净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111）他指出：“后世之君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甚至敢于说：“金玉石，王者之用也”，由于王者贵金重玉，才使大家视金玉为宝，其实，真正值得珍贵的并不是金玉，而是粟与帛：“一民之饥须粟以饱之，一民之寒须帛以暖之，未闻黄金能疗饥，白玉能免寒也。”（112）这无异是对封建特权阶级享受提出的抗议，对民众饥寒表达的同情。侯外庐从史料、典籍的埋封中把诸如此类的资料爬梳出来，予以分析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比较真实了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这当然也就使得侯外庐史学思想具有了十分鲜明的人民性、民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