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会创会会长）

　　3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可以说隐然的走势就是趋向和谐哲学。1979年，我提出了“和谐化辩证法”的论述；如果说这是一波中国哲学的振兴与创新运动的话，那么第二代台港地区的新儒家显然发挥了播种开源的作用；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欧美文化园地里耕耘与推广中国文化与哲学的第三代新儒家。海外中国哲学观念的建立与推广必须归之于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of Chinese Philosophy,JOCP)在1973年的创立与国际中国哲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ISCP)在1975年的建立。国际中国哲学会以及我较后创办的国际易经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IChing)更带动了其他海外中国哲学团体的成立与中国哲学刊物的发行，甚至也带动了国内大型儒家学术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自2006年来，儒学从各种方向复苏，其动态发展的回馈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潜力，成为中国兴起的文化资源与依持。如果此一文化潜力能够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必然形成世界文化发展的力量。基于我的哲学主见，我们不能不认为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轴心文明相互理解的时代。因之中国哲学也有必要扩大胸襟来与其他传统进行同情互惠的理解。此一理解又必呈现人之所同，正视人之所异，发挥同异互动、同异调和的行为方式，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行之的人性伦理。在哲学的领域里，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本体学的回归，无此将无以修持人己以趋同存异，维护认知行为与伦理行为的普遍性，同时也开发文化艺术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大陆地区中国哲学研究六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中国哲学，所以能不断走向深入，原因很多。其中，有一部分问题意识是缘自对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诸多问题的反思。所以，应该把60年看作是一个整体，可分为两大阶段五小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7年为第二阶段，极左的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第三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本学科研究进入复苏期。第四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第五阶段约为2001年至今，以“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研究更加精细，个案与精专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

　　后30年转暖或兴起的八大领域：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或缺失：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现实向度不够；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在少数重要人物的研究上扎堆。瞻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