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涉史的学术著作往往是一块硬骨头，没有一定毅力和韧性的人是不适合轻易涉足的。有了毅力和韧性，却没有深邃通透的见识与运筹帷幄的能力，也很难在“纵”与“横”的坐标上找准历史评述的位置与空间。一般著史尚且如此，何况面貌更加复杂、体系更加多元的电视批评史呢？但欧阳宏生教授和他的弟子们还是做了，辛苦、执著，于是就有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中国电视批评史》。

　　《中国电视批评史》叙述了从1958年到2010年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历程，编著者没有采用封闭方式，而是采取了开放式的叙述策略。这一方面体现在评述时间上，21世纪的电视批评是一个尚在发展和进行中的过程，因此编著者并没有将叙述的时间框死，而是留下了一个留待补缺的位置；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批评内容与批评对象的开放上。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多元化的、百科全书式的空间，尤其是伴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与传统电视媒介融合步伐的加快，这道“围墙”的架设与寻找变得更加艰难和模糊。与之对应，电视批评实践本身纵横交错，疆域也十分宏大。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不但在电视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新的著史传统—时间开放，空间开放，同时也使得这一传统将极有可能在同类型批评史著中得以相沿。

　　中国电视业及其批评实践的发展，不仅深深烙着文化体制改革的痕迹，同时也折射出同一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变革与发展。市场化、产业化、娱乐化交互，商品性、政治性、人文性错杂，各种理念与思潮相互博弈、消长，如此众多的内容集中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一件极考验人能力和水平的事，因为它不仅求证编著者的学术视野与知识储备，也挑战编著者剔选史实的史识、魄力与技巧。但编著者却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其各安其位，予以观照与表现。虽然不时可以发现遗珠之憾，资料收集也少了些来自业界、学界的一手调研访谈资料（这对于避免片面性、主观性往往是必不可少的），但本书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统观《中国电视批评史》，全著以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挑战——回应式”分析模式为逻辑框架，将中国电视批评作为整体对象置于“现象——系统——模式——概念”的研究范式之下，深入探究了中国电视批评发生、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作背景。除此之外，全著还以此为基点，有侧重地分析了中国电视批评的未来走向与理论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为避免见木不见林的弊端，全书还以贝塔朗菲（L. Von Bertalanffy）和帕森思（T. Parsons)的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还原了中国电视批评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位置，将其作为一个“追求平衡目标的‘开放系统’”来认识，从生态学的功能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关系细究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六义”传统：情深不诡，风清不杂，事信不诞，义直不回，体约不芜，文丽不淫。

　　值得一提的是，从编著名单中，人们看到了中国电视批评研究薪火相传，以及欧阳宏生教授作为前辈学者提携后辈学子、培养学术新人的可贵精神与长者情怀。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