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灾区在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着几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档案，其中许多内容颇具史料价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为是罗织罪名的诬蔑不实之词，引用起来有些为难，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个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个段落，决无延续诬蔑之意。

　　《我的前半生》这本黑书，是大特务李文达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复之和苏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党阀彭贼和大学阀陆定一和旧统战部、旧政协的支持下，于1961年动手改写，1964年正式出笼。

　　名义上是写大战犯、大卖国贼溥仪的劳动改造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帝修反反华、为刘邓黒司令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的。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叫这本反革命黑书“写得不错”，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写剧本”，反动学术权威黎澍，在一次黑会上更肉麻地吹捧说：“咱们私下里说，这是一本不朽的书。”（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书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大卖国贼溥仪翻案。

　　②为大汉奸、大战犯溥仪树碑立传。

　　③积极与大卖国贼溥仪及其反动家族、王公相勾结，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④阴谋炮制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

　　李文达背着谢部长去找旧文化部走资派陈荒煤，在陈的支持下，决定由北影拍摄，由《早春二月》的黑导演谢铁骊作导演，日本特务赵丹作演员。

　　⑤大肆镇压革命工农群众给这本黑书提出的批评。

　　群众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于1966年的夏天展开，第一个被打倒的是总编辑姚艮，不久之后，副总编辑李文达也被打倒。据王兰升回忆，上述史料，大约产生于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达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监狱。这些文字不是面对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当时作为底稿，写成大字报后，贴在公安部大院内食堂东边临时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无意于探讨“文化大革命”思维。这是一种在当时司空见惯且极少遭人质疑或批判的思维。笔者关注上述文字的出版史价值，约略说，有三条。

　　第一，它用简短的语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以及为这本书的撰写出版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我的前半生》“写得不错”的话，第一个说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泼到了少奇同志头上。彭真是第一个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编成剧本的人。陆定一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后拍板。兼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刘复之，在造反派当面声讨他的“罪行”时，坦然而明确地表态，《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组织下具体完成的。在公安部，无论受迫害的老干部，还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由溥仪来承担责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艺术途径传达的机会（以21世纪出版界的行话应称为影视作品与图书互动）。王兰升回忆，李文达确实写了这本书的电影剧本，他曾经看过。从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到演员赵丹这条运作线索是真实的。世人只知改革开放以后，中意英合拍由尊龙出演溥仪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国内由陈道明出演溥仪的电视连续剧，又有谁知道赵丹丧失了出演溥仪的机会呢？

　　第三，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刘大年，都说过《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话，并且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同。在一本书尚未出版的撰写过程中，就做出了这么高的预期，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为我们今天根据历史与逻辑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较高的位置上审读书稿，提供了良好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