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百”方针讨论和研究得比较多的是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至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本文简称“50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双百”方针得到系统的论述和初步的贯彻执行；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前后至90年代初，“双百”方针得到充分、深入的研究和认真、切实的贯彻，并有所发展。本文对这两个时期的研究情况作简要述评。

　　一、两个时期对“双百”方针的研究状况

　　（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研究

　　1．“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阐述

　　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①]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近一年时间对“双百”方针的讨论、研究十分热烈。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它的内涵以及怎样贯彻执行，是这一时期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这一时期发表的专论“双百”方针的文章、讲话大约有130多篇。当时文化界、科技界的主要领导人、知名人士郭沫若、陆定一、茅盾、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夏衍、范文澜、钱伟长、费孝通、竺可桢、傅鹰、马寅初、黎锦熙、贺麟、吕骥等都发表了感想和意见。可以看出，大多数人是热烈拥护这个方针的。但是在某些问题上有怀疑、有顾虑、也有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毛泽东结合贯彻中的实际问题，对“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必要性，对“双百”方针的性质、内涵和政策原则，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成为研究者们讨论研究的指导思想；陆定一对科学界、文艺界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是关于“双百”方针提出的依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及相关问题的权威性发言。报告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双百”方针提出后讨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1）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当时社会人士，特别是学术界关心和议论的一个中心。1956年5月18日，九三学社召开座谈会。30多位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发言，热烈拥护这个方针，并且表示要以学术上的努力来贯彻这个方针。他们提出，在学术上一定要争，争论才能发展；要学习一切国家的科学成就；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勇于提出争论。[②]

　　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和争论集中在以下各点：[③]关于“百家争鸣”的性质、目的和作用；实行“百家争鸣”要不要有所限制，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心主义是否有自由争鸣的权利；关于实行“百家争鸣”的外部条件。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文章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国家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指导思想，这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或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也要看各人自愿。”“争论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相互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友人之间，还可以发生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这些不同的争论都各有不同的基础，不能强求一律。”

　　（2）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及其后的讨论

　　8月10日，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是中国生物学界李森科派和摩尔根派首次聚在一起进行交流。座谈会的目的是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打破片面狭隘的见解，使遗传学在中国健康地发展。参加会议的有130多人，56人作了发言，改变了过去两派对立、一家独鸣的不正常现象。会后，西方的遗传学著作重新开始翻译出版，摩尔根遗传学研究也开展起来。

　　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登载了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毛泽东读后即让胡乔木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并亲自写了“本报编者按”，说“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④]毛泽东替作者换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个题目既是对“百家争鸣”作用的阐释，也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概括。

　　195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的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提出五点意见。[⑤]

　　（3）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

　　“双百”方针提出后，党内有一种不理解甚至是抵触的情绪，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顾虑。集中代表对“双百”方针怀疑和否定情绪的，是陈其通等人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⑥]文章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二是“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只注意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去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表示“压住阵脚进行斗争”。

　　毛泽东在1957年３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多次批评陈其通等人文章的错误观点。指出：该文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⑦]

　　当时，《文艺学习》组织了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⑧]的讨论。一些人指责作品不真实，说在北京市“从书记到区委常委都是这样的人物，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果然有这样的区委会是不可信的”。

　　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围攻和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发表，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党的“双百”方针的贯彻还处于一种好似乍暖乍寒的早春天气的状况。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⑨]正是当时知识分子这种心态的反映。费孝通从切身感受，回顾广大知识分子在“双百”方针感召下，从原先“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转变为“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的过程。他认为，当前贯彻“双百”方针的状况，可以用“草色遥看近却无”来形容，反映出深为忧虑的心情。

　　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的批评，广大文艺工作者是拥护和赞同的。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辽的文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这是学术界最早的一篇批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3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指出他们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批评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贯彻“双百”方针以后，文化科技界取得的显著成绩。可惜，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双百”方针的贯彻一再受阻。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

　　1．对“双百”方针的坚持与发展

　　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重新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在这样的形势下，对“双百”方针的研究前所未有地广泛和深入。

　　邓小平多次重申要永远坚持“双百”方针，进一步阐发了它的精神实质。在文艺方针方面，进一步提出“二为”方向。这就为“双百”方针的研究创造了前提，明确了指导思想。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他又强调必须贯彻“双百”方针：“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⑩]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对“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安定团结的关系等作了深刻、辩证的阐述。强调指出“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三中全会“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1]

　　为了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1979年5～7月，《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双百”方针的文章[12]，其中谈了批透极“左”路线的重要性；“放”和“争”的辩证关系；文艺创作的题材要多样化；要创新，首先创思想内容之新，同时注意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好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文艺队伍的战斗作用。

　　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四次文代会，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发展转折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在会上的发言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把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为“问题的中心”，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的重要观点。重申要坚持“双百”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从题材、风格、形式等方面，指明文艺领域应该怎样贯彻实行“双百”方针。他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指出：文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