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卫生工作史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卫生工作方针具有里程碑意义。一般认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通过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和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通过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共同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从而明确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立场、重点、依靠力量及方法，回答了卫生工作为谁服务、如何服务、依靠谁来服务等重大问题。后来，虽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卫生工作的变化，该方针不断被调整，但核心要义一直延续。目前，相关研究多重点关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以下简称中央卫生部）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以下简称军委卫生部）联合召集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或特定人物在卫生工作方针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未充分关注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全国卫生会议筹备过程以及毛泽东与政务院在该方针形成中的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考察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与全国卫生会议之间的关系，以及筹备全国卫生会议过程中从战争时期以军队卫生工作为主到和平时期以人民卫生工作为主、从分散的区域卫生管理体制向统一的全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转变的过程，以期丰富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政策制定过程的认识。

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方针初步拟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解与掌握全国卫生状况，以便之后做好全国全军卫生工作，1949年8月初，军委卫生部派出两个巡视组分别前往南京、上海、杭州以及山西、山东等地调查情况，收集意见。10月初，军委卫生部利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时间召集各大行政区及野战军卫生部长在北京召开了历时三周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目的在征求意见，以便拟定今后卫生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军队卫生药工及卫生干部等具体问题。

　　针对新中国面临的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差和传染病、寄生虫病流行猖獗的状况，中央卫生部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为：“以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并建立两者间互相依存与联系的关系，以防治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减少疾病的死亡率，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针对城乡不同情况，中央卫生部还提出了城乡卫生工作各自的重点：“城市以工矿业、交通运输业中的疾病防治为主。农村则以防治流行病、地方病为主。妇婴保健为城乡并重的事业”。为落实上述方针和任务，中央卫生部提出五个“必须”：一是必须“团结改造与提高一切新老卫生医药人员，恢复改建与扩充新旧的卫生医药机关”；二是必须“在理论与实际联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原则下，培养大批公共卫生、医、药、产、护等各种干部”；三是必须“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的恢复与发展医药生产事业”；四是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参加卫生建设工作，并推动各级有关政权组织与生产建设机构共同合作”；五是在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情况下，“必须有计划与有步骤的将军事卫生机构及其人员之一部，逐步的转入地方卫生系统，并以此为基点建立地方卫生事业”，“军事和地方卫生机关间，为着共同的目的，须建立起经常的联系和互相协助的关系”。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卫生工作者，要保持过去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对资产阶级开办的医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中西医务人员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上述内容几乎涵盖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内涵。

　　1949年11月1日，军委卫生部部长、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将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收集的关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军队卫生药工及卫生干部等问题的意见呈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并“附呈小组讨论意见四册”。然而，由于军委卫生部在召开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前未向中央请示，“受到了毛主席严格的批评”。3日，军委卫生部为此向中央作书面检讨。6日，毛泽东“阅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指出：“（一）卫生部错误检讨，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卫生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材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由此可知，军委卫生部除因事先未向中央请示而被批评外，还因会议讨论范围涉及卫生之外许多方面，而且由军委卫生部主持的卫生行政会议制定全国卫生工作方针在程序上不合适。实际上，这一批示也反映出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与全国卫生会议之间的关系。

　　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虽然在程序上存在不当之处，但讨论内容非常重要，因此会议精神仍在全国各行政区、各大军区卫生部做了传达。如1950年1月15日，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及华北军区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华北区卫生干部会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出席会议并讲话：“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所决定的预防为主医疗为辅及加强卫生人才训练的方针是非常重要而且切合我国社会实际的”。“希望在这次传达后，到会的人能再把这些决议普遍地传达到下层去，广泛地发动全国的卫生工作人员来顺利地推行这些决议”。他强调：“我国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生产，但只有把全国的卫生工作搞好，劳动人民有了充分的健康，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工作才能获得保证”。“巩固卫生工作人员的团结、明确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走群众路线、学习苏联医药的行政与技术经验四点注意事项，作为对全国卫生工作人员的指示与期望”。之后，贺诚做关于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重要决议的传达报告。他首先指出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目的：研究全国地方卫生与军队卫生的方针、任务；了解各地卫生干部状况，罗致人员组织中央及各省卫生机构；研究召开全国卫生大会。其次，他“说明卫生行政会议讨论了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卫生干部、军队卫生工作、药品等问题并作了初步的决议，并指出这些决议还希望各方面卫生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并提到今年夏天的全国卫生大会讨论后才能作成全国今后卫生工作方针、任务的决定”。最后，他对“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对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卫生干部、药品等问题的讨论与决议分别作详细的报告”。16日，中央卫生部、军委卫生部、华北军区卫生部开始分别讨论贺诚的报告和各单位1950年工作计划。3月10—25日，西南军区卫生部召开西南区卫生行政干部会议。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传达了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的决议，之后分军队、公共卫生、医务教育、医院、药材、干部六个小组，“结合西南地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今后西南区卫生工作的任务”。

　　考虑到全国卫生会议的规模以及会场及参会代表、工作人员住宿紧张的情况，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决定利用大、中学校1950年暑期放假时的会议室与宿舍召开全国卫生会议。从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到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时隔近一年，全国卫生会议全体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将之称为“酝酿时期”。这段时期，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拟定的决议在各地试行，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找出存在的问题，以便在全国卫生会议求得解决。因此，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是一个“准备会议”，而全国卫生会议则“要研究并解决问题”，尤其是要“研究解决卫生工作总方针，以及卫生干部培养问题”。

　　就酝酿时期的经验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央卫生部门针对卫生领域个别问题，通过召开各种专门会议而总结的经验；二是在筹备全国卫生会议过程中，各地总结与呈报的经验。

专门会议：方针中个别问题的讨论与提案征集

　　为研究制定卫生工作方针，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针对卫生领域一些个别问题，陆续召开一系列专门会议。1950年4月14日，中央卫生部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医政工作的指示》，指出：“各地防疫保健和医疗机关应根据预防为主医疗为辅的工作方针，有计划地逐步恢复与建立。东北、华北应根据需要与可能，建立一部分县级卫生机关。其他地区则以恢复为重点。县级卫生医疗机关，凡设有卫生院或医院的，应一律改为卫生院。卫生院应独立担负全县的防疫保健工作，基层干部训练工作及治疗工作。各县设有诊所的应一律改为卫生所，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区卫生所不应单纯作治疗工作，应更多地作防疫保健工作。区卫生所应是城乡卫生工作的支点，要更好地组织地方卫生人员进行保健和治疗。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各级卫生机关应将整顿现有的组织编制及改造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作为今年中心工作之一，克服过去卫生人员一切不负责任的、商品式或单纯的技术观点的思想作风。在医疗工作方面，要确立新的医疗方针，重视预防，及时掌握治疗工作，加强护理工作”。同日，军委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总结医政、防保、教育、干部等方面的经验，决定5月下旬至7月上旬召开四个专门会议，以了解各大行政区的情况，解决现存问题，为全国卫生会议准备相关提案。医政会议主要讨论统一各级卫生机关的编制及名称、各级卫生机关工作职责条例、登记统计及报告制度、医务工作条例；防保会议内容主要包括防保工作情况介绍及对今后防保工作的意见；教育会议主要讨论在职干部业务教育、军医学校教育、编译出版工作、教育工作的统计报告制度；干部会议主要讨论干部制度、干部待遇、干部工作条例的建立与执行情形及今后意见。

　　实际上，这四个专门会议是全国卫生会议的“准备会”，均在1950年6月召开。“各专门会议所得之结论经整理审查并呈报批准后”，即作为全国卫生会议提案印发。如东北军区卫生部在参加四个专门会议时，针对统一全国卫生机构编制与工作职责、公医制度、统一全国医药名词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议案草案。这些提案对统一全国各方面卫生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贺诚在专门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时强调，这些会议“只准备研究意见”，“差不多都不作最后决定”，以免和全国卫生会议重复，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因未做好充分准备，“结果开了很久”，全国卫生会议“再不应当像去年那个样子”，因此，这就需要提前“作出比较成熟方案”。

　　为了解卫生科学研究中面临的问题，并为全国卫生会议做好相关准备，1950年4月，中央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工作总方针：“在为人民保健事业服务的目的下，团结全国卫生科学工作者根据预防为主的方针，有组织、有计划地配合中国人民实际需要，进行卫生科学研究工作，首先应集中人力物力，解决危害人民最大的传染病、职业病和地方病问题，以保证生产及国防建设。”此外，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1950年全国卫生科学研究计划大纲、研究工作的领导及组织机构等草案。

　　作为团结中西医的组织举措和全国卫生会议的重要准备，1950年5月30日，根据中央卫生部决定，北京中医学会正式成立。贺诚在成立大会上提出邀请中医代表参加全国卫生会议并提供人民保健事业意见供全国卫生会议讨论，指出：“一定要做好中西医的团结，要把全国医务人员不分宗派、系统的团结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对于我们医务人员更明确的说，即在‘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口号下团结起来”，会议还讨论了中西医团结与提高以及共同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等问题。

　　为提出“一个较全面切合实际的农村卫生工作方案”供全国卫生会议研究讨论，1950年6月底，中央卫生部召开了农村卫生座谈会。“参加会的有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河北、山西省卫生厅，平原、察哈尔省卫生局，通县、涿县乡村卫生实验区，北京郊区什方院保健院等单位卫生工作者，中央卫生部有关各局处和内务部、农业部代表共二十六人”。会上，苏井观、中央卫生部计划检查局局长戴济民等先后发表了意见，说明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工作要点、工作方法、工作态度等。各单位相继介绍了各地乡村卫生情况、卫生建设、实验工作等。在介绍涿县乡村实验卫生工作经验时，中央卫生部“再一次肯定了卫生工作必须是群众性运动”。

　　一系列专门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总结了卫生工作各领域积累的经验，讨论了存在的问题，收集了相关提案，为全国卫生会议的召开做了更充分更细致的准备。

会议筹备：各地的实施与提案征集

　　在筹备全国卫生会议的过程中，各地特别注重总结经验与教训，为正式通过方针做好准备。为确保筹备工作顺利推进，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要求各大行政区成立分会，省及兵团以下卫生机关酌情设立支会。筹委会负责起草筹备工作相关组织条例，征集并整理会议提案等工作。各分会至少每月向筹委会汇报一次筹备工作。此后，各地纷纷成立相应的筹备组织。因东北地区解放较早，1949年12月3日，东北分会率先成立，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王斌兼任东北分会主任委员。为贯彻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拟定的“预防为主”方针，东北第三次卫生会议通过了1950年卫生工作计划，在防疫工作中“确定以预防鼠疫为主，同时不放松预防其他传染病，争取五〇年鼠疫发生总数比四九年减少百分之九十，使各种鼠疫平均死亡率降低至百分之五十以下”。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提出争取在三年内消灭天花，黑龙江省制定了1950年预防天花实施计划。讷河县自1950年1月27日开办区村卫生干部训练班，集训区卫生助理与村卫生委员，教材内容将“预防为主”方针与本省本县卫生工作相结合。2月，东北军区卫生部召开卫生会议，研究1950年部队卫生工作计划等问题。3月10—14日，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防疫工作会议。

　　为统一各地筹备工作，1950年4月27日，中央卫生部制定了《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织法》《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组织工作条例》等，以使各地筹备工作有所依据。《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织法》明确指出了召开全国卫生会议的目的：“为贯彻实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有关卫生建设之政策及检讨去年军委召集之全国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所确定方针的实施情形，并总结过去经验，制定今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和任务。”筹委会还下发《历年来卫生工作总结提纲》《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为征求对今后卫生医药建设的意见及提案之参考提纲》，供各地筹备工作参考。前者指出：“由于处在分割的农村环境中，对过去所进行的工作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未有很好地进行全面性的总结，今当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召开”，希望各地系统总结我军过去卫生工作方面的经验。后者要求各地从医学理论、政府政策、试行结果三个方面证明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提出的方针正确与否，总结施行中的经验教训，并希望就卫生工作方针等方面提出意见与提案。这两个提纲对于统一各地报送的格式与内容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督促各地积极筹备，1950年4月，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发布联合指示，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必须将筹备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各地“筹备组织工作应与行政工作密切结合”；筹备工作可以采取召集各种调查会议或工作会议、检查工作、参观、颁发调查表和提纲等多种方式，征集民间卫生医药者个人及其社会团体的资料与提案；有些提案可以反复酝酿，以得到初步结果。如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四届卫生工作会议检讨了过去在“预防为主”方面的不足之处，认为这是“卫生建设思想上的革命，是阶级立场与群众观点在卫生工作上的具体体现”，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必须深入传达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精神，树立明确的“预防为主”卫生建设思想，纠正干部中“重医学，轻保健”倾向。

　　1950年5月5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第五次筹委会扩大会强调全国卫生会议之意图“在于贯彻实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有关卫生建设之政策及检讨去年军委召集之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所确定方针的实施情形，并总结过去经验，制定今后全国卫生工作的总方针与任务”。会议明确各级卫生行政机关与各级筹委组织之间的分工，要求各级卫生机关有组织有计划地按照《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织法》的规定提出议案，“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交换酝酿，分别的制成方案、规章、标准条文、意见草案等形式，由片段的逐渐整理成系统的”；要求各级卫生机关及各级筹备组织关于全国卫生会议提案限于6月15日前、出席者名单于6月10日前分别汇送北京。在全国各级筹备组织的积极推动下，提案得到广泛征集并及时印发，如《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案》第2辑包括中医类等327件提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提案》第3辑包括医政、药政、教育、公共卫生、中医、干部、军队卫生、兽医类等177件提案。

　　为加强宣传并为全国卫生会议做好准备，1950年6月，筹委会发布《关于加强全国卫生会议宣传工作的指示》，责成“各级筹委会内，凡没有建立宣传组织的，应即建立起来，并充实其人员，各区现有的卫生机关刊物应把这个责任担任起来，以会议筹备工作及有关筹备工作的各种活动，为宣传的中心内容，会议召开以后，应以传达卫生会议的内容为中心”；“在会议前后，利用各种可能形式进行宣传，举行社会卫生人士及有关人员的座谈会、调查会、讲座广播与必要的个别访问，或要组织结合各地群众性的报刊写通讯报道、论文等，来了解情况、吸取经验”；“宣传内容应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新医学教育、军队卫生建设、医药卫生建设、医药生产道路、中西医团结、工矿、城市、农村、妇婴卫生工作等，并就这些问题，组织专论”。从1950年4月到8月9日，筹委会秘书处共编印《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工作资料汇编》9集，并及时向会议代表和相关人员分发，以促进深入讨论；还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要求，选择各地卫生工作中的经验总结和一些指导性文章，分编为《种痘》等7本小册子。此外，各地也纷纷编印宣传资料，在全国卫生会议上进行分发，以便加强宣传。

　　1950年6月1日，筹委会召开汇报会，华北分会、东北分会、华东分会、中南分会等分别汇报了筹备工作进展。15日，筹委会常委会针对汇报中提出的问题分别做出解答与建议。从7月中旬起，筹备工作进入“最紧张阶段”。7月31日，筹委会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全国卫生会议主席团产生办法、全国卫生会议组织形式及程序等重大问题。至此，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方针正式通过

　　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从1950年8月7日开幕到19日闭幕，“出席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地区与军队系统和特聘的代表约七百人，其中包括医、药、公共卫生、卫生教育、助产及护士、卫生行政、中医等各部门卫生工作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等都曾出席并讲话。朱德在讲话中强调，卫生医药工作应为群众服务，依靠群众去推动和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以保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为实现此任务，要加强疾病预防工作；中西医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要充分利用中国原料制造药物和医疗器材，逐渐做到主要药品、器械自力更生；要大量培养卫生医药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全体新老卫生医药人员都要在为人民服务思想下亲密团结起来，各展所长。郭沫若在讲话中将新中国面临的卫生问题作更抽象的概括，将之归结“人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工具的问题”。关于“人的问题”，郭沫若指出，医务工作者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因此首先需要加强思想改造和作风改造；其次要加强团结，不仅要注意团结的数量，更要注意团结的质量，并提出中西医师联合会、联合医院、联合诊所等具体团结方式；再次要加强三级医务人才培养，利用展览会、广播、讲演、通俗戏剧、图画等方式普及卫生常识，“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关于“方法的问题”，郭沫若在讲话中一是重新强调了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二是强调了必须采取群众路线，三是要向苏联学习。关于“工具的问题”，郭沫若认为，“所有的医院、学校、研究所、药厂、书籍、器材以及其他卫生行政机构等，都属于工具范围之内，要想把卫生工作搞好，就必须把工具搞好”。这两个讲话实际上也体现了卫生工作方针的主要内容。

　　会议的重要议程是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分别代表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在大会上做工作报告。李德全主要强调了卫生工作中的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团结和改造中西医、医学教育、基层卫生组织、整顿公立医院和改造医疗作风、卫生部门的公私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组织和发动群众性卫生运动等问题。贺诚系统总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卫生工作中所走过的光辉道路和基本经验，指出重视预防“是解放军卫生工作一开始就掌握的原则”，并将预防的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开展了战伤的预防治疗工作，这是与旧军队的一大区别。虽然“预防工作不如战伤治疗工作发展得快，但仍然是在进步之中的”，体现在预防技术上的进步与预防工作范围上的扩大，“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日趋明确。卫生工作树立了“科学与人民结合的观点，技术与革命同情心结合的作风”。

　　8月12日，会议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在此阶段，与会人员分为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医政、药政、中医、军队卫生、公私关系7个大组展开讨论。大家原则上一致赞同“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等方针，并提出贯彻方针的一些具体意见。13日，7个大组又分成27个小组，展开更为深入的专业讨论。接着由各大组长根据各小组的讨论结果做综合报告。之后，在对此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补充意见。然后再召开全体大会，听取各大组组长报告。公共卫生组提出面向工农广大劳动人民，在农村在工矿加强卫生组织，进行防疫保健工作。医学教育组提出原则同意医学教育“三级制”和高级教育分科重点制。医政组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整顿现有医院。中医组报告了中西医团结和中西医进修等决议案，组长钱信忠说：“中西医互相团结改造合作，直至在中国无中西医之别，今后不但不会有中医，同时也不会有西医，我们今后要新中国医”。军队卫生组着重报告了提高卫生人员质量与提高工作质量的办法。公私关系组认为，“无论公营私营的卫生机构，只要对人民有利，政府均应加以鼓励，才能使科学发展，政府应当加以领导，使其不走入自流，而走向正确发展道路。”19日，全体大会通过《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关于医药界的团结和改造》等决议案。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致闭幕词时强调：“要想贯彻预防为主，卫生工作者首先必须与群众结合”。

　　大会还组织召开专家茶话会、中医座谈会和少数民族卫生工作座谈会，深入研讨个别领域，以解决方针所涉相关领域问题。专家茶话会主要讨论了师资培养、医学教育、干部分配与调整、医院经营、器材供应、中西医团结等问题。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筹备委员会华东分会委员余云岫在发言时表示对中西医团结有了“新的认识”，“过去说话、作文太锋利，使人受不了是不对的。今后一定要为中西医团结，帮助中医走向科学化的道路而努力。”贺诚在专家茶话会上讲话时指出：“团结中医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解决中国人民的健康问题乃是大家的责任”，希望此次全国卫生会议主要解决公共卫生的基层组织问题、团结中西医的具体办法、公私关系以及整顿医院等问题。在中医座谈会上，王仲英等20余名中医围绕中西医团结与中医改造问题，积极发言。座谈会开始时，全体中医对余云岫过去在中医问题上所持意见表示不满，但在讨论后进一步认识到团结的重要。8月14日，中医组讨论时，全体中医一致对余云岫在专家茶话会上的发言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会议在中西医团结问题上取得重大成绩的一个最显明的例子”。在少数民族卫生工作座谈会上，各少数民族与会者纷纷发言，重点讨论了团结和改造中医、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干部与经费等问题。

　　此次会议显示了新中国卫生医药界的新气象，深刻分析了新中国的卫生状况以及人民群众对保健的迫切要求，从而对卫生工作方针有了更明确和一致的认识，加强了全国卫生工作的统一领导，增强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地方与部队之间卫生工作上的联系，解决了卫生工作的立场、方针、力量、团结等重要问题。立场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卫生工作的唯一出发点。立场确定之后，就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具体体现为卫生方针上以“预防为主”、医学教育上以普及为主、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全国卫生人员的合理分布、地方卫生工作与军队卫生工作互相配合、医药界团结、公私关系调整、基层卫生机构的建立、医院作风整顿以及药品生产自给自足。在此次会议中，与会者对新中国卫生工作提出大量意见与建议，表示坚决拥护卫生工作方针，要把会议精神带回工作岗位，并向全国医药工作者广泛地传达。

中央统一领导：方针的请示与批准

　　根据《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组织法》规定：“本组织法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与中央军委卫生部分呈政务院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实施之”。“全国卫生会议之决议需经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审核并呈报政务院和军委会批准后方能生效。”1950年9月8日，李德全向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报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情况，将会议讨论问题分为关于预防为主的方针、建立基层卫生组织、教育问题、医药界团结和改造的问题、医药界公私关系的调整、整顿医院的问题、部队卫生工作七个主要方面。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在讨论上述报告时他指出：“中医现在登记的有九万，实际要超过此数，西医才有二万，两者人数相差很多。中医是中国土生的，它有治病经验，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但医理没有西医科学；西医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国医生少，西医更少，而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我们要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并推动中西医的团结。中西医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扩大医疗队伍，更好地为人民治病。团结的主要责任在西医方面。”

　　一般认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通过的“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和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通过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共同组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与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类似的是，1952年12月1—6日，先由中央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组织召开卫生行政会议，然后于12月8—13日正式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筹备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时，贺诚事先向中央请示召开会议。毛泽东批示：“此次会议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

　　在中央指导下，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由各大区卫生部参与筹备。筹备人员分为城市、农村、工矿三个小组，遴选各地呈报的典型材料，结合几次检查及参观所得材料，而后召开模范单位代表座谈会，详细调查他们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之后再归纳分析，找出总的经验。对于1953年卫生工作的方针任务，筹备人员事先征询了各大区部分负责同志的意见。经过分组讨论，到会代表一致认为：要做好卫生工作，必须使卫生工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会议期间并举行了专家座谈会、人民团体代表座谈会、中医座谈会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就如何使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主要收获是使大家认识到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会议对于卫生人员中存在的不正确的想法均给予了批评：一是认为单纯依靠卫生法规条令就能把卫生工作做好，而不通过群众本身来进行工作；二是认为依赖卫生工作者本身或少数专家就能解决一切有关卫生问题，而无视于扩大群众的智慧；三是认为多花钱才能办大事，唯有靠近代化设施才能改善卫生状况，唯有靠药物才能消灭病媒昆虫，而无视于广大群众的力量。同时，对于另一种偏向，即认为群众性卫生运动不需要卫生科学的指导，轻视专家的作用，而不耐心引导专家去与群众结合的偏向，也给予了批评。会议的另一主要收获是克服了对反细菌战工作表现松懈的思想。

　　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结束后，贺诚及时向中央汇报。1953年1月7日，中央原则同意了关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同时提出“请中央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根据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原则分别制定实施计划。并应注意组织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可采取定期派人下去检查和调人上来汇报的两种办法。对典型事例应随时通报各地，以推动工作。执行情况应按时向中央报告”。16日，邓小平主持政务院第167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卫生行政会议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提出、实践、讨论、通过、批准以及补充的过程。其核心内容在1949年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就已初步提出，而后在筹备全国卫生会议过程中经各地各部门半年多实践检验与进一步讨论，才由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正式通过，之后经政务院正式批准，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补充“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才最终形成。

　　全国卫生工作方针的酝酿与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从革命战争时期以军队卫生为主向和平建设时期以人民卫生为主转变的过程。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卫生工作不仅有力支持了革命战争，而且为新中国卫生实践、卫生制度、卫生人才培养、医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卫生工作方针形成的“历史根据”。1949年9月，朱德在军委卫生部召集的第二届药学工作大会上指出：“过去解放区药学事业主要是为军队服务，今后要注意为老百姓服务”。贺诚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发言时强调，解放区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共产党领导下已成为一支强大而有战斗力的队伍，这是战争胜利的因素之一，但“战争胜利在整个中国革命进程中，还只是走过了第一个阶段，还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完成革命的第二阶段的任务——经济建设”。

　　卫生工作方针的酝酿与形成过程，也是从分散的区域卫生管理体制向统一的全国卫生行政管理体制转变的过程。通过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不仅掌握了全国的卫生资源状况与卫生发展水平，统一了对卫生工作的方向、重点、力量与方法的认识。概括地说，这个方向就是“面向工农兵”。为实现这个面向，在业务方针与工作方法上就要以“预防为主”；在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使用上就要“团结中西医”。在筹备过程中，各地许多提案都提到统一全国卫生行政的紧迫性。例如，中南区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军委卫生部应做到药品器材有步骤地走向统一供给。筹委会华东分会山东支会在提案中提出加强卫生行政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学制及教学标准、统一编制与供应教材、统一审定医药卫生名词、统一检疫机构、统一药品管理制度、统一全国卫生人员名称等。随后这些提案逐一得到落实。

　　卫生工作方针的形成实际上是尊重卫生专业规律、尊重实践经验与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与组织特色的体现。具体卫生工作需要尊重卫生专业规律与实践经验，但卫生政策涉及面广，关涉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则必须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如果说近代以来落后的卫生发展水平与贫乏的卫生资源状况，是新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行“预防为主”方针的客观现实原因，那么，坚持党的领导则是该方针具有现实可能性与可行性的关键。换言之，如果说卫生资源的约束体现了“预防为主”方针的必要性，那么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则使该方针的落实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

　　［作者简介］李彦昌，理学博士，助理教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抗生素药物社会史研究（1941—197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