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有为数不少的著作停留在叙事的水准上，“缺乏在冷静的反思基础上对历史现象的深层分析。”[1]这种现象在有关19世纪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中尤为突出。

　　第三，从出版著作的种类和数量来看，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明显少于美国学者。

　　第四，与美国史学界的信息交流不够及时。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翻译工作的滞后性。比如，1983年问世的标志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0年后才被译成中文出版。因历史的原因，中美学术交流停滞20多年，影响了翻译工作的进行，而在改革开放的80、90年代，翻译工作仍未及时地跟上来？使不谙英语的学者不能及时掌握美国学界的最新动态。但令人鼓舞的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学术气氛越来越活跃，学术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特别是中国档案材料的公布及整理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对中美关系问题感兴趣的中国学者已开始抓住时机迅速填补空白。他们除了深化中美政治关系的研究，还积极探讨中美两国的文化、经济、军事等关系，此外，把研究中美双边关系与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结合起来，建立了多层次、跨学科的研究体系。同时，一批通晓外语、知识结构多样化的新型史学工作者开始逐步地成长起来。

　　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边缘学科”，[2]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具有丰富内涵的中美关系史，对中美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已深刻认识到，积极开展中美关系史研究是两国学者当仁不让的共同任务。

　　由于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存在着自身难以超越的局限性。

　　第一，很容易受美中关系的发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局势、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二，美国学者的头脑中依然存在把美国价值观绝对化的倾向，因而不能完全、彻底地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中美两国出发看待中美关系问题；

　　第三，过分追求研究模式或分析框架的精细和完美，相对忽视中国的特殊性和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但总的来说，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在不断地调整、完善。从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来看，它已试图从美国和中国、以及多边的角度来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揭示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从学术观点来看，美国学者提出了很多中国学者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展示了新的研究角度，开阔了新的观察视野。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反映出独特性：

　　第一，非常重视探索新的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使中美关系史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性；

　　第二，比较容易获得政府机构和私人团体的资助，使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能够迅速展开；

　　第三，很重视研究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实地考察是重要的研究途径。

　　尽管中美两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差异较大，甚至存在根本不相容的地方，但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当然，我们不能形式主义地兼收并蓄，应该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对于美国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足和弊端，我们还应做出一定的评价和分析，正像胡乔木在《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一文中所指出的，“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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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63、266页。

　　[3]《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作者肖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编辑，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