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基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的问题，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民族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了整理和改革的工作，使许多解放前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放出了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在培养青年一代演员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检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 年 7 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给上映执照；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1]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4、5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分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是在这个时期或稍晚些时日问世的。其中有梁斌的《红旗谱》(1957年出版)，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1月出版)，吴强的《红日》(1957年出版)，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年9月出版)，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年出版)，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第一卷问世)。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全国各地挖掘出大量的传统剧目，其中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在舞台上获得新生。据有关部门统计，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100多出久不演出的剧目，其中，昆曲《十五贯》称得上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1959年，尤其是1960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文化部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剧院(团)工作10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电影工作32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2]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的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3]

二、“文化大革命”给文化发展带来深重灾难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打开缺口，因而文化领域也成为重灾区。1966年4月，林彪、江青等炮制的、经毛泽东修改后转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由此全面否定了建国17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成就和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纪要》使文艺界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大批文艺界著名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被划入“文艺黑线”的圈子，成了反面人物，受到各种批判，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剧种、剧目和文艺形式，大都被勒令停止上演和表演，被允许上演的电影为数寥寥。当“文化大革命 ”进入 “斗、批、改”阶段后，主管全国文化工作的中央文化部所属单位、文联、各种艺术家协会及其工作人员，全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文艺革命”扼杀了文艺的繁荣，文艺的百花园地一片凋零，唯有几个革命“样板戏”“一花独秀”。不仅广播、电影不厌其烦地播映，各种其他艺术形式，如钢琴演奏、交响音乐乃至地方戏，也纷纷效法和移植“样板戏”。“八亿人口八个戏”, 是当时文艺状况的真实写照。“样板戏”所贯彻的“三突出”原则，明显的是个人崇拜的英雄史观在文艺创作理论上的典型反映 , 是要突出江青个人及其所实行的“左”倾文艺路线。对不合其口味或不肯追随其后的文艺作品，江青等则利用其地位与权力轻则批判，重则打成“毒草“禁止上演。优秀影片《创业》和《海霞》，就是因为没有遵从江青等人的创作模式，而遭此厄运。

周恩来、邓小平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纠正“左”的错误，以减少“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损失。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少文化工作者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在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做着艰辛的努力。邓小平的评价是：“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4]

三、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文学作品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引领作用。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革命诗歌和诗歌朗诵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在前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话剧《于无声处》、《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集中揭露批判“四人帮”，悼念老一辈革命家。以小说《班主任》和《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恢复文联和各协会的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十二年的活动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的重新登记，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并创办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5]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休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 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 ,文化创造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 世纪 80 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革， 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产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6]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倡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7]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要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以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提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文化部在机构大精减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从而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以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回顾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五、科学发展观引领文化进入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新阶段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十六届三中全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使文化建设踏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8]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中国文化建设步入全面制度创新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历史新阶段。

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2006年3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文化生产力。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刘国新 当代中国研究所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第三研究室主任、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