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侯外庐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侯外庐一向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故其虽以思想史家著称于世，却始终重视着社会史的研究，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作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兹从下列几方面对之予以绍介：　　

　 （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　　

　  如果说郭沫若曾把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看作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编”，那末，侯外庐则在古史研究中比较注重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在其以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些争论较多、难度较大问题如氏族制的残存和家室的意义、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先王观等等为重心而进行的古代社会研究工作中，坚持着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　　

　  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一年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54）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他后来是否放弃了这一概念？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发展究竟有什么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去世以后就一直聚讼纷纭。如普列汉诺夫曾试图作出解释，认为：“当马克思后来读到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时，他大概改变了他对于古代生产方式同东方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封建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逻辑，导致标志资本主义胜利的社会革命，但是象中国或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有引导到古代生产方式的出现。前一种情形是指两个发展阶段而言，其中一个接着另一个；而为后一个所产生。后一种情形，我们认为毋宁是两个并存的经济发展的类型。古代社会代替了氏族社会组织；同样，东方社会制度产生以前的社会组织也是氏族社会组织。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类型，每一种都是生产力在氏族组织内部增长的结果，生产力的这种增长最后必然要使氏族组织解体。如果这两种类型彼此有着很大的区别，那末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形成了。”（55）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曾有过一定影响，瓦尔加即受其影响而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提出：“外国资本未侵入之前，中国社会是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支配下，以同一技术水准而反复生产着。”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日本学术界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在苏联，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大致有五种观点：（一）马扎亚尔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独特社会形态；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结果，就是导致了这种社会形态的解体。（二）杜博洛夫斯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制度，农奴制度及商业资本之本质问题》一书中认为“在亚洲的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中，曾经有过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社会结构要素”，而“对农民封建的以及一部分农奴式的剥削，构成亚细亚社会的基础”。（三）曾在中国考察过农业问题的约尔克不承认有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断言“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与国家的学说相对立的”，（56）认为东方各国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和物，地租采取赋税的形式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57）（四）哥德斯在1931年2月由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东方学会和东方研究所共同召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讨会上发表长篇报告，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只是马克思在读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设”，因为“当时历史科学本身正经历着连马克思在对历史过程的个别环节的理解上也不得不留下空白那样的发展阶段。”在东方各国，一方面，原始社会各种关系的残余以公社形式被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表现为阶级统治以及一定的从属体制的专制国家，这使得马克思不能不作出这样的“假设”，“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就不能很好地描绘出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但自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说明了原始共产制的崩溃和私有制的产生之后，这种假设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在他最后的几部著作中已经不再提亚细亚生产方式了。（58）（五）司特鲁威在《古代东方奴隶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瓦解问题》中，引用大量史料证明古代东方是奴隶社会。科瓦列夫在《关于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则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度变种”论。他们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多史学家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也有人在受其影响下提出新说，如雷哈德提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可说就是原始公社和古代奴隶制度间的过渡形态。”（59）日本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则可大体归纳为四派：（一）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阶级社会，以森谷克己、伊藤藏平、佐野利一等为代表；（二）主张亚细亚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混和体，以羽仁五郎、伊豆公夫等为代表；（三）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先于奴隶制的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平野义太郎、相川春野等为代表；（四）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贡纳制”，并非独立的社会形态，以早川二郎等为代表。上述苏联和日本学者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派意见，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产生了直接影响。(60)郭沫若是最早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发表意见的中国学者。其后，在社会史论战中形成了五派意见：（一）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奴隶制以前的一个发展阶段，“实等于‘家长制’或‘氏族财产形态’”，就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郭沫若、王亚南为代表；（二）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是氏族社会瓦解之后出现的几种并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中国历史上并未形成这种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杜畏为代表；（三）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和奴隶社会并行而先于封建社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国历史上确曾存在过这种生产方式，持这种说法者以李季为代表；（四）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农奴制，持这种说法者以胡秋原、王定昌等为代表；（五）认为并不存在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它不过是指东方的一种“贡纳制”，持这种说法者以何干之为代表。（61）由于当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理论争论同东方各国现实的革命实践有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也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过意见，指出：如果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完全是从亚洲生产方式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