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编入《鲁迅全集》、《茅盾全集》、《巴金全集》的书信为例，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仰晨

　　其他巴金书信的主要出版物有：

　　1987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本巴金书信集《雪泥集——巴金书简》，收入1939年至1985年写给杨静如的信件60封。杨静如即杨苡，1919年生于天津。先后就读西南联大外文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翻译家，主要译著有《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和《俄罗斯性格》。杨苡说，这不是巴金给她的全部书信。

　　同年9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书简》，收入巴金1935年至1986年写给30余人（含机构1个）的书信191封。其中致杨苡的7封全部见于《雪泥集——巴金书简》，另外还有致沙汀69封，致臧克家4封，致茅盾2封，致叶圣陶1封，致李健吾6封，致丁玲1封，致萧乾4封，致卞之琳1封，等等。此书没有编者署名，只有责任编辑署名，即龚明德。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责任，所以本集编排非常乱，顺序既不按时间先后也不按姓氏笔画的多少，同一收信人的却放在不同的地方，给读者的检索工作造成相当大的困难。本书勒口上说，它“仅仅是初编，我社将接编续集，以应巴金研究和教学的急需。希望不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但是，续集不了了之。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巴金书信集》，收1932年至1990年写给87人（含机构3个）的书信652封。编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刘麟，他在编辑说明中说：“巴金同志的书信，在此之前已出版两集，即《雪泥集》和《巴金书简》（初编），本书力避与它们有过多的重复。”但事实上，重复的还是很多，如致杨静如33封全部见于《雪泥集》，致丁玲1封，致卞之琳1封，致李健吾7封中的后面6封，致茅盾2封，致沙汀42封，致叶圣陶1封，致臧克家6封中的4封等都见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巴金书简》。

　　当然，新出的比较珍贵的更多，如致冰心30封，致曹禺6封，致杜运燮19封，致戈宝权2封，致柯灵1封，致沈从文3封，致施蛰存1封，致唐弢10封，致徐迟1封，致查良铮5封，致周汝昌1封，致萧乾48封（只有4封见于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巴金书简》）等等。

　　以上为全集出版之前的发表状况，之后还陆续有发表的。

　　199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家书——巴金萧珊书信集》，共收巴金与妻子萧珊（陈蕴珍）之间的往还书信384封，其中巴金1949-1960年间写给萧珊的信261封（另有残简1封），有9封（含残简1封）未收入全集。

　　1995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的《巴金与世界语》（许善述编），收入巴金1978年后致中外世界语爱好者和团体的信件35封。

　　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巴金译文全集》第4卷收入巴金1978年后致三位翻译家信22封。

　　1999年文汇出版社的《与巴金闲谈》（姜德明著），收入巴金1977年后致姜德明信37封。

　　1999年团结出版社出的《世纪知交：冰心与巴金》（李朝全、凌玮清主编）收入巴金1977年后致冰心信51封。

　　2008年，大象出版社出版的《佚简新编》（李存光整理编辑），收入巴金1921年9月至1997年3月致86位中外人士和12个机构、团体的书信325封。

　　《巴金书简：致王仰晨》（巴金著，王仰晨编，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共收1963-1996年间巴金致王仰晨信393封，有150封未收入全集，但人文社出版的《巴金书信集》已经收了巴金致王的41封信。

　　200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陈思和、李存光主编的《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二》，刊载有巴金致胡絜青信（1封）、致赵清阁（6封）、致杨苡（5封）、致苏晨（5封）、致李国炯、文栋臣（28封），另外还登了方令孺致巴金、萧珊书信若干、王仰晨致巴金书信若干。

　　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巴金书信共有1245封，其中巴金写给别人的有549封，别人写给巴金的有696封。2009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第一辑收录的全部是巴金的书信，共180封。由于是影印的，所以本书具有非常珍贵的文物价值。

　　本书收入巴金写给别人的26封，其中有给冰心的1封，给李健吾的6封，给沙汀的4封，给沈从文的3封，给唐弢的1封，给萧乾的2封等等。

　　本书收入别人写给巴金的154封，其中有艾青的1封，卞之琳的3封，冰心的2封，丁玲的4封，冯至的2封，傅雷的1封，郭沫若的1封，何其芳的4封，胡风的2封，老舍的1封，李健吾的3封，茅盾的2封，沙汀的7封，沈从文的3封，唐弢的7封，汪曾祺的1封，萧乾的3封，叶圣陶的2封，臧克家的1封，郑振铎的2封，周而复的1封等等。

　　这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重复发表，如给冰心的1封、给沈从文的3封、给唐弢的1封、给萧乾的2封都见于《巴金书信集》，给李健吾的6封，给沙汀的4封则都见于《巴金全集》第二十三卷。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巴金书信的发表率。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说：“从1921年到1995年，按七十年时间算，最保守的估计，即使平均每年仅写信100封，书信的总量也超过7,000封,而实际数字,肯定会大于这个估算。”“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和由受信人或其亲属送有关单位保存的巴金书信共计约2，600封左右。”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平均发表率为37%，文学馆馆藏巴金书信总的发表率则仅为14%（纯粹是巴金写给别人的则发表率更低，不到0.05%）。而且，其中还有比较严重的重复发表现象。

　　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的滞后。正如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所言：“在巴金研究中，书信研究是亟待拓展的领域之一。”有些整理发表的人连基本的年份都没有搞清楚，或者不加以考证并标注，或者标注有误，因为巴金写信时一般落款只有月日乃至只有日，而没有年份；发表前需要做考证工作。另外，在老一辈作家中巴金是不注重书法的，字有时有点潦草，他还喜欢直接写外语，这些往往要有所研究，才能准确读出来，否则发表出来的文字会有明显的错误。另外，巴金阅历丰富，交友广泛，又惯于在书信中表达其见闻与感想，故书信之于他个人、他的亲友以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由于年代的久远，或过于个人化，普通读者对这些信息恐怕一时难以索引，需要研究者在大量考证的基础上帮着解读。

　　因此，我们呼吁，有关人士和单位加强巴金书信的发表，而且避免重复发表。而要做到这两项工作，必须加强巴金书信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巴金书信研究的学术专著，只有零星的文章。只有研究，才能在发表时知道以前是否已经发表过，从而避免重复。只有研究，才能在发表时或发表后尽可能地同时披露更多、更准确的信息，从而服务于巴金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