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事业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虽然在其成长过程中深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制理念影响，但由于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甚深，作为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事业，也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有色彩。

　　浓厚的土地情结。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这片“黄土地”上，往往把土地当做自己的命根子，土地观念成了农耕文化的核心。中国历史上历次大的运动都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保障尤其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建设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以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无论怎样改，都无法撇开土地问题，包括土地的流转、征用、补偿等。目前，由于土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大大弱化，这涉及怎样通过制度性安排给予弥补，而不是简单地取代。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触发一系列社会矛盾。这也是中国农民土地情结的集中体现。

　　鲜明的实用主义。传统农业的春拼、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用以促进经济建设的“白猫黑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都是务实思想的光辉典范。这些思想反映在社会保障建制方面，即不求形式，但求管用；不求立法层次，但求解决实际问题。许多重大、紧要的社会保障问题不是依靠法律条文来解决，更多的是靠条例、政府文件、通知甚至领导一句话就可以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虽然我国社会保障领域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成熟、全面的法律，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与西方社会政治领域里的立法先行形成了鲜明对照。

　　朴素的平均主义。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谋取的则是利润最大化的交换价值。因此，长期的农耕文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孺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以及民间草根精英高喊的“等贵贱、均贫富”等都源自小农的“平均”思想。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种平均主义过分强调公平而忽视效率，最终无法维持公平的制度安排。因此，我们倡导“平均”思想，但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当前我们所提倡的公平、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理念，绝不是平均主义的代名词。这种理念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就是要通过制度的逐步完善，来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尽量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阈值内。

　　相对的差序均等。人们在追求“平均”的同时，也承认差距的存在。比如，儒家提倡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不过，这种差距也要维持在一种相对均等的状态。以社会地位为依据进行有等次差别的收入分配，是中国古代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收入分配理念。朱熹认为，一个人的财富所得应与其地位、身份相对应，同一等级的人之间财富应大体相当。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而调节收入的功能以及使贫困者解除生存之忧、缩小收入差距以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目前，在分配领域中的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呈现了严重偏差，而且劳动收入在整个收入中所占份额过低。为此而造成的体现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一再拉大，甚至大大超出警戒线，却并没有出现类似西方国家严重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实质上正是差序均等这种思想在起支配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坐视这种差距不断加大而不顾，而是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改变收入结构，使之逐步回归到相对均等的状态之中。

　　调和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凡事不偏不倚，不走极端。此乃阴阳和谐之道、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就是要求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不及也不要太过，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侍即为“中”。这也是中国人的基本性格。比如，在处理劳动关系、司法纠纷问题时常用的仲裁制度，其实就是中庸思想的最佳体现，而且这种仲裁往往比生硬的司法判决更有效。再如当年的干部离休制度、企业职工下岗制度等，也是一种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折中调和权益之举，都较好地解决了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不过，目前仍存在的公费医疗制度虽然也具有中庸色彩，但已成为被大多数民众所诟病的社会痼疾而明显不合时宜，需要尽快予以改革。在我国现代社会保障走过的历程中，也曾一度背离中庸之道，甚至操之过急或者裹足不前，都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大同仁爱。儒家大同仁爱思想之所以在其后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被奉为主流价值观，是因为它能够适应自然经济家庭生产方式的需要，不仅维护了家庭的保障功能，也为统治者施行“仁政”的政治方略提供了思想基础，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表现在当今，就是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由一般意义上的共建共享向更高层次的全民福利社会迈进。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