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确立新型的国家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对后来的中苏（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最高领导人的会晤，往往具有重大的实质性意义。1989年中苏首脑会晤同样如此。它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如果以1979年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为开端，那么，这条通向“正常化”的道路，走了整整十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正常化”的到来才显得弥足珍贵，值得人们格外的珍惜；才使双方存在的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最终获得解决；才使两国能够摆脱长期对抗的阴影，去建立新型的关系。没有谈判桌上激烈的交锋，不经历回首往事认真的思索，不具备最终实现正常化的激情和愿望，是不可能迎来1989年5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那令人难忘的一刻的。

　　邓小平对首脑会晤非常重视。他用八个字，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来形容这一次会晤的中心任务。事实上，结束过去，已经在长达十年的“正常化”准备阶段基本完成了。而开辟未来，则是摆在两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现实任务。这就是说，实现了正常化之后，中苏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关系。在中苏两国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交往当中，无论是同盟还是对抗，都不是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邻国之间应该具备的成功的关系。特别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长期争论不休，而且严重影响到国家关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应该说，两国都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在深刻总结了这些历史教训之后，邓小平指出，中苏两国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首脑会晤之后发表的《中苏联合公报》郑重宣布：两国“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这预示着中苏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它既不同于50年代的同盟关系，也不同于60、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要从此告别过去，进入创建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的新时代。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两国之间通过首脑会晤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型关系，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1989年，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并在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采取什么态度，引起了国际上的普遍关注。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奥·特罗扬诺夫斯基回忆说：“当然这里就出来了一个苏联官方对北京事件的反应问题。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主席团非常巧妙地否决了极其尖锐地谴责中国当局的提案……，同时，决议强调，中国事件是中国人民的内政，任何人都不应从外部施加压力。”

　　不久以后，苏联国内出现了激烈的动荡。戈尔巴乔夫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受到苏联国内各个阶层的反对，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16）

　　1991年底，苏联解体。十五个原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中俄两国很快就双边关系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并以《会谈纪要》的方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并确认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时明确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这一指导原则。本着这一原则，中国还同前苏联其他独立的主权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就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从容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此后，中俄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东段国界问题上、军事合作问题上，经贸关系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台湾问题上，俄国重申只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俄关系完成平稳过渡并取得积极成果，使两国消除了彼此互为潜在对手的意识，为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奠定了基础。以此为起点，两国关系在1992年底叶利钦访华时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双方领导人经过充分协商签署了《联合声明》，确定将继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发展中俄关系的基础。与此同时，双方还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等20多个政府间文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回顾1989--1992年中苏（俄）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因为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才使两国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实现平稳过渡，并在90年代取得了迅速而健康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之后，中俄关系继续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势头，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就进一步表明，中俄两国关系发展的基础是扎实的，前景是光明的。

　　注 释

　　注1  参见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42页至645页）

　　注2  钱其琛：“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回忆邓小平同志关于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页

　　注3  同上，第8页

　　注4  “王幼平同志回忆1979年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47-148页

　　注5　 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298页

　　注6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33-173页

　　注7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6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注8 《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注9  同上，第305页

　　另见肖冬连著：《五十年国事纪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4页

　　注10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91页

　　注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4-295页

　　注12　 《跨越时空--苏联大使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注13　  同上，第358页

　　注14　  同上，第329--330页

　　注15　  肖冬连 著：《五十年国事记要》，第586页

　　注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