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韦伯、密尔、孔德等以来，价值无涉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追求。在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思路中，价值、道德意义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只有“外在”意义，只有保持价值中立才能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韦伯对社会科学中价值判断的反对是由实践环境所引发的。如果教授们把自己的专业局限于科学知识，普鲁士的大学就更有可能获得学术自由。”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目的在于获得某种特定的学术自由。

　　但问题在于，在特定语境下为了特定目的的价值无涉，应否成为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原则。德国知识界的价值无涉，方法与价值、手段与目的相分离的思路，与二战时期德国曾经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有无关系值得研究。但科学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单纯手段化、方法化、价值无涉化，却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科学研究出现整体性偏差，并可能沦落为一种失去目的与意义规范，甚至助纣为虐，为“恶”力量服务的所谓科学研究。

　　库恩对科学革命之范式性及范式之主体性、社区性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自然科学的中立性、价值无涉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活世界，日益复杂的知识与生活的关系，学者们更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基点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不少学者认为，“不存在价值无涉的科学”。也不存在所谓价值无涉的方法，“方法问题从属于范式问题，我们把它定义为基本信仰系统或世界观，它不仅在方法的选择方面，而且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本方面为研究者提供指导。”可以认为，在总体上，“人文学科中价值无涉的时代结束了。今天，研究者们努力发展出具有语境含义的和超语境含义的伦理，以应用于所有形式的研究行为及其人与人的关系”。

　　从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与创新的文化本质看，哲学社会科学是“价值系统—表述系统—行为系统”的统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价值系统、表述系统与行为系统的共同推进。并不存在价值无涉，单纯作为表述系统、行为系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不存在没有任何价值性的纯客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我国特殊国情下，确认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价值性，对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创新意蕴深远。

　　在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等复杂语境下，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自觉确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价值观的本体性关联，更在于自觉具体把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价值冲突，自觉反思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方法论创新的价值基点、价值张力。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面临不少价值困境及价值张力。

　　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价值张力。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关系问题，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世界性话题。“我们需要认识到，对社会研究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思考是相当重要的。”过于强调学术自主，相对忽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也恰恰是造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精英导向与服务大众的价值矛盾。在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语境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甚至自然科学研究，都容易出现被资本和权力“收编”的现象。“大学现在是在政府的研究机构和私人部门行动者的雇佣之下。虽然大学也为这种管理者的利益工作，但大学还是特别忽略了更广泛的和更广大的没有权力和资金的管理者群体的利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虽然并不存在被整体“收编”的情况，但在市场逻辑迅猛推进的格局下，如何协调、统筹为掌握权力与资本的精英服务与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管理者必须思考的价值选择问题。

　　个体发展与学术社区的价值关系。虽然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归属于某个知识社区，其研究向度、研究方法、研究条件的水平与前沿程度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归属的学术社区的整体水平，但在知识生产与方法论创新实践中，知识社区、学术社区对研究者个体的支持、基础、引导等作用，往往以匿名、外部性的方式存在。研究者往往更愿意、更希望、更容易把创新的原因与成就归于自身，而目前以知名度为重要目标的功利化的知识管理体制也往往乐此不疲、推波助澜。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个体创新动力与维护整体创新潜力的关系，实现个体发展与学术社区的良性互动，既是研究者个体的价值选择问题，也是我国知识生产制度与知识管理制度转换中需要解决的价值选择问题。

　　反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现状，价值基点的深层矛盾、相互纠结，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创新、整体进步。直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中的价值冲突，反省哲学社会科学存在与创新中的价值基点矛盾，在注重尊重和保护个体价值、个性自由，注重获取权力支持、资本支持等学术研究所必需资源的同时，倡导责任意识、大众意识、社区意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价值基点自觉，是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创新极为关键的方向性导引。

　　（ 作者系苏州大学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