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政策，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同盟关系，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苏联运动，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合作，中国得以引进和吸收苏联优秀的文化艺术成果。苏联文化代表团频频到中国访问演出、大量苏联文学作品被翻译出版、中苏友好协会积极组织放映苏联电影等，引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苏联热”，扩大了苏联文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电影的放映为考察对象，通过阐述其所发挥的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揭示苏联电影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众精神生活产生的影响。

　　一、放电影：注重发挥苏联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

　　电影具有其他艺术形式无可比拟的直观性，如果电影拍得通俗易懂，就会对观众产生巨大的视觉影响和心灵震撼。电影既是一种文化娱乐方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对观众进行思想教育，具有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列宁曾经指出：“在一切艺术形式中，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正因为“电影是最有力和最能普及的宣传工具”，是传播意识形态的有效途径并且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力，故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对待电影的思想教育性与文化娱乐性的问题上强调：“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问题”，注重发挥电影所具有的思想教育功能，借助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进一步加强政治宣传的效果。1954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的电影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同时又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的电影应该发挥它的特有效能和巨大力量来动员和组织人民为完成我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也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事业要完成政治的任务，必须通过艺术形象的手段才能达到。不加强艺术思想的领导也就无从加强什么政治领导”。这些都表明，党和政府特别注重发挥电影所具有的思想教育的特有效能。

　　（一）甄选具有教育意义的苏联电影

　　作为一种形象化的教科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和各解放区就开始放映具有宣传和教育意义的苏联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苏联电影的引进，并在50年代形成高潮。对于中国引进和放映苏联电影，苏联政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938年，苏联就赠送了一台35毫米放映机给当时设备简陋的“延安电影团”放映队使用。而且，据长期从事新中国文化外交工作的梁沈修回忆，在苏联电影的引入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苏联赠送或苏联影片制作人员赠送拷贝的，苏联从未提出过使用补偿、拷贝复制数及放映场数限制、票房收入分成等条件。中国相关主管部门在引进苏联电影时特别注意甄选具有重要思想教育意义的电影，如《列宁在十月》《不拿枪的敌人》《伟大的公民》等加以翻译制作，随后在全国各地公开放映。主管部门引进苏联电影的标准，首先看重的是其思想教育功能，其次是其文化娱乐功能。如《列宁在十月》，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了列宁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既生动刻画了列宁作为革命领袖的坚定、果断和机智，又再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的宏大场景，表现了武装起来的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和英勇，对中国民众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壮烈历程、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斗争的坚定不屈及俄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勇敢顽强，进而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这说明，中国在审查、甄选苏联电影时特别注重发挥电影的思想教育功能，将苏联电影作为教育中国民众的媒介之一，既关注影片所反映的政治性和思想教育性，同时适当考虑其艺术性和文化娱乐性。

　　为了与苏联及各新兴民主国家建立联系，1949年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成立，并很快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建立了联系，获得了苏联方面提供的大量影片、图片和图书，向中国民众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成就。8月28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在北平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展出了关于苏联工业、农业、教育、艺术、军事、知名作家等方面的图片1000余幅，每日参观人数平均为4100余人，8日内参观者共达3.3万余人，一周内报名参观的团体达50多个。9月初，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收到苏联方面赠送的“图书一千册，放映机一套，唱片六十七张，幻灯机连片子一套，及其他照片材料等”。为了配合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的举行以及进一步加深中国民众对于苏联的认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于9月11—14日每晚7时还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苏联介绍”系统讲演（包括苏联国家组织、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外交政策与中苏关系等题目）及电影晚会。该会在这4天期间，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招待参观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的群众团体，先后放映了《马丽德传》《西伯利亚交响曲》《政府委员》《钢铁意志》等具有思想教育意义的苏联影片。

　　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会长刘少奇在成立大会上明确了该会“以俄为师”的工作方针，强调中国要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他指出：“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与珍贵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还因为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的文化完全是新的文化。吸收苏联新的文化做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因此，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工作重点就是着力介绍包括苏联电影在内的苏联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后，不仅将放映苏联电影作为中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而且将其作为中国人民认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的重要方式，致力于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苏联政府为了推动中苏文化交流，支持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电影放映工作，特别将《斯大林格勒战役》《青年近卫军》《在易北河的会晤》《科学院士帕夫洛甫》《米丘林》《康司坦丁·萨司洛诺夫》《西伯利亚交响曲》《列宁》《普希金》等15部苏联影片赠送给刚刚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这15部苏联影片的主题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成就及苏联卫国战争，讴歌了苏联军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英勇事迹，其共同特点是：具有思想教育意义，能够向全社会传播正能量；艺术形式生动直观，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因此，这15部苏联电影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有益于中国观众了解苏联历史，对于培养人民群众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放映这些苏联影片，可以充分发挥其独有的思想教育功能，同时也适当兼顾了其文化娱乐功能。

　　（二）放映具有思想教育功能的苏联电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放映的苏联电影，或是反映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的优秀故事片，或是展现苏联工农业生产面貌、社会主义新气象的佳作，均具有正面的思想教育功能。当时经过相关主管部门审定、翻译、发行并公开放映的苏联电影，既有反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影片，如《青年近卫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区委书记》《丹娘》《带枪的人》《夏伯阳》等，也有歌颂苏联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及其革命活动的影片，如《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等；既有描写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下成长的影片，如《马克辛青年时代》《革命摇篮维堡区》等，也有反映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片，如《政府委员》《乡村女教师》等，还有根据苏联文学名著改编的故事片，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母亲》《复活》《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一个人的遭遇》《上尉的女儿》《共产党员》《第四十一》等。为了让中国观众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这些苏联电影，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大量苏联影片。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4年底，仅东北电影制片厂就译制了《普通一兵》《幸福的生活》《光明照耀到高地村》《宣誓》《顿巴斯矿工》等96部苏联故事片和40部动画片、科教片。另据初步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中国共发行放映了468部苏联影片，其中长片265部（艺术片206部、纪录片59部），短片203部（美术片24部、纪录片39部、科教片139部、艺术片1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学习苏联运动的展开，苏联电影在中国广泛放映，在中国观众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中苏友好协会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帮助下，在全国范围内放映了大量苏联电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其各地分、支会组织了众多的苏联电影放映队，配合各种政治宣传活动深入基层放映苏联电影，使广大观众在享受文化娱乐的同时增加了对苏联的感性认识。上海中苏友好协会放映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个月，就放映了《索亚传》《以血还血》《俄罗斯问题》《医学先导》《海鹰》《卫城记》《米丘林》《侵略》《桃李满天下》《今日之苏联》《青年近卫军》《小飞马》《无脚飞将军》《伏尔加》《列宁传》《雪地大血战》等近20部苏联电影，在上海迅速掀起了一股“苏联影片热”。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50年代末，每到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后，中国各地均会举办“苏联影片展览”或“苏联电影周”，集中放映苏联影片，对广大民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如1951年11月5日晚，文化部电影局所属中国影片经理公司举办的“苏联影片展览”在北京隆重开幕。主持开幕典礼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开幕词中表示：“苏联影片所表现的共产主义的高尚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影片中出现的各种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力量”，称赞“苏联电影是世界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思想性和战斗性的电影，中国人民十分热爱苏联电影。两年以来，苏联影片经过译制，消除了语言的隔阂，在广大观众中受到日益热烈的欢迎。苏联影片所表现的共产主义的高尚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影片中出现的各种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力量。广大观众已经唾弃了反动的堕落的腐朽的美国电影，而把苏联电影当作自己行动的指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在讲话中同样肯定了苏联电影的进步意义和对中国人民的教育意义，表示要向中国观众介绍更多的苏联电影：“苏联电影使我们看见了人类的幸福和未来，它是为全世界持久和平服务的。两三年来，我们曾经把译制苏联影片当作我们文化工作中的一件重要工作；今后我们还要介绍更多的苏联影片到中国来。我们要通过这样的工作，加强中苏两国人民更亲密的团结、友好、互助，更进一步地加强中苏文化的交流”。

　　正是在中苏两国人民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苏联电影得到迅速推广并很快风靡全国。1951年11月7—16日，中国影片经理公司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0个大市同时举办了“苏联影片展览”，展览的影片有《俄罗斯航空之父》《攻克柏林》《阴谋》《繁荣的乌克兰》《勇敢的人》等，均为苏联拍摄的彩色影片，并配有华语对白或华语解说。这些苏联影片的共同特点是代表了人民的艺术和真正的民主，揭露了战争贩子的阴谋，并号召全世界人民为和平而斗争，因而对中国观众具有积极的思想教育意义。1954年11月和1955年11月，文化部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两次在全国30多个大城市联合举办了“苏联电影周”，以集中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纪念十月革命。

　　通过举办“苏联影片展览”和“苏联电影周”活动，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喜爱观看苏联电影，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熏陶。

　　二、看电影：苏联电影的文化娱乐功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经济比较困难，广大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较贫乏，而看电影可以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因而受到热烈欢迎。人民群众通过看电影既可以陶冶情操，提升精神境界，又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起电影，党和政府不仅扩大了电影放映的范围，而且改变了民国时期电影票价格昂贵的状况，使看电影愈来愈平民化。当时看电影所需费用极低，城市影院平均票价只有两角“；农村电影放映队的票价和收费标准平均每张票为人民币五分左右”。有时甚至是免费放映或是由公家包场放映。正是因为电影票价格低廉，因此看电影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一）苏联电影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娱乐需求

　　苏联电影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强烈的思想教育性对广大中国观众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通过观看苏联电影，广大观众在丰富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看到了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和先进的生产技术，看到了与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异国风情，既开阔了眼界，也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苏联人民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通过银幕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对电影中展现的社会主义生活产生了无限的憧憬和热切向往。观看苏联电影能够满足人民群众丰富文化娱乐生活的需求，这也是苏联电影在那个特定时代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各地分、支会派往全国各地的电影放映队在放映苏联电影时，往往采用幻灯、快板等形式进行“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讨论”，帮助工农群众看懂苏联电影。20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条件限制，电影放映队通常在农村田间地头放映露天电影，很多农村群众都是站着看电影，甚至部分农村群众站到银幕背后观看，夏天忍受着蚊虫叮咬，冬天还要顶着刺骨寒风。尽管放映条件非常艰苦，但广大农村群众仍然十分乐于观看苏联电影，甚至翻山越岭走几里、几十里路去看一场苏联电影，这充分说明广大农村群众对看电影的渴望。

　　为了满足首都人民观看苏联电影的需求，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于1953年2月将直属的北京电影放映队移交给北京市文教委员会管理，将原有的8部电影放映机、2部发电机及若干电影器材全部移交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并将原来的７名放映人员一起调拨过去。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处电影队原有７个电影放映队，经华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批准，1953年又增加了９个电影放映队，共有16个电影放映队，每队编制为4人，共计64人。北京地区电影放映队人员的增加，一方面说明党和政府对电影放映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放映苏联电影的强烈需求。

　　（二）苏联电影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电影放映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这可以从全国各地群众观看苏联电影的情景和观众人数上体现出来。据统计，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4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先后在北京、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开封、西安、宝鸡、咸阳、武功、高陵等地放映苏联影片387场，观众共计893434人。中苏友好协会各地分、支会对电影教育均极为重视，如北京分会在1950年1—3月放映苏联电影167场，观众达202759人；东北地区半年来放映苏联电影839场，观众达2202800人。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北京、旅大、热河、上海等分会自带放映机分至所属地区巡回放映，博得群众热烈欢迎”。一年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25个市、县、旗中放映了591场苏联电影，观众达到1718260名，其中有一些是从数十里外赶着大车到放映地点等了3天才看到苏联电影的农民。“在深入蒙旗工作中，则有不少是从数百里外来的蒙民，破天荒的看到了苏联电影”。“旅大、热河、青岛、兰州、哈尔滨等分、支会自行经营电影院，经常放映苏联及中国的进步影片，廉价优待或免费招待会员与非会员观众”。旅大、北京、开封、江西、杭州、天津、西安、上海、兰州等分、支会还与当地影院接洽，“在放映苏联影片时使会员群众能享受一定折扣优待”。此外，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与中央电影局商洽，在他们的协助之下，已代各分、支会购置放映机器”，组建了54个电影放映队，分赴全国各地巡回放映。东北地区因条件较好，仅电影晚会就放映了868部影片，使2299904名观众观看了苏联影片。

　　1950年10月，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向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赠送了5辆装有放映机、发电机、收音机、扩音器的宣传车，分别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巡回放映苏联电影，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据不完全统计，至1951年10月，各地中苏友好协会分、支会共有幻灯机444台，“对农民宣传中苏友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仅河北友协已有二百六十台，它不仅能自制幻灯片，且能自制幻灯机。由于幻灯机具有与电影不同的优点——动作慢、看得准，随地取材，真人真事，易于结合当地情况，及时解决思想问题，所以农村群众特别爱看这种‘土电影’”。

　　到1951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各地分、支会共建立了140个电影放映队，面向工农群众进行巡回放映。据其中48个巡回电影放映队的不完全统计，共放映苏联电影7466场，观看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达16097700人。1951年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派1个电影放映队前往治淮工程重点地区巡回放映苏联电影，观众达88万余人，其中90%是参加治淮工程的民工。上海、青岛、旅大、抚顺、鞍山、热河、哈尔滨、云南、兰州、湖北光化县等分会还独立经营电影院，放映苏联影片。

　　中苏友好协会电影放映队所到之处总是挤满了观影群众。据195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工厂、矿山、农村和边远地区，电影放映队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重庆沙坪坝的工人为了看苏联影片，特地赶建了一座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临时影院。在交通困难的山区或偏僻的地区，有很多农民从来没看过电影，当他们看见放映队远道赶来放映苏联影片时，都非常感动。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更加热爱苏联影片。贵州省丹寨县的少数民族农民听到放映队到来的消息后，从九十里地以外爬山越岭赶去看苏联影片”。很多苏联电影中的经典台词至今仍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民众挂在嘴边，可见，苏联电影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

　　在中苏友好协会及相关部门的积极努力下，中国民众观看苏联电影的人数急剧增加。如在1952年11月7日到12月6日全国举行的“中苏友好月”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文化部在67个城市举办了“苏联影片展览”，共放映4.6万多场，观众达4000万人以上。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次苏联影片展览观众的踊跃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城市的观众累计数都超过了当地人口总数”，这表明不少人并非仅观看一次苏联电影。松江省佳木斯市观众累计数将近该市人口的3倍。四川省成都市只有70万人，但电影院售出的座票共有138万多张。福建省南平县南平电影院放映苏联影片20多天的观众人数等于过去半年的观众人数。河南省35个电影放映队深入农村巡回放映，观众达180万人次。江苏省有43个电影放映队深入广大农村放映苏联影片和有关中苏友好的国产片，观众达400多万人。拥有540多万人口的上海，在“中苏友好月”中观看苏联影片的观众达到590万人次。安徽省肥西县黄张乡只有一架幻灯机，由于观众多，除在晚上放映以外，白天也常在暗室里放映。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观看苏联电影的要求，“东北沈山铁路沿线——锦州、大凌河、兴城之间加挂了包车，专门接送农民到锦州去看电影”。“西安市阿房宫电影院为了照顾看电影的母亲们，还特别设立了临时托儿所。很多从未看过电影的人，在‘中苏友好月’中看到了”。松江省牡丹江市有一位老太太看了苏联电影后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她说：“我六十多岁从未看过电影，这次看到了，还看见了毛主席和斯大林，真使我太高兴了”。

　　1954年11月，全国30个大中城市举办了“苏联电影周”，苏联影片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据京、津、沪等23个城市“六天到十天不完全的统计”，观看苏联影片的观众达到620万人次。另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11月，全国共放映苏联影片120万场以上，观众达8亿人次以上。观看《难忘的一九一九》《库班哥萨克》等苏联影片的观众达2000万人次左右。1955年11月7—21日，文化部与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再次在全国30个大城市联合举办“苏联电影周”，以集中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纪念十月革命38周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苏联电影周”中，仅据对全国24个城市的不完全统计，观众达到688万人次，各地电影院的观众上座率有了显著增长。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8月“，苏联电影在中国正式上映所拥有的观众人数已达十亿零三千多万人次”。到1958年底，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就“放映了苏联电影463部（不包括短片），观众达一亿三千四百人次”。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观看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迅速增加，“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基本建设工地，在广大农村，在康藏高原和许多小海岛上，人们都能看到苏联影片”。《光明照耀到高地村》《拖拉机手》《明朗的夏天》等苏联电影为中国农民所喜爱。有一部分苏联电影还被译成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及粤语方言。苏联电影的放映范围遍及中国各大中小城市及边远乡村，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对苏联电影的欢迎与喜爱。

　　三、寓教于乐：苏联电影的社会影响

　　电影作为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既具有文化娱乐功能，也具有思想教育功能。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积极推广苏联电影的主旨在于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引导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电影中展现的苏联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可以使中国民众逐步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中国民众可以通过观看苏联影片丰富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因而受到普遍欢迎。可以说，苏联电影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一）苏联电影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着力发挥电影的思想宣传功能，力争让广大民众通过观看苏联电影，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引导他们认同和向往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民众通过观看苏联电影，对电影中反映的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撼和认同感，这从日益增多的观看苏联电影的观众人数上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来。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观看苏联电影的中国观众人数剧增，不少苏联影片的中国观众超过了1000万人次，如《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3940多万人次）、《山中防哨》（2800多万人次）、《勇敢的人》（2430多万人次）、《游击队员之子》（1234多万人次）等。另据苏联方面统计，1949—1959年中国放映的苏联电影达750多部，观众约19亿人次。观看苏联电影人数的剧增，表明中国民众对苏联电影的喜爱，也表明苏联电影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为中国民众所认同，并进而对其社会生活和思想情感产生了深刻影响。

　　受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的影响，中国民众观看苏联电影时虽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方式，但实际上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苏联影片中展现的丰富的革命性的思想内容。中国观众通过观看众多的苏联影片，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远大，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树立了为革命理想而奋斗的信心。中国观众从《丹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影片中，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和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一位北京工人说：“《丹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我们看了电影之后，一想起影片主人公说的要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就感到有一股动力在推动我们”。有的观众看了《真正的人》后表示，要学习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加强锻炼，努力学习。一位医学院学生看了《乡村医生》《为了生命》后说，我们从影片里“看到了红色医生的具体形象，立即把这两部影片的主人公作为我们的光辉榜样，从而使我们更加增强了为祖国卫生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电影是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也是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材。因此，各级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经常把苏联电影作为进行思想教育的生动教材而有计划地组织观看，起到了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蔡楚生指出“：通过电影，广大的人民在向苏联学习，学习先进的斗争经验和生产建设经验，学习那种忘我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精神。所有有组织的群众常常集体去看，他们回来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把学习所得，很好地在工作和生活中贯彻下去”。中苏友好协会北京市六区总支会除了通过举办苏联介绍讲座、图片展览等提高会员对苏联的认识之外，还利用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进行宣传，让会员对苏联产生直观的印象：“自总支会成立以后，共放映过三次电影，会员都普遍要求放电影，今后计划每月底至少放一次，合区后即着手寻找地点，设立服务站开始放映”。放映苏联电影成为中苏友好协会介绍苏联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重要方式，并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

　　（二）苏联电影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苏联影片中展现的人民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给予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益，人民群众通过观看苏联电影，逐渐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苏联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正面引导作用，使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美好未来充满了期望。从这方面看，党和政府通过放映苏联电影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工作取得了突出成效，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在1952年11月7日至12月6日开展的“中苏友好月”期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以放映苏联电影的方式纪念十月革命。1952年第11期《大众电影》将“中苏友好月”苏联影片展览做成专辑加以介绍。王兰西的《欢迎苏联影片展览月》和蔡楚生的《迎苏联电影工作者》，着重介绍了苏联电影对中国工农群众和电影工作者的教育和影响，并指出了这次苏联影片展览的重大教育意义。该期《大众电影》对于“中苏友好月”期间上映的苏联影片做了详细评论。如贾霁的《〈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梅朵的《跟上去，向伟大的理想前进！——我看〈金星英雄〉》、岳野的《反映共产主义建设的影片〈顿巴斯矿工〉》等文都从思想上、艺术上对这些苏联影片的成就进行了深入分析，帮助中国观众提高影片欣赏水平，深刻理解苏联电影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教育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期《大众电影》还发表了许多工农群众看完苏联影片的观后感。如《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看〈金星英雄〉》一文，就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们观看《金星英雄》这部苏联影片后的感想；《矿工刘振州看〈顿巴斯矿工〉》一文，“是北京城子煤矿一名青年矿工看了《顿巴斯矿工》这部电影后的谈话”。该期《大众电影》还对《乡村医生》《明朗的夏天》《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苏联大马戏团》《苏联五彩动画集锦》等苏联影片做了介绍。从这些介绍、评论和观后感中可以体会到，中国民众观看苏联电影在得到身心娱乐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政治教育的影响。苏联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性与娱乐性双重功能，在中国群众看电影的过程中得到了统一体现，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作为中国民众的文化娱乐方式之一并受到欢迎，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发挥了思想教育的作用。苏联电影对中国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所产生的震撼和激励作用尤为突出，如《普通一兵》中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以胸膛压住敌人枪眼的英雄形象长久地印刻在众多中国青年心中。《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瓦西里所说的一句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至今仍然在中国广为流传。《乡村女教师》用朴实的现实主义手法，饱含激情地讴歌了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献身教育事业的非凡经历，乡村女教师的人格魅力令人肃然起敬，乡村女教师的形象一度成为中国教师的偶像，激励着无数有志青年投身到平凡的教育事业中去。苏联电影所蕴含的革命者的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极大地丰富了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苏联电影所展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吸引并激励着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中国而努力奋斗。苏联电影插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旋律优美，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至今传唱不衰。可见，苏联电影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观众来说，观看苏联电影与阅读苏联小说、欣赏苏联音乐舞蹈一起，不仅是一种社会风尚，而且是一种追求进步的时代标志。

　　总之，20世纪50年代，苏联电影不仅作为中国民众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而受到欢迎，而且作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方式之一，为党和政府所提倡。党和政府积极推广苏联电影的主旨在于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式展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中国民众逐步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广大民众在观看苏联电影的过程中，在身心得到娱乐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苏联电影发挥了思想教育与文化娱乐的双重功能，这种寓教于乐的做法产生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作者简介］王瑞芳，法学博士，特聘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