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理林彪余党的同时，开始逐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特别是外事干部），既在政治上增强了同江青集团抗衡的阵容，也在外事工作中增强了务实的力量。

　　——随着被“文革”打乱了的国内秩序的逐渐好转，经济建设开始恢复，使得封闭了的国门被重新打开，中国人对外部情况的了解增多，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扩大对外交往的呼声越来越高。基辛格、尼克松访华，报纸上关于美国的报道增多，民众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头号敌人”。

　　——在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逐渐恢复工作，并掌握了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更为国内政治的稳定和中美关系发展注入了强有力的动力。

　　上述情况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治空气和社会氛围。同时，打开国门，中、美之间人员来往的剧增，对美国了解的增强，又反过来推动了国内务实思潮的发展。对极左思潮的反感和对正常政治秩序的渴望，成为人心所向。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中美关系排除了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特别是江青集团的刁难）的困扰，发展比较顺利。

　　1972年6月19日至23日，基辛格第4次访华，向周恩来通报了刚刚结束的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情况。也就在基辛格离开中国的同一天，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刊登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澄清江青等人借历史问题向周恩来的发难。

　　基辛格离开北京不久，6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所谓“左派”对外交工作的破坏和影响问题，并说：总后台的人现在也去了，叫林彪。[3]（P，531）这对渴望在外事工作中彻底清算极左思潮的周恩来等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

　　同年8月1日至2日，周恩来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提出外事工作也有极左思潮，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随后，为继续排除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巩固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的成果，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准备召开外事工作会议。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为此写报告给周恩来并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左思潮。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拟同意。”然而，令周恩来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张春桥、江青却借机发难，坚持认为林彪集团不是极左，而是“形左实右”，把周恩来的意见顶了回去。12月3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根据前一天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删去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并报毛泽东同意。[3]（P，541-542，565-566）这表明，要想彻底清算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工作的干扰，在当时确实阻力重重。

　　周恩来不但承受着江青等人的压力，还要忍受重病带来的折磨。而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的体力不能支持下去，谁来接替他主持党政工作。1973年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在毛泽东同意后，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3月29日，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3]（P，585-586）这是朝着邓小平主持中央全面工作迈出的关键性一步。这一段时间，周恩来还利用在玉泉山检查治病的机会，多次找邓小平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