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关培凤，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430072。

　　①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的“1941年线”。［摘要］中缅边界问题是19世纪英国征服缅甸后不断蚕食中国西南边疆领土造成的。中缅双方虽在1956年底曾就边界问题的解决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但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却持续到1960年初。1959年8月和10月中印边界先后发生的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使中国加快了与缅甸解决边界问题的步伐，但同时也对缅甸尽快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立场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最终，由于中国的积极努力，中缅边界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中缅长达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主要存在三段边界问题：一是北段即尖高山以北，该段边界虽从未正式划定过，但被英国强行占领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却是确定属于中国的，英国在1911年也明确承认过这一点［1］；二是中段缅甸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属于中国的勐卯三角地区的“永租”关系尚未正式废除；三是南段佧佤山区一段，虽通过“1941年线”①划定，但却并未实地勘界竖桩。而且，“1941年线”划定时英国将佧佤山区72％的土地划给英属缅甸，并使班洪、班老遭到分裂，故“1941年线”问题也是中缅边界谈判的中心议题之一。

　　一、中缅边界谈判

　　早在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缅甸时，缅甸总理吴努就向中国提出了早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要求。同年底，中缅双方在联合公报中表示，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中缅首次公开表示要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1956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时任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的吴努访华期间，中缅就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一致：第一，“1941年线”是英国强加于中国的，但中国准备作为双方全盘解决边界问题的一部分予以接受；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在边界问题最后解决前缅甸军队不得进驻中国军队所撤出的地区。第二，自尖高山至伊索拉希山口，除片马、岗房、古浪原则上应归还中国外，边界线应沿着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怒江）之间的分水岭；自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中缅边界则遵循传统习惯线。第三，两国政府协商取消勐卯三角地区的“永租”关系。［2］

　　尽管中缅在1956年底已就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却一直持续到1960年初。1957年2月4日，缅甸总理吴巴瑞（1956年6月12日吴巴瑞就任，1957年3月初由吴努接任。）致函周恩来，说明缅甸应移交给中国的片马、岗房和古浪的面积为56平方英里。吴巴瑞表示，缅甸政府的理解是，中国政府乐意接受缅甸联邦1948年1月4日继承的缅中之间的边界线，只需对移交片马、岗房、古浪作必要的修正。［2］对此，周恩来在3月底与再次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努会谈时指出，考虑到当地人民和行政的方便，应移交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应比缅方所建议的大；考虑到有一条对缅甸很重要的公路通过勐卯三角地区，中国政府不准备收回它，而希望以此交换“1941年线”划归缅甸的班洪和班老两个部落的居住区。［2］吴努表示，“我未听取周总理的意见以前所得的印象是边界问题实际上已达成解决办法，而现在我才认清并不是这样”。为此，他要求周恩来正式答复吴巴瑞，以具体说明中国在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和对如何取消勐卯三角地区“永租”问题上的意见。周恩来表示正式答复须待当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上述建议后才能作出。

　　1957年7月26日，周恩来对吴巴瑞2月4日的来信作了正式答复，并有三张附图：附图一是描画伊索拉希以西的传统习惯线；附图二标明中国提议应移交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约183平方英里）；附图三标明中国提议与勐卯三角地区交换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约86平方英里）［2］。周恩来在复信中明确指出：第一，中缅边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北直到底富山口的部分，可以按照1956年10~11月吴努访华期间中缅共同谈定的习惯边界线划界；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三处应归还给中国以外，原则上同意以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和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至于应归还给中国的片马、古浪、岗房三处的面积，提出如附图二所示的具体建议。第二，尽管中国政府不同意“1941年线”，但考虑到中缅两国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除要求对这条线作某些调整以外，同意在佧佤地区基本上按照这条线定界。中国政府所要求的调整是把一直同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部落和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建议调整的地区面积见附图三。如果缅甸同意这些调整建议，中国政府愿意把属于中国而在1897年“永租”给英国管辖的勐卯三角地区，永久地移交给缅甸联邦。周恩来强调，中国政府认为，以上各点具体建议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考虑。［3］换言之，缅甸不能接受其中一部分意见而不接受其他意见。

　　在对中国的方案进行研究后，缅甸决定仍坚持吴巴瑞2月4日信中所提的意见。1957年10月14日，缅甸内阁外交小组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一，再次尝试说服中国接受2月4日吴巴瑞信中提出的方案。第二，如果尝试失败，则按下列原则解决：继续请中国无保留地先予接受最北端的分水岭原则；关于片马、岗房、古浪，坚持吴巴瑞的方案；以缅甸班洪和班老地区交换勐卯三角地区。该委员会同意吴巴瑞和副总理吴叫迎在年底访华时根据这些原则继续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2］由此可见，至1957年10月中旬，缅甸已开始在做以“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来交换勐卯“永租地”的准备。然而，缅甸两位总理在随后访华期间与中国进行边界谈判中并未亮此底牌。

　　1957年12月，吴巴瑞和吴叫迎在访华期间与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他们表示，他们的印象是“如果缅甸同意放弃片马、岗房、古浪，中国是会把南畹指定区（即勐卯三角地区）割让给缅甸的，同时边界问题便可完全解决了。缅甸人民现在好像觉得中国以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班老，是提出了新的问题”。［2］周恩来指出：第一，中国从未同意放弃南畹指定区以交换片马、岗房、古浪，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中国的；第二，归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和古浪的面积，可以协商解决；第三，以南畹指定区交换“1941年线”以西缅甸方面的班洪、班老两个部落的辖区；第四，最北端的传统习惯线，中国同意除独龙江流域外，大体上应沿分水岭予以勘察和确定；第五，为确定传统习惯线，应成立一个边界委员会对伊索拉希山口至印度边境的中缅边界进行勘察。［2］周恩来所做的五点说明澄清了缅甸此前关于中国放弃勐卯“永租地”的方式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关于协商解决片马、岗房、古浪三处面积的表态，也体现了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然而，缅甸在1958年2月对该方案进行讨论后，认为不能接受中国的方案，要求驻华大使吴拉茂促请中国政府无条件接受分水岭原则和吴巴瑞1957年2月4日信中所提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并向中国政府提议，如果中国难以无条件放弃南畹指定区给缅甸，则继续现存的“永租的安排”。［2］吴拉茂向中国政府转达的这些意见，一味要求中国让步显然是不合理的。1958年7月30日，周恩来在致吴努的信中坚持原有立场并进一步协调说，关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一段，应从速成立边界委员会，并且派出勘察队去勘察这段边界，可能仍是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关于片马、古浪、岗房三寨地区，我们双方已经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承认这一地区应该归还中国，至于面积大小问题，在双方就整个边界问题作进一步友好协商的过程中，是不难解决的；关于勐卯三角地如何用适当的方法来废除它的“永租”关系，希望缅甸政府愿意回到双方已经协议了的废除“永租”的原则上来，重新考虑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勐卯三角地区“永租”的具体办法。［3］（pp.1323~1324）

　　由于随后不久缅甸发生政变，中缅边界谈判被暂时搁置，直到1959年6月4日缅甸总理奈温才向中国提出了新的方案：第一，除独龙江流域外，在伊索拉希至印度边境之间的边界应无保留地沿分水岭划界；第二，关于应交还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坚持吴巴瑞此前的提议，除了接受这些提议所引起的调整之外，伊索拉希和尖高山之间的边界应沿着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分水岭；第三，原则上同意以南畹指定区交换班洪、班老在“1941年线”以西的区域，但所交换的班洪、班老的面积约为62平方英里。除因移交班洪、班老区域给中国所需做的调整之外，“1941年线”双方应予以接受；第四，中国应放弃根据1941年换文参加经营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2］奈温的新方案较以前谈判的一个最大突破在于缅甸方面确认同意以南畹指定地区交换“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这就使中缅双方的主张更接近了一步。但在最北段传统习惯线、沿分水岭划界的具体方式和片马、岗房、古浪三处面积等问题上，缅甸仍坚持此前的立场，故中国政府对该方案并没有很快予以答复。中缅边界谈判的“静止”状态似乎仍将继续。然而，1959年中印边界相继爆发的两次冲突却打破了这种僵局。

　　二、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

　　自印度独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和争端一直存在。中印在边界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根源于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对中国西藏领土的野蛮侵略，而印度独立后无视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强烈抗议，对英国殖民遗产的全盘继承和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进一步推进，使中印边界争端不可避免地延续下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

　　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中印友好关系的发展并不能掩盖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尼赫鲁在1950年11月20日的印度议会上明确表示，“有地图也好，没有地图也好，麦克马洪线就是我们的确定边界。”［4］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通过在东段边界争议地区增设哨所、派兵占领等方式，至1954年已经将其东北边界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与“麦克马洪线”之间的中国领土，并设立归印度外交部管辖的“东北边境特区”。在中段边界争议地区，1952~1958年，印度先后占领了桑、葱沙、香扎、拉不底、乌热、波林三多、什普奇山口、巨哇、曲惹；在西段边界争议地区，印度于1954年占领了巴里加斯（同时印度官方地图对有争议的地区也作了修改），并在西段设置了多个据点。［5］1954年7月，印度测量局出版的新地图，按印度政府指示，把未定的西、中、东段中印边界全部改标为已定的国际边界。［5］（p.136）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公然要求中国同意将双方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全部划归印度，其中包括东段印度已经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和西段一直处在中国政府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59年6月，印度又单方面把“麦克马洪线”中段西藏香客的朝圣地马及墩南面的小村庄朗久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并建立哨所。此外，印度还单方面在马及墩以东的塔马顿越出了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特别是在该线最西端克节朗河地区的兼则马尼和塔格拉山口。这成为后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导火线。［6］

　　印度对中国领土的蓄意侵占，使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难以避免。1959年8月25日，一股印度武装部队突然向驻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火，发射机枪、步枪子弹数十发。中国边防部队对此进行了自卫还击。8月26日清晨，朗久哨所的印军变本加厉地进行了新的挑衅，再次向马及墩的中国军队发动猛烈攻击，发射步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子弹达数百发。同日，印度飞机还多次飞入中国领空。中印边界东段首次发生的这一武装冲突，即为世人所瞩目的朗久事件。不到两个月后，印度边防武装人员又在中印边界西段挑起空喀山口流血事件。1959年8月，印度西部军区根据其陆军当局的指令，派出了几支边境巡逻队妄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新的哨所。10月20日，其中一支巡逻队派出了由3人组成的武装侦察组偷偷越过传统习惯线，向东往空喀山口方向侦察。中国边防人员在劝说其立即退出中国领土遭到拒绝后，不得已解除其武装，并予以扣押。10月21日，一支由70余名印度特种边防警察组成的巡逻队在同一地点闯入中国领土，凭借其优势兵力无视中国边防分队的严正警告，公然抢走边防分队的马匹，并意图包围中方阵地，要求中国边防分队缴械投降。期间，印军两次向中国阵地开枪，并打死了中国边防巡逻队副队长武清国。忍无可忍的中国边防分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使印军付出了9人死亡、10多人受伤和7人被俘的侵略代价。［6］（pp.171~172）

　　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国多次向印度驻华大使馆和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但印度政府却向中国方面提出反抗议，硬说“麦克马洪线”是中印国界，指责中国“蓄意侵略”，把印军越境挑衅说成是“中国侵略的事件”，将边境武装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在1959年9月议会答辩时，尼赫鲁进一步以煽动的口吻说，中国在对待印度的行为中，“表现出自恃有力量的盛气凌人的态度”，“中国想要欺侮印度”。［7］印度政府在与中国边境冲突事件中刻意歪曲真相的做法，使印度国内掀起了新的反华浪潮，有关“中国侵犯印度领土”的报道连篇累牍，甚嚣尘上。

　　在冷战和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国际背景下，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1959年9月10日，塔斯社声明中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含蓄地表达了反对中国的立场。9月13日，苏联又同印度签署协议，给予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37.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表示，“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8］10月2日，赫鲁晓夫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蛮横地表示：“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9］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在10月31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抹杀印度挑衅的责任。［10］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中印边境事件是“一件不愉快和极其愚蠢的事情，没人知道边界在哪里，而且争吵的地区是无人居住的”。他还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我们就是通过得少给多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同波斯的争执的。但是，多这几平方公里或少几平方公里，对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又算得什么呢”，以此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11］

　　西方各国也多数倒向印度，恶毒攻击中国“侵犯”印度“领土”。朗久事件发生后，1959年8月29日，丹麦各报均称“中国部队已侵入印度，并与印方发生了武装冲突”。9月2日《实闻报》社论诬蔑中国“进攻印度领土”，是“利用外交上冲突危机来掩饰内部危机”。［12］瑞典《斯德哥尔摩日报》诬蔑中国“近一两年来拿走了印度大块土地”，“执行一种帝国主义政策”，如果“中国的侵略继续下去，印度会更坚决地从西方寻求保险”。［13］芬兰、挪威等国媒体也纷纷指责中国“侵略”印度，诽谤中国对“印度北部、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有领土要求”。［14］

　　三、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

　　在中缅边界谈判陷入僵持状态之时，朗久事件和空喀山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国际反应，对当时正处于关键时期的中缅边界谈判造成了明显影响。

　　第一，促使中国加快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步伐。中国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寄予厚望，希望把“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好，作为典范”，再争取逐步同其他邻国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因为“缅甸代表了一些小国的想法，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更深一层的意义是，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3］（p.1303）正因为如此，中国从谈判伊始就向缅甸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只是由于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和最北段传统习惯线的确定方式这两点上存在明显分歧，中缅边界谈判才陷入僵局。朗久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恶毒攻击和周边国家对中印冲突的疑惧严重背离了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初衷和深层考虑，使中国深刻地感受到以中缅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事实来消除邻国担心的迫切性。为避免中缅关系因边界问题受到影响，同时也为了以事实消除周边小国的疑虑，减轻西方国家恶意宣传所造成的对中国形象的损害，在朗久事件发生不到10天，中国政府对奈温的提案作了答复，建议双方以中国政府1958年7月30日的方案和缅甸政府1959年6月4日的方案为进一步协商的基础，由两国政府委派代表团进行讨论。这一答复打破了中缅两国在边界谈判中的僵局，为双方再次举行谈判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条件。

　　1959年12月22日，周恩来正式邀请奈温访华，希望能在其访华期间就如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进行原则性商谈，以推动双方具体讨论和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1月23日，奈温率团访华。1月25日，为促成边界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与奈温的会谈中表示，“对北段未定界，除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和独龙江流域外，可按分水岭定界，然后对这一段边界进行勘察，并且竖立界桩”。［15］中国所做的进一步努力和中缅的坦率会谈取得了良好结果，1960年1月28日，中缅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以下简称《中缅边界协定》），规定从伊索拉希山口至底富山口的边界，除绕过独龙江流域者外，应沿着分水岭的主张；规定先确定以分水岭为界再对传统习惯线进行勘察；协定同时规定应交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由边界联合委员会商谈确定；中国将勐卯三角地区移交给缅甸，作为交换，缅甸将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年线”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具体面积参照中缅分别在1957年7月26日和1959年6月4日用地图标明的建议，建议中互相一致的地区，肯定划归中国。建议中有出入的地区，由联合委员会派员实地查明该地区是否属于班洪、班老部落管辖，以便确定该地区是否移交中国。

　　作为对中国的答谢，缅甸与中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以下简称《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6］，这对当时处在西方国家封锁和包围中的中国来说有重要意义。《中缅边界协定》的签订为中缅边界条约的正式签订铺平了道路。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以下简称《中缅边界条约》）签订。根据条约，缅甸向中国移交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面积约59平方英里，较之前缅甸所坚持的56平方英里稍有增加；划归中国的“1941年线”以西的班洪、班老部落辖区面积为73平方英里，比奈温方案中的提议增加了11平方英里。尽管这一面积仍小于中国最初所主张的86平方英里，但对缅甸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让步，因为“班老矿藏丰富，而南畹三角地没有什么出产，由于珊邦的孟密至八莫的公路快要完工，即使把三角地交回中国，也不会影响珊邦和克钦邦之间的交通”。［17］缅甸作出这一让步应该是出于对中国在片马、岗房、古浪三处面积上态度宽容的回报。吴努曾说，“中国在同意接受片古岗近59平方英里的面积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谅解’。这些协议的取得，完全是由于双方的‘互谅互让精神’”。［18］吴努的讲话充分表明，在中缅边界谈判的最后阶段，中国为了推动中缅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示了巨大诚意，也做出了巨大努力。

　　第二，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使缅甸对尽快彻底解决缅中边界问题的态度曾有过动摇，缅甸国内甚至还出现了试图利用中印边界冲突向中国施压的现象。朗久事件发生后，缅甸舆论反应激烈，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对中国进行大肆攻击，诬蔑中国对印度进行“侵略”，“破坏五项原则”，“不尊重国际法”。亲美的《民族报》甚至还公然表示“期待印度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教训侵略者”；中间派的《新光报》则要求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19］缅甸政府也并不掩饰其利用中印边界冲突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意图。1959年9月3日，代表军方的《卫报》登载了该报根据中国外文出版社所出英文版《中国简明地理》一书所附中国地图中有关中缅边界部分放大绘制的中缅边界地图，说明该书地图把萨尔温江以东的整个瓦邦、果敢邦和密支那以北占克钦邦面积一半以上的土地列入了中国版图，并针对中国政府表示该地图是国民党时期所绘一事进行反驳。显然，《卫报》此举旨在暗示缅甸政府，希望中国对缅甸作更大让步。［19］

　　与此同时，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到缅甸的支持，印度极力拉拢缅甸并特意邀请奈温访问印度，还承诺将在今后连续四年购买缅甸大米。面对印度的拉拢和国际舆论及缅甸国内舆论的压力，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尽快解决边界问题的缅甸刻意放缓了步调。1959年10月8~10日，奈温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据记载，奈温和尼赫鲁表示坚持“麦克马洪线”；两人还谈及中国对中立国家的所谓“敌意”，奈温表示不能理解中国的“想法”；奈温返缅时在机场也对记者说“我们曾经讨论若干问题，特别是我们同中国的问题”。［20］1959年12月17日，奈温在同驻缅大使李一氓的谈话中甚至表示，“中印问题较中缅问题为重要，中缅边界问题推迟也没有关系”。［21］考虑到此前缅甸在解决与中国边界问题上的急切态度，很难将奈温的表态理解为单纯的客套。1960年2月，吴努再次担任缅甸总理后立场右转，其政府中亲英美和亲印度的阁员占了大半，对尽快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热情也随之降低。吴努曾一度企图推迟周恩来4月访问缅甸的时间，希望周恩来在访问印度后再访问缅甸，公然表示不愿给尼赫鲁增添困难；甚至还决定将议会讨论批准《中缅边界协定》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推迟到周恩来访印后，还向中国要求把《中缅边界协定》和《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交换批准书的日期推迟。［22］中国驻缅使馆在分析吴努重新执政后的缅甸形势时指出，“吴努的对外政策，首先是恢复亲印度的政策。大选胜利后即去印度晤尼赫鲁，对周恩来访缅的安排与推迟中缅两个条约与协定的国会讨论日期，都是在照顾尼赫鲁”，“与我国的关系，吴努做的友好姿态多于实际行动。对周恩来访缅，与周恩来的谈话，关于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的组成，都与和印度的关系、和军人集团的内部斗争联系起来，对我缺乏诚意”。［22］很明显，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对缅甸尽快解决与中国边界问题的初衷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在1957~1959年间，围绕应交还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的面积、取消勐卯三角地区“永租”的具体方法和中缅边界最北端的传统习惯线问题，中缅进行了反复交涉。为使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成为和平共处的范例，同时也为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小国展示中国的和平诚意，中国同缅甸的谈判始终坚持互谅互让的原则，但由于缅甸在这些问题上的僵持，中缅交涉一度陷入“静止”状态。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发生对中缅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政府为了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恶意诋毁、维护和平形象和稳定周边形势，主动打破谈判僵局，以实际行动加快了中缅谈判的步伐。而缅甸则一度想要利用中印边界冲突向中国施压，期望中国作出更大让步，同时为了照顾印度，一度对尽快彻底解决中缅边界问题持消极态度。由于中国政府在谈判中表现了最大诚意，中缅双方在互谅互让、有取有予的原则下彻底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从而揭开了中缅关系友好发展的新篇章。

　　［ 参 引 文 献 ］

　　［1］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06页。

　　［2］ 《缅甸总理吴努报告中缅边界谈判经过（1960年5月20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428-03。

　　［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5~1316页。

　　［4］ 〔印〕卡·古普塔著，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5］ 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6页。

　　［6］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7］ 〔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上，三联书店1971年版，第188页。

　　［8］ 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9］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

　　［10］ 人民日报编辑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

　　［11］ 《瑞典舆论对中国同印度边界问题的反应（1959年11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825-02（1）。

　　［12］ 《丹麦对中国同印度边界事件的反应（1959年8月30日，1959年9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826-02（1）。

　　［13］ 《瑞典舆论对中国同缅甸、中国同印度边界问题的反应（1960年3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919-02（1）。

　　［14］ 《挪威舆论对中国同印度边界问题的反应（1959年9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827-01（1）。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页。

　　［16］ 《中国方面在边境地区组织庆祝中国、缅甸签订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的活动（1960年2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81-01（1）。

　　［17］ 《缅甸政府在边境地区组织庆祝中缅友好条约和边界问题协定公布的活动（1960年2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81-02（1）。

　　［18］ 《缅甸国会辩论中国、缅甸边界问题的情况（1960年8月22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687-03（1）。

　　［19］ 《缅甸各界对中国、印度边界问题的反应（1959年9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908-02（1）。

　　［20］ 《缅甸总理奈温访问印度情况（1959年10月14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912-07（1）。

　　［21］ 《缅甸总理奈温同意中国印度两国总理在仰光谈判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12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0385-01（1）。

　　［22］ 《缅甸吴努政府内外政策和统治集团派系矛盾（1960年4月26日）》，外交部档案馆：105-010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