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按照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要走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种新文化，可概括为“一个原则、七大业态”——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体育卫生、教育、科学、思想道德等文化事业。其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灵魂”，七大业态围绕着“灵魂”来具体展开。当前，人们对于文化概念的泛化认识，并不利于研究具体历史时期文化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七年的文化，将其视为具体的历史过程，其内涵和外延相对稳定，能够作相对长时段的考察，不会受文化认识“先入为主”观念的限囿。这里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史料情况、研究概况等方面作简要评述。

　　一、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史料情况

　　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史料有原始史料和间接史料。原始史料主要包括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间接史料主要是相关研究成果等。这些材料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料的基本来源。

　　（一）原始史料

　　目前所能见到的原始史料，主要有重要文件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口述史料以及报刊杂志所载的资料。

　　1.文献史料

　　（1）20世纪50年代汇编出版的文献史料

　　20世纪50年代，党和国家重要机构发布并汇编了不少重要文件文献。如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中宣部编《中央宣传工作文件汇编》（1951）；政务院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4）、《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4~1956）、《中共中央政策汇编》（1949~195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等；政务院文教委编有《文教参考资料丛刊》（1~10辑）、《文教政策汇编》（1~8辑）、《文化资料》、《文化通讯》等；文化部编《文化工作法令指示汇编（一）》《我国翻译出版苏联书籍目录（1949.10~1954.6）》《1955年第二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资料选辑》《出版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7》《人民民主国家文化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选集》《文化工作重要文件选编》（1958）等；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1949~1954》；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化部编《文化工作手册》（1~17辑）；高等教育部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秘书处编《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法令选辑》；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国家体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文件汇编》（第一辑）；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编《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访苏代表团资料汇编》（第一集、第二集）；钱俊瑞等编《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第一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编《苏联文化工作者在中国一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演讲集》；北京大学编《北京大学苏联专家谈话报告集》（未刊，1955）等。同时，各地也汇编出版不少有关文化方面的文件文献。如山东文化局编《文化工作资料》、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文教部编《工会文教参考资料》、青海文化局编《文教工作资料汇编》、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文物管理文件辑要》、川南行署文教厅编《文化工作手册》等。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成就，国家和地方统计机构汇编了一些统计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年来的伟大成就》（人民出版社，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1956）、《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人民出版社，1959）；北京市文化局编的《北京市文化事业统计资料：1949～1958》；上海市统计局编《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等。

　　除以上公开出版或内部汇编的文化史料外，目前尚有大量收藏于全国各级档案馆中的馆藏档案史料。这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曾公开出版，如《北京档案史料》整理出版过部分北京市文化史料，但绝大多数仍没有得到利用。以浙江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为例，该委员会全宗档案共117卷，起止年代为1952年至1954年，内容丰富。《浙江档案》曾刊文介绍过这批档案史料，但后来并没有充分整理利用。[1]要研究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及各大区、省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机构设置、政策法令、文化事业发展等情况，则离不开这些史料。可以说，各地档案史料汇编保存完好，何时“解冻”，则有待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开展。

　　（2）改革开放以来整理出版的文献史料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史及当代史研究的深入，我国整理出版了不少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史料。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自1992年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开始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于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文献史料，包括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是新中国初期思想宣传工作的文献汇编。《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一）（1949~1959）》（内部资料，1982）是文化部办公厅编辑的文化工作专题文献。文化机构组织史方面，主要有《中共中央组织史资料》（第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干部名录（1949.11~2010.06）》（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此外还有不少专题文献汇编，如文化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文化行政法规汇编（1949~1985）》（文物出版社，1988），《群众文化工作文件选编（一）1949~1983》（1984，内部资料）；中国新文学大系编委会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1949~197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中国文联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系列，包括有报告文学、杂文、散文、诗集、小说、电影、评论、理论史料、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集；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新华出版社，1980）；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8册）（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2001）；宋原放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中、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全国总工会宣教部《工会群众文化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地震出版社，1988）；国家教委编《扫除文盲文献汇编（1949~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编《广播电影电视法规规章汇编1949~1987》（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8）；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汇编（1949~1995）》（语文出版社，1996）；中宣部、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论文化建设——重要论述摘编》（学习出版社，2012）。

　　与此同时，各地也汇编出版过文化方面的文献史料。如北京市汇编出版了《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吉林省文化厅编印的《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内容包括机构沿革干部任免综合卷、艺术卷、电影发行放映卷、文物博物卷、群众文化图书馆卷等，重点反映了1949年至1966年全国及吉林省文化工作方面的情况，档案价值极高。还必须注意，各地地方志也汇集了文化方面的文献史料。

　　2.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讲话

　　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文化问题的讲话报告，是文化史料的又一重要来源。以毛泽东为例，他亲自参与解决重大文化问题，并发表意见，有些意见甚至对扭转文化论争的方向起到关键性作用。如1951年全国开展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些意见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对这次讨论起了决定性作用。[2]周恩来从政府层面推进新中国文化建设，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做过大量具体工作。如1956年周恩来看了浙江省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做过两次重要讲话。[3] 《人民日报》还以周恩来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发表社论。郭沫若在全国政协所作的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不仅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而且还出版过单行本。这些讲话报告，看似是个人论述，但又有关系到国家文化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有些观念至今还有重大影响，如“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后来大都收到领导人文集、文稿、选集、文选中。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文集》（六、七、八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6册）、《毛泽东文艺论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工作的言论选编》《周恩来选集》（下册）、《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论文艺》《周恩来教育文选》《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彭真文选》《郭沫若文集》《陆定一文集》（下卷）、《周扬文集》《胡愈之文集》《胡乔木文集》（第三卷）、《胡乔木书信集》《林伯渠文集》《钱俊瑞文集》等。

　　3.时人关于文化问题的记叙及口述史料

　　当时的文化名人、文化工作亲历者后来留下大量回忆录、口述材料等史料。这些史料有的公开出版过。如《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光明日报》《新建设》《新观察》《新文学史料》《新文化史料》《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北京档案》及各地政府公报等均有刊载。文化名人的回忆录、日记，如《胡风家书》《金色记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作家出版社，2012）等已出版。这些材料过于零散，不易收集整理；而且有些材料真实性值得考究，使用时需谨慎。但必须承认，这些材料为揭示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多重面相的价值不言而喻。

　　4.报刊杂志所刊载的资料

　　新中国初期，不少文化资料登载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人民教育》《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音乐》《剧本》《说说唱唱》和《大众电影》等。宣传思想文化类刊物，如中宣部编《宣教动态》《宣传通讯》《宣传工作》，新华社编《内部参考》，文化部编的《文化动态》《国外文化动态》《文化资料》《文化通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编《文教政策汇编》《全国文教概况》《文教参考资料》丛刊，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编印《文艺学习文选》等有不少材料。

　　（二）间接史料

　　除原始史料外，还有大量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性著作和资料。通史类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等；编年体著作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多卷本、廖盖隆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齐鹏飞等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07）、刘国新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王学典主编《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商务印书馆，2014）等；大事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事记1949~1966》、夏杏珍编《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王亚夫和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1919~1985）》（上海社会科学院，1998）等。《当代中国》丛书，如《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教育》《当代中国美术》《当代中国音乐》《当代中国曲艺》等有专门性材料。工具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著目录索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人民日报索引》（1949~1956）、《新华月报总目录1949~1960》（新华月报社编，1963）、《全国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1950~1966年总目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1980）等；还有文化史的专题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2009）、《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思想文化卷）》（人民出版社，2010）等。这些成果，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参考资料。[5]

　　二、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的概况

　　新中国初期文化，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开辟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奠定了此后各个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这个时期的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承上”表现为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尤其是对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经验的借鉴；“启下”表现为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当时的文化作品及成果影响了后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可以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是当代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之一。

　　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分期，大体上有以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初期七年的文化，从性质上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续发展，将1949~1956年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最后阶段，并以1956年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取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界点。其代表性成果是张昭军、孙燕京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对于这种分期，有学者认为：“如此处理，对于完整地理解和把握新民主主义文化史和近代文化史的阶段性，不无启发意义。”[6]另一种观点认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历程来说，1949~1966年为初步发展时期（或探索时期），奠定后来中国文化的基础，代表性成果有刘国新《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5期），李道中、杨吉华《建国六十年来我党文化理论的演变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5期）等。再有一种观点认为，1949~1956年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确立和初步建设时期。其代表成果是刘仓《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分期》。他认为，这个时期主要特征是“改革旧有文化事业，建设新的文化事业；在社会性质转变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49~1956年的文化是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时期。其代表性成果是张顺清、李金山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949年至1956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通常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或“新中国初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显然与后来说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又不完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而是跟当时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处于过渡时期。因此，学界将其划分到近代文化史的最后阶段，或者当代文化史的初步奠基阶段，从当代文化史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说，均有一定道理。新中国初期文化，本身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可以将其作为单独的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甚至还可以进行划分，将1949~1952年划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2~1956年划分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然后才能说是社会主义文化时期。这种划分方法考虑到了当时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关系，也考虑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再有，由于目前新文化史、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日益在当代史研究中广泛使用，不少学者频繁使用“1950年代”的概念，如孙晓忠《1950年代的上海改造与文化治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姜进《断裂与延续：19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张济顺《社会文化史的检视：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吴景平和徐思彦主编《1950年代的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陈园园《1950年代当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构成分析》（《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1期）、王德禄和刘志光《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张藜《苏联专家在中国科学院——对1950年代中苏两国科学院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考察》（《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2期）、杨敏《〈文史哲〉的1950年代：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4期）、王琳《从1950年代初的〈文艺报〉看“英雄人物”创作模式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2期）等。“1950年代”这种话语所暗含的理论预设，显然是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化本身有自己的特色，是区分其他历史时期的一个标志。对于这种认识，国史或当代史学界值得做更深入的研讨。

　　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和对象，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化包括“改革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批判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新的社会风尚的树立”、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初步发展”等[8]；有学者认为，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包括“一大原则、七大事业”，即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基本原则指导下发展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体育、卫生、教育、科学技术等在内的各类文化事业。①这实际上是根据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对文化进行了较为狭义的界定，不至过于泛化。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转型，有学者认为，1949年后是中国的第三次文化大转型，这次转型标志着儒家统治思想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全新的文化哲学和科学意识形态得以确立，是一次真正意义上影响深远的文化转型。[9]有学者认为：“实际上，通过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的探讨，既阐释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理论上的逻辑联系，更注重揭示它们之间的实质区别（以往谈联系的较多），这对总结有关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10]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转型是由多元向一元的转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构成了文化转型与重建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则构成了第二个或更深的层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思想批判运动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机制，文化领域的组织化和知识分子的单位化构成重要制度保障，以阶级斗争和“打碎旧世界”为主要特征的革命者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平移到文化领域，形成一种特定的批判型文化形态。[11]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或转型）问题，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及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体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改造步骤，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12]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学界在总结60多年来文化建设历史、特点和历史经验时，大都将新中国初期文化建设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对待。这方面的成果比较多，如魏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初经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9期）、田克勤等《探析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和改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杨俊《论毛泽东对新中国文化队伍基本状况的分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杨凤城《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若干问题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7期）、张星星《周恩来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初创》（《党的文献》，2014年第6期）、储著武《新中国初期毛泽东文化建设高潮论探析》（《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等。此外，尚有不少博士硕士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

　　关于新中国初期文化事业专题性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关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研究论著，有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斯炎伟《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心理的生成》（《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王本朝《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胡慧翼和温儒敏《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河北学刊》，2008年第3期）、斯炎伟和吴秀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十七年”文学体制的生成》（《世界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黄发有《文学史视野中的第一次文代会》（《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4期）、陈改玲《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打造》（《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等。硕士论文有邬冬梅《第一次文代会考论——新中国文学体制的生成》（西南大学，2007）。

　　（二）关于处理接受帝国主义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杨奎松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宗教、学校、广播、电影等四个方面。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通过阻断美国宗教的影响、接办美国津贴的学校等措施，清除了美国文化的影响。[13]王英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为个案来分析建国初期“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情况。[14]彭学宝《建国初期中共肃清外国在华势力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论文）、刘建平《一九五O年“辅仁大学事件”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等对这一问题有较深入研究。

　　（三）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孙丹、刘颖等曾作过研究述评。[15]近期新进展，主要有：朱薇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主观原因、实际步骤及阶段特点 [16]。童庆平等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分析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尽管有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有着积极的意义。[17]马大成分析了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发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过程中的理解与把握，认为他既走在时代的前列，又与政府设想的有所不同，至于运动中的偏差更非其所愿。[18]此外还有吴小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2期）、夏杏珍《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红旗文稿》，2014年第21期）等。这些研究成果从新角度丰富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但有分量大部头的著作仍不多。

　　（四）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21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论文就思想文化批判的特点、原因及后果进行研究。如黎见春《试析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特点》（《天府新论》，2004年第4期）、陈元龙《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文化反思》（《湖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陈元龙《过渡时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文化透析》（《理论月刊》，2005年第4期）、张书林《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原因探析》（《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孙凯《关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思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等。此外，还有不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也存在重复劳动、观点陈旧等问题。

　　（五）关于电影事业。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电影党史的概念，认为撰写新中国电影的大事记和党的历史非常重要，并指出要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这样才能有比较明确的观点。[19]目前，研究成果多集中在电影史和文艺批评界，专著有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等，论文有孟犁野《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理论与评论概观》（《电影创作》，2001年第4期）、顾倩《建国初私营影业的终结》（《电影艺术》，2003年第5期）、顾茜《建国初私营影业转轨之概观》（《电影艺术》，2004年第4期）、沈芸《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创建始末》（《当代电影》，2005年第4期）、张硕果《上海电影制片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49~1952）》（《电影艺术》，2009年第1期）、李阳《〈武训传〉与新中国电影工业的重整》（《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1期）、田川流《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柳迪善《苏联电影在中国——五十年代的考察》（《电影艺术》，2008年第4期）等。

　　（六）关于戏曲改革。文学（或文学史）及戏剧领域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张炼红的《地方戏的移植改编：从扬剧〈百岁挂帅〉到京剧〈杨门女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论〈秦香莲〉的改编——五六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个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从民间性到“人民性”：戏曲改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初期的艺人集训班——以上海、北京、安徽为例》（《中文自学指导》，2004年第2期）、《再论新中国戏曲改革运动的历史坐标》（《上海戏剧》，2010年12期）、《历练与担当：新中国旧戏改造中的妇女形象及其文化政治》（《上海戏剧》，2011年第8期）、张莉《戏曲改革：1940年代至1960年代》（《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及《红色神话演绎之路——17年（1949~1966）戏曲改革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9）、徐剑雄《建国初的“戏改”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等。

　　（七）关于群众文化。专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多，论文方面有孙丹《新中国群众文化体制的建立》（《中华魂》，2012年第8期）、刘浩《建国初期的合肥群众文化》（《江淮文史》，2006年第1期）、李成武《毛泽东与新中国初期的群众文化建设》（《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年）、马尚奎《新中国初期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历程探究》（《兰台世界》，2013年第7期）等，专著有梁泽楚编著《群众文化史：当代部分》（新华出版社，1989）等。此外，还有不少研究工农教育、冬学、扫盲、文化馆、工农速成中学等群众文化具体方面的论文。

　　（八）关于新闻出版。新闻史、出版史研究领域成果相对较多，从国史或当代史角度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专著如《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等，论文如黄品良《建国初期我国出版业调整述论》（《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周武《从全国性到地方化：1945至1956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史林》，2006年第6期）、方厚枢《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出版史料》，2006年第2期）、朱晋平《一种考察：建国初期国营、私营出版发行领袖像之比较》（《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朱晋平《对私营图书零售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杨凤城《商务印书馆与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王晓梅《〈人民日报〉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的作用》（《新闻大学》，2010年第3期）、黄刚《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6期）、魏立帅《毛泽东与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史学月刊》，2014年第12期）等。

　　（九）关于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外文化交流史著中有所反映。如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编《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大事记1949~1966》、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概览（1949~1991）》（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李明滨《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葛慎平《金桥新篇：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50年纪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文记东《1949~1966年的中苏文化交流》（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赵少华编《金色记忆：新中国早期文化交流口述记录》（作家出版社，2012）等。二是中苏文化协会的论著中有所涉及。如李巧宁《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潘鹏《中苏友好协会的缘起、历程及终结》（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5）等。三是专题研究论文。如骆晓会《“蜜月时期”的中苏友好文化交流》（《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徐长萍《中苏“蜜月期”文化关系出现的背景分析》（《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1期）等。

　　无论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分期、研究内容和对象、文化转型以及文化建设，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具体文化事业专题性研究，均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目前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特点：

　　（一）注重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研究，很多论著都谈到这个问题。如崔晓麟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时代背景来具体研究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较为实证的研究。[20]再如50年代的俄文学习运动，当时在高等院校几乎全部推行开来，这是新中国在文化教育领域全面学习苏联的表现。有学者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及学习俄文情况后，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国家、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语言并不能脱离历史、民族、国家和阶级而存在，而是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样的俄文学习运动是中苏关系的衍生物，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可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与盲从破除后，俄文学习运动又被当成教条主义遭到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21]从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中国人民大学俄文学习情况的个案来研究比较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这不是史学的“碎片化”，而是史学不断深入发展的体现。

　　（二）突出专题性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由于涉及方面多，学科多，因此当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专题性研究。如文学领域对文代会的研究、戏曲领域对戏曲改革的研究、电影领域对电影政策的研究、新闻出版领域对新闻出版的研究等。实际上，这些各自领域的探讨方法，确实有不少新颖的角度和观点，这为国史和党史研究摆脱文件和会议的单调论述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同时也更加丰富人们对社会文化历史的认识。如戏曲作为重要的文化门类，在新中国初期参与社会风气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新的国家自然要求新的戏曲，这就涉及意识形态与文化政策的问题，因此戏曲改革在时代背景下就不单单是戏曲本身的问题，其背后的内容则更为丰富，这自然值得国史、党史研究者开展研究。

　　尽管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专门的新中国初期文化史著作并没有见到。学界的共同旨趣在于多作“长时段”的考察，将新中国初期仅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的一个阶段来看待，更缺乏细致的实证研究，因而很难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的特点。因此，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仍有较大的空间值得探索。以新中国初期文化体制的构建为例，当时国家层面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置相对较健全，也配合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需要作了许多工作。但是，具体到各大区委员会、省、市、县来说，不仅各地在建制上差异很大，在人员配备上也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就很少见到。再如苏联文化及文化建设经验输入影响的研究，过去研究者多从双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有过不少成果。一般来说，文化交流强调双方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但在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交流实际上呈现出轻重不均的特点。那么，如何准确评估苏联因素的影响，确实需要下大气力来探究。又如群众文化和扫盲工作，一方面联系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另一方面与广大工农群众息息相关，直接扎根到基层社会，这是最能体现新社会风貌的变化的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确实很少。

　　三、趋势：大力加强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

　　反思当前新中国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笔者认为今后应从以下方面来着力：

　　（一）深入探讨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内涵和外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书写要回到文化本身，真正做到有“史”的韵味，必须大力加强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目前在学科体系和研究水平上都有待提高，且空间极为广阔。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是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要让文化史回归文化本身，让文化自身说话，而不是文化政策、文化工作和文化行为的简单罗列。要做到这一点，学界不妨以具体历史时期为切入点，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性研究，并集合党史、国史以及相关专门领域的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展开探讨，然后再开始研究。当然，在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还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中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不能就文化而谈文化。

　　（二）重视新中国初期文化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众所周知，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就无所谓史学。正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22]几十年来，新中国初期文化史史料陆续出版，对深入探讨这个时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这部文献史料集（其中，文化方面材料不少），对于党史、国史以及当代史研究者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总结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是必备的参考文献。[23]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是新中国出版工作的专门史料汇集。该史料集按照时间顺序分年分卷出版，入选范围包括重要文件、法令法规、讲话报告、事业规划、工作规划、调查报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指示题词、出版工作的社论评论、统计资料、出版大事等。这套史料重要特色在于全面展示了新中国出版工作开始、发展及所取得的重要成绩，档案价值极高。如1949年10月24日，出版总署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记录非常详细。[24]随后，出版总署筹备会还召开多次会议，讨论出版总署的成立事宜。这些丰富详实的文献史料，为弄清历史细节提供了极大方便。以1956年国家制定的第一份全国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为例，当时专门成立过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来制定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十二年远景规划。如当时陆定一强调说：“哲学和社会科学是极重要的科学部门，所以一定要把工作做好。”[25]这里的“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是指要把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制定好和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发展好。尽管从两份远景规划实施及产生的社会作用来说，自然科学确实贡献最大，哲学社会科学相对要逊色很多，但不能由此否认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规划在学科分类和教材建设上产生过积极作用。学界一般只会提及自然科学的远景规划，很少有人提及哲学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从史料完整性来说，不失为一大缺憾。还有前面提及的各级档案机构所藏的文化工作档案，其数量非常惊人，内容包罗甚广，可挖掘利用的空间非常大。

　　文化史料整理很难，究其原因，确实是涉及内容太多太广，收集整理费时费力；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机构分分合合过于频繁，“文革”时期的破坏，不少珍贵史料已经散失，这都为系统完整的史料整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是深化国史和当代史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同样要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尽量避免不少直接史料因时代变迁而湮没销毁。文化部曾编印过组织机构沿革及领导干部名录，虽属于组织史资料，但更进一步则必然是收集整理新中国文化事业发展的各种专门档案史料。这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为这项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笔者认为，系统完整地收集整理文化史料工作，确实投入太大，目前条件也未必具备，但政府部门或者学界不妨先收集整理各种文化事业的专题史料，然后再推出有分量的大部头综合性文化史料。这倒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行的方法。

　　（三）重视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专题性、实证性、综合性研究。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础。党史、国史对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多重宏观论述，缺乏历史细节的考察，让人感受不到“史”的味道，“只得其形，未得其魂”，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专题性、实证性、综合性研究的支撑。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开展这方面研究工作。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有学者提出要从挖掘史料、思想改造运动与传统文化、思想改造与苏联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改造与社会变迁等角度深入开展研究。[26]此外，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不单单是文化史本身的理论和方法要掌握，研究者还必须具备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尤其是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史、政治史等更是必备的，只有这样才可能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个时代的文化也都有自己的特色。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并完成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的过程。新中国初期的文化，是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在当代中国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前文通过对史料及研究情况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研究上确实值得进一步开掘和探索。笔者呼吁，史学界应该大力加强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尤其是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的研究。新中国初期文化史研究，未来会成为国史（或当代史）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对国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者来说，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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