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中美关系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迅速发展，而是在解冻与建交之间长期徘徊。对此，有关论著从中国国内局势的状况出发所作出的解释，具有一定说服力和启发作用。该研究认为，1969—1973年上半年，毛泽东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的考虑，积极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务实力量逐渐加强，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973年7月至1977年，由于江青集团极左势力的干扰破坏，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处于“尘埃未定”的境地。1977年至1979年1月，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成为中国内政外交发生重要转变的基础，也为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有研究还探讨了中日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改革开放后，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力量更加多元化，对外政策日益成为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之一。[2]

　　最近，有学者引进并运用“公民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分析框架，从国内政治进步的角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3]该学者认为，最近20多年，中国外交和国防事业出现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政治领导的变化和决策方向的调整，在起步阶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宏观方针的变化，特别是那些持续的、与国际发展趋势相似的变化，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其中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构成了这种宏观变化的基石。

　　（五）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和周边外交

　　中国主张将对第三世界的关系放在自己对外关系“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位置，并强调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合作。对此，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有学者认为，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外交的“成功支点”[4]；也有学者指出，这是“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5]；“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6]。

　　许多学者研究分析了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主要的观点是：同是发展中国家，遭际类似；争取外部支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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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宫力：《从解冻到建交：中国的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见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2]俞新天：《中日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本学刊》2001年第6期。

　　[3]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1—189页。

　　[4]左凤荣：《新中国外交的两个成功支点》，《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5]张清敏：《浅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俞新天：《中国应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7]张清敏：《浅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对众多不同国家的一个相同政策》，《中国当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