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作为观察和分析冷战时期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动向的重要视角，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领域得到一定体现。有学者认为，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具体来说，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作出“一边倒”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反帝民族主义是选择“一边倒”的另一意识形态因素。[1]不少研究还具体分析了意识形态在新中国对美外交以及中美敌对关系形成中的显著影响。[2]

　　抗美援朝是近年来中国对外关系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热点。美方档案早已公布，中方则有领导人的文集、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等大量文献，最新史料主要来自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档案仍处在高度保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利用已披露的苏联档案，有学者撰写了三部专著，即《朝鲜战争揭秘》、《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和《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3]这三本书详细叙述了中苏之间就有关朝鲜战争的各方面问题进行磋商的情况。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有最近出版的《遏制中国》。[4]最近，又有几篇论文尝试用新的方法或从新的角度对朝鲜战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如中国方面的出兵决策、越过“三八”线决策和停战决策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中美双方是如何进行信息交流的，等等。[5]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问题，近年发表的高质量论文大都收录在《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一书中⑥。该书讨论了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越南战争与1964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策略差异、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等一系列专题。书中还收录了中越等国领导人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等问题的25次谈话记录。

　　需要指出的是，与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相比，援越抗美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就中国外交而言，当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着手进行外交战略大调整的时候，接近尾声的越南战争客观上为这种调整提供了一个舞台，从而演绎了一幕幕中国与美、苏、越双边、多边外交关系纠葛的剧情。如何把复杂的历史剧情梳理清楚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研究课题。

　　（二）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

　　安全问题或者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主题。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之下，一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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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刘建飞：《意识形态对新中国“一边倒”决策的作用》，《国际论坛》2000年第5期。

　　[2]赵学功：《新中国的革命外交与对美政策》，《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3]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4]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

　　[5]例如，章百家：《跨过鸭绿江——危机处理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牛军：《越过三八线——政治军事考虑与抗美援朝战争目标的确立》；沈志华：《结束朝鲜战争——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以上见章百家、牛军主编《冷战与中国》；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