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决议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不是什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社会史论战中，有些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人，怀有歪曲中国革命性质的目的，所以，“六大”决议在明确揭示了现实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之后，又具体阐述了“亚洲式的方法底最主要特点”。可见，“六大”决议并没有一般性地否认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提示人们应该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并依据这些论述科学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分析中国社会的特质，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62）侯外庐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展开其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中，许多人尽管认识不一、观点有异，但大多数接受了苏联、日本学者的见解，或者受其影响，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对这个问题独立地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而侯外庐就是这少数人中比较杰出的一位。他认为，要阐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首先必须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他在《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和《中国古代社会史》（后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对此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其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而提出的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主流意见有异）出发，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社会发展的序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并不一定都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近代的”那样，例如《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遗稿（63）就有这样一段话：古典古代的历史，这是城市的历史，但同时是以土地财产和农民为基础的城市的历史。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农村不可分裂的统一体……　　

　  侯外庐认为，这里虽然没有提出生产方式，但从《资本论》的有关论述来看，“历史”这一名词相当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构成的阶段”，它与“生产方式”有着同样的含义。由此可见，“亚细亚的”和“古典的”两者序列是可以“随着前后安置”的。马克思把“亚细亚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都放在“古代”的范畴里，如《资本论》第一卷说：“在古亚细亚的、古典的及其他的生产方式内，生产物到商品的转化过程，从而，人的商品生产者资格只起着次要的作用。”这里，对“亚细亚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都是用一个特征把它们放在一个共同的范畴里。但是，就历史的发展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所支配的古代东方社会构成，是前行于古典的古代的。　　

　  侯外庐不同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所谓“过渡期”的假说。他指出，马、恩著作中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阐明了氏族解体过程的二元性，即一方面表现为私人占有土地和共有土地不相容，他方面表现为血缘基础的社会与地缘基础的社会不相容。这种有农村公社存在的过渡期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共同阶段，不是东方社会的特有特征。侯外庐也不同意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奴隶制“变种”的观点。他认为，古代文明的路径有多种，有古典的形态，还有非古典的形态。古代希腊、罗马属于前者，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则属于后者。前者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它们虽属两种“路径”，但“实在说来，两者是古代的并列体系”，而其差别，概括来说，只不过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维新）的路径，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惟新”的奴隶社会。在分析了亚细亚古代路径的特点后，侯外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灌溉和热带等自然环境是亚细亚古代“早熟”的自然条件。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侯（古称“公族”），是它维新的路径，土地国有而没有私有地域化的所有形态，是它的因袭的传习，征服和周围部落的俘获，是它的家族奴隶劳动力的源泉。这样，“生产方式的本义既然是特殊的劳动力和特殊的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便是：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64）从表面上看来，这样的论断似乎和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古典的古代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者相同，即古典的古代是发达的劳动奴隶制类型，亚细亚的古代是不发达的奴隶制类型；但细读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则可发现其实不然。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由氏族制发展而成的奴隶制，即氏族集团奴隶制。就奴隶制来说，它仍然是发达的，只是因为它保留着氏族制，它才是“早熟”的文明“小孩”。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是指两种发达的奴隶制：一种是在氏族制解体后出现的奴隶制社会，古典的古代如希腊、罗马即是如此；另一种是保留着氏族组织的奴隶制社会，斯巴达和中国古代社会都是这样。简言之，他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指一种保留着氏族组织躯壳的发达奴隶制社会。这的确是一种独到的见解，是其他各家古代社会理论中所没有的。　　

　  如此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未必尽合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原义，却较为切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侯外庐并不拘泥、执着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话语，他所注重的是从马、恩的论述中体悟科学的研究方法、把握他们所提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然后将之运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故其为自己的古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就一般意义来说，这是历史科学中关于古代社会的规律的中国化；就特殊的意义来说，这是氏族、财产、国家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的引申和发展。这项工作不是我个人所能做到的，但却心向往之。”（65）基于这样的目标，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分析所能掌握的古代社会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如下论断：从这方面的基本认识入手，我断定中国的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经过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终结（近年来苏联学者却以为到东汉才终结）。研究的方法应当釜底抽薪地从氏族、财产、国家起源的东方具体的路径着手。氏族制度依然保存在奴隶社会里，所谓“先王受命”的“王制”；土地财产是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所谓“礼之专及”；国家是“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古代“邦”和“封”同是一个字，“城”和“国”同是一个字。“国”是指城市，“野”指农村），这就是城市和农村的第一次分裂，因而产生了阶级分化的文明社会。（66）在他看来，氏族城市国家的建立及其与农村的分裂和对立，是文明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统治氏族居于城市，被统治氏族处于农村，彼此对立，结成了主奴关系。据此，他认为殷商时代虽有文明社会的因素，但仍处于氏族联盟状态，如其谓：“据《左传》所载殷族有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史记》所载殷族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索隐》所释北殷氏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肖氏、黎氏（即饥氏），因此殷族实在是一个氏族大联盟。”周族亦然：“周族是拿姬姓氏族做中心，联合了其他氏族如曹姓、子姓、姜姓、己姒姓、任姓诸侯，形成氏族联盟。”（67）这样一种氏族联盟的王只是军事首长，而非专制君王，故而有些诸侯也可称王。然则殷、周之制又有什么区别呢？侯外庐指出：我们在古史中已经证实了殷、周社会的不同，主要在于周文王的“作邦”和“肇国”，成立了城市国家，第一次分裂了城市和农村的关系。（68）这显然是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推迟了。所以如此，乃因为他所说的氏族并非原始社会的氏族，而是阶级社会的宗族。这宗族是由父权家族发展而来的，在此以前为家族公社，家族公社之前才是氏族公社。中国文明的起源，和世界上那些号称古老的文明国家一样，都是从父权家族的出现开始的，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上溯到5000年前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开端之际，此时开始出现古籍中所说的“用命赏于祖，不用命赏于社”。所以，只要把侯外庐所说的氏族还原为宗族，再追溯宗族的由来，则其见解仍是合理的。　　

　  侯外庐晚年注意到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看法中存在的问题，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文明始于殷末周初的断案，是我依据过去的历史材料而提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于殷末的古代文化遗址不断出现，史学界不少同志正在积极探索夏文化的问题。关于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已经出现新的成果。对此，我是很高兴的，希望有更大的突破。”（69）这至少表明了他至死不衰的韧性战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