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指出：实物地租为主的剥削形态，从两税法开始，中经唐朝后期，宋、辽、金、元诸朝和明朝前期，到公元1581年明朝宰相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才开始改变。他说：如果杨炎不以身份为别而以“贫富为差”的两税制开始结束了前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租庸调的剥削形式，则明代的“一条鞭法”开始结束了后一阶段的国家地租形态的二租制的剥削形式，并适应历史的发展，转向具有最大限度上减轻封建依存的财产税形式的新的剥削制度。到了清代，“更名田”的办法，“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摊丁入亩”的办法，更贯彻了“一条鞭法”的精神，……更明确了财产税的性质。（92）那么，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又是在什么时候解体的呢？侯外庐认为，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成长，土地私有化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一方面，皇族土地所有制有所发展，皇庄、官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私有土地的发展更加迅速，过去占有大量土地的豪族地主在土地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打击，经营性地主开始出现并逐渐发展起来。满清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实行“更名田”制度，把原来明朝的皇庄和官庄划分给人民耕种，“这种制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历史上长时期的土地皇族所有制基本上告了一个段落，……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人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法权形式。”（93）封建土地国有论是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实际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成为他构筑其中国封建社会史体系的基石。（94）由此出发，侯外庐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专制主义集权行政体制形成的原因、农民战争及其历史发展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的特点等一系列问题，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始终，形成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体系。他提出的区别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区别封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观点，不仅对于研究封建社会的财产关系和土地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就是对于今天区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财产关系、探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等问题也可提供发人深省的启迪。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经历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财产税的演变，无疑抓住了中国历史的特点，对地租和赋税摇役制度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是一个卓越的创见。总之，侯外庐的封建土地国有论显示了他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修和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善于构筑体系的可贵品格。（95）由于多数学者主张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以私有制为主，所以，侯外庐封建土地国有论提出后，即引起了广泛、热烈的争论，许多学者发表了有价值的看法。可是，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左”的影响下，这个史学问题的争论离开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演变成为对封建土地国有论的政治批判。侯外庐的学术观点被指责为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封建制度，甚至进而推论为否定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在这种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下，侯外庐于1959年发表著名长文《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这问题的看法，进一步论证他提出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论。这是他对批判者的答辩，也是他就这个史学问题撰写并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不过，尽管这论文的发表对廓清误会起了一定作用，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学界对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研究的程度都不具备弄清问题的条件，结果是在多数人批评封建土地国有论的状况下，这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问题的争论被“搁置”了起来。（96）侯外庐晚年以令人尊敬的长者风度忆述：长期以来，有的同志因我提出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而指责我否定封建制度的存在，甚至进而推论出否定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这实属一种误解。我想，只要是认真的读者不至于产生这样的误解。因为，第一，我之所以提出封建土地国有论，正是为了阐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赖以存在的真实社会经济根源。第二，我讲的封建土地国有，根本没有涉及一八四O年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便在整个封建社会中，我也并不认为封建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始终占统治地位，我明确指出过，自明代嘉靖、万历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的发展，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渐渐不占支配地位了。这和否定土改有何相干呢！我做学问重在独立自得，不怎么喜欢与人争长论短，也很少写文章答复别人的批评。但在五十年代末以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当时在“左”的气氛下，是不容易申辩的，后来，到了“文革”时期，给我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乃至学术界一些赞成我的封建土地国有论的朋友也因我而受株连，挨了棍子，现在说起来，也还是令人痛心的。至今我仍认为，封建土地国有论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探讨的一个学术问题，各种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展开讨论，相互争鸣。我欢迎持不同学术见解的同志对我的观点进行毫不客气的批评。（97）历史的科学真理与现实的政治需要不可能永远吻合无间。在历史研究中，放弃科学真理、迎合现实政治需要，无论这种政治需要是否正当，都必然陷于实用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最终损害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侯外庐总结自己半个世纪历史研究工作经验的时候，十分中肯地写道：“我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庆幸的，莫过于自己一生不曾为了‘需要’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我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是受信仰驱使的。但我自信与史学的实用主义无缘。”他又语重心长地说：某一方面真实的历史，对今天，甚至对明天，完全可能有客观的借鉴作用，但是还望从事研究的同志，不要把自己的目标降为影射。（98）侯外庐这位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格精神，以及他给我们的这个宝贵遗训是永远值得人们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