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其中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和如何为人民大众”，这一思想对中国文艺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讲话》发表到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文艺为人民大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建设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文艺高扬的旗帜，表现了党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主导着文艺的价值取向。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他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发展了列宁关于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思想[2]，提出文艺应该为人民大众的观点。“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人民大众”成为文艺“为什么人”的主体，凸现了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必须根植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

　　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毛泽东认为，首先，人民的社会生活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批评了那些空头文学家和空头艺术家，“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号召文学艺术家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4]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使之成为“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5]而“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6]这是流不是源。

　　其次，创作的主体---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为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和感情。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7]。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他强调，“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8]文艺工作者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同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面貌和心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最后，人民群众是文艺作品的评判者。马克思曾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评判者。”[9]毛泽东强调文艺接受者是文艺作品的最具权威的评判者，把人民群众提到文艺创作的重要地位。他认为文艺作品要为群众所赏识，不能靠说大道理，摆老资格，首先应当认真学习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语言无味，群众不买你的账。为了让不识字、无文化的工农大众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在文艺形式方面，他主张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戏剧专门家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音乐专门家注意群众的唱歌，美术专门家注意群众的美术，去挖掘和改造民间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推陈出新，实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10]他相信，与群众结合，为群众服务，清除了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家，“一定能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11]。

　　综合起来，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思想就是“与群众结合，内容表现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形式为群众所熟悉所欢迎。”[12]毛泽东倡导文艺为人民大众，“面向工农兵”，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体现，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的文化观。“五四”后，陈独秀、胡适[13]、钱玄同等曾就发展通俗文学、语言文字改革进行过探讨。鲁迅20世纪30年代在其生命的最后一二年里，多次论述大众文化、旧形式及其意义。[14]毛泽东推动中国文学艺术从“精英”走向“大众”，顺应了文化重心下移、促进文化民主的大势。但是，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既往。他认为革命的文学艺术应该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不是相反。”[15]毛泽东《讲话》所表达的是在追求改天换地、谋求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翻身解放的同时，获得精神、文化与审美上的翻身解放，进而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这固然不乏有宣传革命、普及革命、帮助革命的功利目的，但主张表达大众的文艺理想，张扬的大众喜欢的审美风格，改造民间艺术形态，重视大众审美趣味，颠覆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打破了旧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的局面，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16]，树立人民本位的文艺观。并且也克服了“五四”以来文艺创作的完全西化、欧化的倾向（从“五四”到30年代，知识分子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在文化价值上自我怀疑，中国文艺基本是排除传统，在形式、技巧、语言追逐欧式风格的城市文艺，虽然提出大众的、社会的文学，实际仍然是与多数人格格不入的），为中国文艺创建了新观念，确立了新格局，在客观上推动了文艺启蒙作用的实现，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

　　二、影响：开创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新天地

　　《讲话》把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引入了一个新境界，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主观世界。他们改变了之前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习气，在与人民水乳交融中，饱吸大众生活的琼浆后，挥动巨笔，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的艺术形式，展现新的世界，新的题材，新的主题和新的人物，开创了我国革命文学艺术大众化的新天地。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三打祝家庄》、《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高干大》等作品富有浓烈的民族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不但推进文艺的大众化的进程，，而且也获得了人民大众的审美认同。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编辑的一套解放区的《人民文艺丛书》，有包括歌剧、话剧、小说、报告、叙事诗在内的作品178部。有人曾如此评价其中的新文学：这些起于地道的民间，“既不‘庙堂’又不‘洋奴’、凝聚着中国民众的最广泛精神诉求的文化，就像挂露迎风的野花那样清新可爱、足堪造就。”[17]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多年后如此回忆，孙犁的“《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上，在当时的创作中显得别开生面。”“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18]中国文艺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走向人民的道路上，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文艺家。

　　毛泽东的《讲话》得到了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的响应。郭沫若连续以《一切为了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19]

　　新中国成立，“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20]新中国是在战火中诞生的，新时代到来后，文艺工作者不能忘记表现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人民军队，不能忘记人民军队的“最伟大的支持力量”的“两万万农民”和“我们必须依靠”的工人阶级，所以《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学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阐述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团结。新、老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大军的会师，形成了空前宽广的团结局面，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泽东新文艺方向”。第二个问题是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要求，从新区来的朋友，“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因为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而工农兵又是今天在场的绝大多数所不熟悉或不完全熟悉的，至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则是你们的绝大多数所已经熟悉的。”他重点说明了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那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21]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完整阐释。大会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应该以“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团结”为基础，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去和人民大众结合，逐步成为“自觉的运动”。[22]此后，“人民大众”成为文艺工作者书写的主题词，反映新时代、新人物的人民的文艺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底色，初步建构了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观，迎来了“十七年”文学艺术的繁荣。当然不容讳言的是，实践中，还是出现了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把熟悉工农兵与熟悉社会上别的人对立起来，造成了创作上题材选择的狭窄、人物形象的单一的现象。到“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社会主义文艺被全盘否定，文艺成为重灾区。

　　三、坚持与发展：我们的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届领导人高扬“文艺为人民大众”的旗帜，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始终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和服务的对象，表现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特点。

　　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调整，纠正了反右倾以来对文艺的人民性理解上的严重偏误。在第四次文代会提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3]“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24]“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因为文艺能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双为”方向，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的主体性，坚持的是毛泽东的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文艺观，进一步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内涵。

　　邓小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25]文艺工作者、作家、艺术家要处处想到人民，要以满腔的热情去反映和表现他们的业绩，创作出反映人民生活，表现人民情感的好作品来。为此，他热情提倡作家、艺术家要经常深入生活。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26]他认为，真正的传世之作，是生活的恩赐和厚爱。离开了祖国和人民，即使是大作家，他们的创作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苍白浅薄，没有生命力。他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的观点；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群众的观点等等。邓小平这些主张既传承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又发展、丰富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表现出浓郁的人民性，对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具有重要意义。

　　江泽民继承和阐发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民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重申了“文艺应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出文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决定的。并进一步阐述了“文艺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27]这就科学地阐明了文艺的起源和发展力量源泉就在于“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关于“文艺怎样为人民服务”？随着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人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江泽民提出了“主旋律”和“多样化”统一的全新理论。他指出:“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给人民以信心和向上的力量，才能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28]江泽民认为“人民的历史创造”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种多样性必然带来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因此文艺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就有一个“使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地统一起来”的问题。弘扬主旋律，为的是使我们的精神产品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发展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主题，因此，“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在自己的作品和表演中，灌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29]江泽民的这一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重视文艺引领人民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人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进步文艺的思想。他指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一切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真情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理解人民,才能创作出深受人民欢迎、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优秀作品。”[30]关注人民命运，赞颂人民奋斗，激励人民前进，是我国进步文艺的优秀传统，必须始终坚持和大力发扬。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必须牢固树立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历史的辉煌业绩。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神圣职责，坚持正确文化立场，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化产品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学术探索和艺术创作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之中。要求各领域文艺工作者都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在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是在新世纪、新环境、新任务下对《讲话》的历史回应。而在决议首次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认为“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并提出通过“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以实现“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31]的具体目标，从政策和制度上层面来保证人民大众的文化权益，契合了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的追求。

　　综上所述，《讲话》无疑具有时代性，但是，文艺“为人民大众”这个闪烁真理光辉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重温《讲话》，是要把学习《讲话》精神与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更加突出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