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胡风事件的影响和教训

　　如何估计胡风事件造成的影响，如何总结胡风事件留下的教训，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作为一起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案，对胡风等人造成了长时间的严重伤害，其中确有许多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记取。但是，胡风事件作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起特殊案件，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作出正确的总结，得出有益的教训。

　　林默涵对其中的教训作了比较深刻地总结，主要谈到了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情绪，法制不健全，对于思想上的认识分歧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采取了群众批判的方式等。他认为：“毛主席正是总结了解放后多次思想、学术批判运动（包括胡风批判）的经验教训，所以在1957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3]康濯也在谈到：“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当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这正如不能把私人之间聊天谈话中随便讲的一些话都当作每个同志政治表现的根据那样。”[44]即使是一些曾经遭受迫害的“胡风分子”，也大多能比较客观地认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者似乎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上，形成了多角度的透视……对胡风事件的反思，也就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的反思。对胡风人格精神的反思，也就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状况的反思。研究者试图通过胡风，建立一种与当代文艺政策、社会制度的对话关系”[45]林贤治[46]和万同林[47]是这种“反思”的典型代表。

　　林贤治不承认胡风事件发生的特殊历史条件，而把胡风事件作抽象化的延伸，认为“如果不拘限于胡风‘集团’案发生的短时段，应当承认，作为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仍然与我们处于同一个大结构里。它以血和生命书写如下主题：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主义。这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他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庸俗化为“权力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毛泽东与胡风的斗争，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是“权力话语”的冲突；周扬与胡风的关系，与其说是宗派主义作祟，毋宁说是权威主义或霸权主义更合适、更准确。他提出“国家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的精神生活？权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文化的仲裁者？……用‘双百’方针取代国家大法，对精神文化活动进行任意规限，正如同把文化一律视为‘阶级的文化’，划归‘意识形态’，然后进行政治干预一样，是不可能不产生悲剧的。”这些观点显然早已离开了胡风事件本身，只是借题发挥以表达他对中国现实文化制度和文化政策的批判。

　　万同林将胡风事件的起因曲解为“胡风所固守的知识分子人格及话语权的独立性，恰恰触碰了意识形态取向的中心环节，从而引发直接冲突”，并将这一事件夸大为“取消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和“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利用‘不断革命论’以求‘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及其话语权，就不能不上升到政治运动的高度，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斗争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他认为，胡风事件为历史遗留下的巨大悲剧是，“伴随着‘舆论一律’的人文环境和社会氛围的广泛形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被迫丧失与自我迷失，独立话语权迫近消亡”。作为文章的结论，万同林认为：“胡风事件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提供了标准的运动范式，并在其后数十年间的流变中作为元典与之同构……对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心态及其命运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这种所谓对胡风“知识分子人格的解构”，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思想动态。在胡风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逐渐逝去，胡风事件的科学历史研究极其薄弱的情况下，这些脱离历史条件、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观点很容易造成不良影响。“胡风事件的个案研究刚刚开始。更高的目标应当是通过这种研究来探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构建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48]这一观点正确地指出了总结胡风事件经验教训的正确方向。

　　五、关于胡风事件的复查平反

　　“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历经25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过程中得以平反，这本应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胡风事件的平反并非一次完成，而是历经三次才彻底平反。因而，胡风事件平反的曲折历程，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涉及胡风案件平反工作的文章主要有孙振的《“胡风案件”的前前后后》[49]、黎辛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50]和晓风的《昭血胡风一波三折的背后》[51]、周正章的《胡风的追悼会与三次平反》[52]。

　　关于胡风的平反过程原已基本清楚，但在2004年又搅起一场风波。这年第4期的《随笔》上发表了贾植芳为胡风女儿晓风所著《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一书所作的序，文中写到：一位“被人视为‘七月派’诗人的官员去探望胡风，胡风对他怀了朋友的感情，向他提出，过去他在狱中被迫承认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是冤枉的，能否再澄清一下？可是这位官员一口拒绝了，还说什么这些历史我们通过‘内查外调’，都已经查清是确凿无疑的，没有澄清的必要了。这对胡风来说是沉重的一击！”随后又说：“此人就是当时主管文化出版的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并讽刺贺敬之“一阔脸就变”。

　　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后，贺敬之随即在《随笔》第6期发表了《关于胡风平反问题——致〈随笔〉的一封信》，指责贾文“将我与胡风先生的关系和胡风平反的态度，作了与事实不相符的叙述和不恰当的抨击”，并详述了他作为胡风冤案的受害者受到审查和处分的遭遇和积极参与胡风平反工作的情况，对贾植芳的抨击作出了辩驳。黎辛也在12月25日的《华夏诗报》上发表《我见证：贾植芳的不实之词》，说明了贺敬之在胡风平反过程中做的大量工作，指责贾文“是对贺敬之先生莫大的污辱”。

　　《随笔》第6期在发表贺敬之文章的同时，也刊登了贾植芳致《随笔》主编的信，承认“文章中涉及贺敬之先生的地方，的确来自‘道听途说’”，并表示“如果我所说出的那些‘道听途说’的信息，真的与事实不符，或因此对贺敬之先生有所伤害，我愿意道歉，并希望得到贺敬之先生的谅解。”不久，胡风之女晓风在2005年4月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关于贾植芳序文的补白》，对贾文的有关内容作了解释。黎辛对晓风的解释十分不满，遂又在《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发表《不得不再次澄清的历史事实》，对晓风的补白作出了进一步批评。至此，这场风波暂告平息。

　　贺敬之和黎辛的文章在讲述胡风事件的平反过程时，披露了一些新的资料，说明了为什么在第一个平反文件中仍然保留了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文艺思想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和研究胡风事件平反的曲折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胡风事件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不少学者仍将胡风事件研究比喻为“百慕大三角”，既吸引人们去探究真相，也极易把研究者淹没其中。鉴于胡风事件和胡风事件研究的特殊复杂性，本文对目前研究状况的述评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颇，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