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人在外交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其一是得到国际上对新国家的承认，其二是为恢复经济取得外国的必要援助，其三是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显然，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之后，要尽快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

　　总的来看，毛泽东提出的三大方针，“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两条基本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使新中国获得了外交上的主动地位；而最后一条“一边倒”不仅有利于解决第一个问题，也解决了后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作出反应的结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一边倒”的局面很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建国初期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都达到了。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与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如果没有“一边倒”的决策，很难设想这些问题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此后，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大凡需要决策的事，总是在每一种可能的选择中都带有利、弊两个方面，成功的决策就在于较好地做到趋利避害。50年后的今天，一些人有这样的疑问，即在开国之初，我国在外交上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是不是会更有利些，中国能不能像南斯拉夫那样在外交上走出一条中间道路？然而，事实是中国并不具备作出类似选择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当时，解放战争尚未最后结束，美国出于在欧亚两大洲实行冷战政策的需要，还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苏联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后也决不会允许再出现一个“南斯拉夫”。新中国领导人如果尝试走“中间道路”，将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结果很可能是两头落空。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在对外关系上的“一边倒”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这使得新中国的领导人有可能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就短期而言，实行“一边倒”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言，“一边倒”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主要是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开的。本文不拟对此进行论述，只想指出，五项原则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边倒”造成的不平衡。正是由于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

　　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矛盾的出现和逐步加深，“一边倒”的格局已难以维持下去了。

　　“反两霸”

　　中国走上同时对抗美苏两个大国的道路可以说是从1958年开始的。60年代中期，反两霸的格局完全固定下来。70年代初期，这一格局又奇迹般地改变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的外交史上，这一段故事最多，也最复杂曲折，其中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留下了不少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紧张关系长期得不到缓和的根本原因是台湾问题。中苏关系的反转则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它包括：中苏两国不同的国内情况，两国日趋不一致的国际战略利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方面的分歧，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个性、眼界以及处理矛盾的方式，等等。

　　中苏矛盾的起源要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春天，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认为对斯大林的过错和功绩应“三七开”；同时，这件事也促使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社会主义搞了40年，积累了不少问题，在斯大林去世后要出现一个大变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时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遇到的问题和苏联很不一样。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是中苏矛盾的起点，然而中苏两国不同的国情，才是导致双方一系列矛盾的深层原因。

　　1958年春夏，中苏之间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这是中苏关系的第一次危机。毛泽东认为，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建立两国共同的潜艇舰队这两个要求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1]。慑于毛泽东的震怒，赫鲁晓夫匆匆访华，这一事件暂时得到平息，但中苏之间的信任由此受到严重破坏。后来，毛泽东回忆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2]。同年秋季，中国发动了炮击金门作战。这是毛泽东亲自导演的一场政治仗、宣传仗、对外仗。其目的是多方面的，包括：支持中东地区的革命、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表明中国不接受美国“两个中国”的立场、侦察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牌、向国民党集团施加压力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等等。但是，这个行动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再次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表明中国决不允许美国“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得逞。当时，苏联正谋求缓和同美国关系。中国的行动无疑是给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难题，他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但内心是很不满意的，中苏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了。

　　要了解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同时与美、苏两强对抗的道路，还需要看一下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形势就出现了三个很重要的变化：首先，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美苏关系从战后的持续紧张、冷战不断升级转为时而缓和、时而紧张。其次，两大阵营这时都遇到了如何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美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暴露出来，苏联同东欧国家的矛盾在波匈事件中暴露出来。最后，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张，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上述三个变化都对中国同美、苏矛盾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50年代下半期，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后来，这种分歧更演变成一场公开的论战。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中苏分裂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中苏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而且这种不一致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之内还很难协调。特别是在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竭力谋求同美国的缓和，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之后，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中苏分裂给中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不过，从积极方面看，它也使中国外交最终摆脱了历史上由于中苏两党关系的存在而造成的那种羁绊，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色从此变得更加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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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以尖锐严厉的措词批评了苏联的建议。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

　　[2]　毛泽东1966年3月28日接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