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外人”到“局内人”

　　不过，是否我只是用自己的偏见代替了以往的偏见？当然，没有哪个人能够彻底摆脱自己的偏见；但是，反思不同思想派别在关于访问者如何更适合调查上的深刻差异，这是值得去做的。

　　有一种观点是社会病理学（social pathology）的。这种观点的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社会调查运动，它在中国曾经很有影响力。该学派从事访谈以解决社会问题，并假定只有访问者拥有理解社会大图景的正确观点。另一种观点来自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它寻求局内人（insider）所无法看到的文化中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坚持认为访问者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他不能研究自身的文化。在这两种情况中，访问者被视为一个局外人（outsider），拥有受访者所不具备的视野。当这种倾向和理论偏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会变得尤其强大，会纵容一些学者放弃那些不符合预设的理论框架的事实。

　　日本人类学家柳田国男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但与他老师观点不同的是，他认为只有“局内人”才能理解文化。只是，究竟谁是局内人颇有暧昧性。柳田国男认为，对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而言，自己就是文化的局内人（cultural insider）；但是在他之后的一代学者把这种观点扩展至“东亚共同圈”，视自己为中国和朝鲜的文化局内人。当然，这里没有客观的分界线。我来自美国的乡村地区，所以我认为自己更多地是沧州乡村而非沧州城市的局内人。柳田国男视角的意义在于：作为一个“局内人”从事调查，具有以地方形式来描述文化的优势；但是这样做也有劣势，即它会让研究者想象自己的观点就是当地人的想法。对研究乡村中国的学者而言，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危险。有一个例子就是对地方知识的使用。我曾经和一位中国同事在乡村从事研究，我们在庙中看到一尊雕像，从其服饰和面部来看，很明显它是观音。但是我想知道当地村民是如何谈论这座雕像的，所以我问他们这是谁？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佛像究竟是谁，只是称它为“菩萨”。可是在他们要谈论更多的时候，我的中国同事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甚至补充说雕像是宋代风格的。礼貌地讲，他关于中国文化的“完整”知识，令他无法了解我想从村庄的角度理解地方的信仰。

　　在我的事业中，关于历史人类学的经验来得很早。历史人类学经验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也改变了我看待他人工作的态度。首要的是，它教会我始终对任何类型的先入之见保持警惕。关于开展访谈和使用数据的最好方式，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有着强有力的方法论观点。以“局内人”或者“局外人”的身份从事调查，各有其优势，完全没有必要断言某一种方法是唯一合法的。历史学家对使用访谈抱有含混的态度。许多学者面对书面记录，才会感到更加安全。较之局外的观察者的书面数据，他们不怎么重视口头证言。情况确实如此，只有非常少的年老村民可以读书写字，只有很少的书面记录可以保存下来。但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写作，所以上了年纪的村民拥有对名称、事件乃至整个文本的极强的、逐字逐句的记忆力。在纯粹数据之外，历史调查让我们得知自己所熟悉的人们的真实想法。

　　（作者单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