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晚明清初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化运动来看，或者是就“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孕生而言，都存在着一个对于中国自身传统的再认识、再理解、再诠释的问题。侯外庐从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的角度，将上述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认真思考着如何科学地对中国传统再认识、再理解、再诠释的问题。这就使他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十分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特色，并且，在他的思想史著述里，在某些他认为比较重大的学术问题上，对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几位近代以来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从另外的思想立场上作出的结论或表述的观点进行了争辩和批判，这又使其学术研究体现出显明的战斗精神。（127）譬如，在创建“新理学”的过程中和撰定二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都十分推崇玄学中的郭象和理学中的朱熹。而侯外庐则对之作了否定性的理论分析。他不仅用考证的方法，援引张湛《列子注》判定郭象《庄子注》是剽窃向秀的注文，而且还以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的立场指出《庄子注》的思想服务于“豪族的政治实践”。（128）他又援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纯粹理性”实际上是“无人身的理性”的观点来揭露朱熹的“理”也正是纯粹思辨的、由逻辑推导出来的“无人身的理性”，并指出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的整个体系的每一部分都充满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129）再如，胡适标举戴震之学，以实证思维方法确定乾嘉汉学具有“科学”精神，诊断汉学的学术思想内容和历史地位均超越了清初学术。而侯外庐则在承认乾嘉汉学方法和学术成就自有其独步之处的同时，明确指出乾嘉汉学的本质是繁琐思想，这种“繁琐思想的主流已被中国统治阶级所利用，其间思想内容已经腰折了清初思想的人民性，因而人们埋在古典的经籍中失去了个性的发展”，所以胡适之论是“非历史主义的”。（130）又如，梁启超特重乾嘉时期的考据之学，亦认为其达到有清一代学术之高峰，超胜于清初诸家。而侯外庐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说：“清初学者的学说，是丰富的、多面的。他们固然依据考据学，从社会、历史、人性、宇宙各方面批评理学，然而他们是更深入地探究知识的，比专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术是更宏远的。……乾嘉时代的哲学不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同胡适一样，梁启超“唯心主义地误断历史”，“把历史颠倒”了。（131）当然，侯外庐对梁、胡、冯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争辩与批判，基本性质是学术的而非政治的；他无疑坚定捍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和基本原则，但他又主要是以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与他们进行着学术的对话。唯其如此，尽管有时争辩、批判的用词比较严厉、语气比较激烈，但在侯外庐那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作实用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使用令人生厌的文字讨伐。他所展开的批判性、战斗性的工作，或者说他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所作的诘难，只是他作为一位十分严谨而又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维护自己理论立场的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后开拓性的自然而又正常的表现。　　

　  是什么样的目标在鼓励和召唤着侯外庐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辛勤劳作、卓越开拓，去作那与其生命历程伴随始终的“韧的战斗”？他自己有一明确回答：研究思想史，不是如冬烘先生们之读书，以为古人一切言行都是今人的宝筏，也不是把古人当做今人和他争辩；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
　　时代的意义，批判地发掘其优良的传统。（132）所以，对于侯外庐来说，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根本上是为了一个社会实践的目标：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精神历程中最美好的东西科学地分辨、选择出来，传递下去。这使他学术事业的丰碑奠立在了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优良传统精神汇合而成的深厚的思想基础之上，这使他的人格与学术均透射出强烈而又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不也正是一种为伟大理想所做的卓越追求吗？这不又正应启示着今人和后人应该继承发扬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的精神，去为最终实现那人类最伟大的理想不懈地追求、努力下去吗？

[注释]
　　 (1)《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9—10页。
　　（2）《纪念侯外庐文集》第26—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着重研究侯外庐名学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很有意义的。白寿彝曾指出：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同志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里的发展的重要标志，郭沫若同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30年代的理论成就。40年代，外庐同志的著作在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中有他特殊的地位。”又说：“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了很多，史学界的几大家都已出来，并有不同的著作，不同的贡献。但有一点外老是突出的，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这一点很重要。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在这一点上，外庐同志比其他几位同志贡献更大。”（《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见《纪念侯外庐文集》第20、21页。
　　（4）参阅高军编《中国社会问题论战（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资料选辑》。另参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
　　（6）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1929年由新生命书局出版。
　　（7）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见《选辑》第93、114页。
　　（8）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9）陶希圣：《社会经济之现在》，见《选辑》第4页。
　　（10）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见《选辑》第115页。
　　（11）梅思平：《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收入陶希圣《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
　　（12）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序言》，见《选辑》第3页。
　　（13）严灵峰：《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上书第360页。
　　（14）严灵峰：《再论中国经济问题》，上书第361—362页。
　　（15）任曙：《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上书第455页。
　　（16）愈之：《中国农民问题》，收入陶希圣编《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
　　（17）王昂（王学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其发展前途》，《选辑》第187—188、191页。
　　（18）吴黎平：《中国土地问题》，《选辑》第243页。
　　（19）丘旭：《中国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陶希圣错误意见的批评》，《选辑》第121页。
　　（20）王昂：《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与其发展及其前途》，《选辑》第257页。
　　（21）李泽厚：《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原载《走向未来》1986年第2期，见李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2页。
　　（22）《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批评与贡献》，见《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二、三期合刊）。
　　（23）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