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木首相上任伊始就表明要奉行“推进缔结”日中和约与“积极对待”日苏和约的“等距离外交”方针，因此日本政府不想拿日苏关系的恶化作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代价，在是否接受中方提出的“反霸条款”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

　　随着苏联的阻力加大，日本国内的“慎重论”也因而抬头。滩尾弘吉表示：如果缔结日中和约，“日本将被卷入中苏对立，并导致亚洲局势的紧张和不安定”。自民党内亲台湾的“青岚会”积极活动，试图阻止中日和约的谈判。[2]1975年4月4日，外相宫泽喜一在国会发言，反对把“反霸条款”写入和约，并阐述了3点理由：①反霸实际上与美苏两国相关，中方使用的“霸权主义”概念所指对象时有变化，有时指美国、有时指苏联，不应把不确定的概念写入和约。②日本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不能结怨周边大国。③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在双边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尚无先例。[3]针对宫泽的发言，廖承志于4月8日会见西日本新闻访华团时表示，如果是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和约，缔结了意思也不大。[4]4月16日，邓小平也在会见日本友人池田大作时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对改善日本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他们的行动……。所以，这两点，应该不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往来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5]中美“上海公报”、中日“联合声明”都写入了“反霸条款”，但并没有妨碍苏联与美日的关系。日方至少不能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后退。希望三木首相拿出勇气来，对这一问题作出政治决断。[6]邓小平不仅说明了中方对于中日和约的基本立场，而且把是否写入“反霸条款”提到中日之间“政治基础”的高度，表明中方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轻易让步的。

　　------------------------------------------------------------------------

　　[1]　奥契姆·格劳比兹：《在东京与莫斯科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史（从1972年到20世纪90年代）》（Oachim Glaubitz，Between Tokyo and Moscow The History of an Uneasy Relationship 1972 to 1990s）伦敦，1992年版，第145页。

　　[2]　肖向前：《永远的邻国：中日邦交恢复的记录》，塞马尔出版会1997年版，第186页。

　　[3]　[日]田原总一郎：《冷静的首相候补：作为权利游戏高手的宫泽喜一》，学阳书房1978年版，第187—188页。

　　[4]　《人民日报》，1975年4月9日。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6]　张香山：《邓小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