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从它的准备阶段，即1979年10月中苏关于国家关系的第一轮谈判算起，至1989年，整整用了10年时间。在这期间，邓小平不仅密切关注这一进程，随着形势的发展及时调整对苏政策；而且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亲自指挥，牢牢把握“正常化”的主动权。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审时度势，灵活应对，成功地扭转了中苏两国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之后积怨甚深、互不信任的局面，使双方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和观点，在“正常化”这一主导性前提下逐步走向一致。本文围绕1979年的中苏谈判，结合邓小平在此期间运筹帷幄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回顾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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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准备阶段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一般认为，应该从1979年10月，也就是两国关于国家关系（副部长级）的第一轮谈判算起。尽管这一轮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而且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原定次年春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也被迫中断，但是，它毕竟是一次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对于双方来说，虽然分歧重重，争吵激烈，但试图通过谈判而达到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结束对抗，走向国家关系正常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代表能够为同一个目标坐下来谈判，这件事情本身，就远远超出了它的结果，并对后来两国关系的解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9年初，中苏关系仍处于“冷冻”的状态。有人把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概括为“一列火车、一架飞机、一个条约”。从1969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晤之后，中苏两国领导人没有任何正式的接触。虽然在此期间有过一些变化，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中国不能不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再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陈兵百万，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1970年，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1979年上升为5.03亿美元，但此后又开始下降，至1980年减少到2亿美元。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我代办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到了1979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在20世纪70年代末，《条约》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新中国建国伊始签订此约，目的是为了对付日本，防范其复活军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近30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早已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一直谋求与日本缔结友好合作条约。而中日两国也于1972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置这个条约，自然引起了中苏两国以及其他大国，包括日本在内的广泛关注。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条约以至中苏关系的走向，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这个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有这个条约总比没有强。因此，如果废旧约，应由新的替代。这在当时两国关系的背景下，是一个颇有胆识的见解。与此同时，针对中苏关系的现状，王幼平还认为，为了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长期以来对苏斗争的经验教训。经过认真的思考和商议，王幼平等使馆人员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建议，即：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这个建议，对于党中央此后的战略抉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我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方，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黄华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它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这样，两国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一道缝。下一步，就是如何把握谈判原则的问题了。

　　197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他强调，这次谈判必须高屋建瓴，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当然，不要骂娘，要讲道理。邓小平提醒即将出征参加中苏谈判的王幼平说：可别急啊！要防止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拉松没有坏处。同时，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灵活性是有的，这要等谈起来再看。邓小平的发言为我方的谈判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