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对于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一科学的理论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究竟是植根于古老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必然，还是少数人异想天开或不负责任地煽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究竟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寻？如果有共同规律存在，又应如何认识和准确揭示这规律？在共同规律之外，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较，中国历史存在着哪些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与共同规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因此，在进行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论战的同时，思想界、学术界又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如李季把秦至鸦片战争这二千余年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认为“前资本主义”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含有以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其特征是：
　（一）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构成一个地方小市场的网。
　（二）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
　（三）商业牵制工业。
　（四）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
　（五）独立手工业者——手艺工人——的存在。
　（六）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
　（七）农工的破产流为贫民和生产工具的集中。
　（22）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单独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明知这一点的李季（他在文章中说：“马氏所谓前资本的生产方法原不止一种”）为了自己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某种需要（在这方面，他和陶希圣殊途同归，都企图证明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却杜撰出这个所谓“过渡时代的生产方法”。有了这个“过渡时代”，他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了。他又提出一种奇谈怪论道：秦汉之际，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资本的称霸，金属货币的流通，商业对工业的牵制，　　

　  地主的横行，农民的困苦，和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产方法中所应有状况，却为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中必然的现象。(23)马克思主义学者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中对李季的谬论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说：我希望李先生要明白：纯粹的封建社会，是没有的，有的只在人们的幻想中。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只在它的早期，混和着农村公社和奴隶制的残余，在以后的一二千年中，也都是如此。研究那时代的历史的人必须把主要的生产方法，和封建制度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区别开来，并且再进一步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然，徒然掇拾了一二现象，而加以夸大，把它夸大成为一种生产方法，那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指出，李季所列举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七个特征，“没有一个可作否认封建社会存在的根据，也没有一点可作承认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存在的证据”。象“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直接结合”、“向来各种生产方法残余的存在”、本来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的特色；“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很占优势”即使能够成立，也不能创造出什么新的生产方法；至于说“地主阶级和其他上等阶级的存在”，更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何干之诘问道：“如果地主阶级的存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我真不明白，什么阶层支配的社会然后可算封建社会；难道资产阶层的社会才算是封建社会吗？”　　

　  侯外该曾对中国社会史论战有过这样的回忆：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当时引起广泛讨论的总题目。理论界对中国现阶段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既然要争论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国情的问题，就不能不回过头来去了解几千年来年中国历史。于是问题又从现实转向历史，引起了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这场论战范围很广，持续的时间很长，争论的问题很多。我记得，大家争得最热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问题；三是何谓“封建社会”的断限及特征问题；四是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最后又从历史回到现实，认识近代中国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　　

　  参加这场论战的人也是多而杂的。当时苏联、日本的学术界都对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中国理论界产生过影响。在中国，参加论战的不仅有史学界，还有经济学界，哲学界等方面的人。这里面有马克思主义者，如李达、郭沫若、吕振羽等同志；也有托派分子李季之流，还有陶希圣等一帮反动文人。因此，这场论战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又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总的说来，它反映了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复杂斗争形势。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这场论战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大功绩，就是他们在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史学的同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新史学。新史学的出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高涨。（24）尽管经过这场论战，“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至今仍在争论”，（25）并且，“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传播不久，加上白色恐怖的环境，在这场论战中，就左翼史学工作者来说，本身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缺乏认真系统的钻研，有些人只是从外国一些解释唯物史观的教程或小册子中接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同时，忽视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因而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等等”（26）然而，中国社会史论战还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并非专门的历史学家，故而难以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而只是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才第一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具体地研究中国历史。最早尝试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并且提出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古史看法的，是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创性的著作，出版后即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史论战很快就形成高潮。其后，“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解说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史的论著迅速不断涌现。相比于学院派（也就是胡适等‘科学派’）的微观考据和细致研究的著作，它们显得粗糙简陋。但它们在整体宏观把握上，在提出理论解释上，在主题的深入分析上，却显示了无可辩驳的吸引力和优胜处。其中像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及后来的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等，便是在当时学术界别开生面颇有水平的开创性著作。”（27）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就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在这场论战中努力捍卫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有着共同的规律，从而给予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有力打击，而且，那时候许多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苦闷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也是在这场论战中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营养，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看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从而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