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20日至2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卡特总统决心推动美中关系向前发展的消息。

　　按照中美双方的商定，建交谈判在7月5日正式启动。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双方共进行了6轮谈判。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和要中国承诺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

　　当邓小平看清美国方面确有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华的意图后，果断作出了不要错过时机的决断。而这一决断的基本考虑，同样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出发。他深深懂得，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78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5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

　　他特别强调：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要争取早日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14]

　　11月27日，邓小平又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时机。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他还批准了外交部关于第6次谈判的建议。[14]（P，378）

　　在最后一阶段的中美建交谈判中，实际上是邓小平亲自出马，同伍德科克举行了4次会谈，以高度务实的精神避开了中美关系中的巨大障碍和险礁，最终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开辟的上海公报通道，经过7年的艰难航行，迎来了中美建交的历史性时刻。

　　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美国向台湾军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明智地不作纠缠，也不在原则上让步，而是留下了将来谈判的空间。这是从战略全局着眼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范例。这个问题后来在里根当政时期再度重新提了出来，由此导致了中美双方“八一七公报”的发表。

　　在建交前最后一次同伍德科克的会谈中，邓小平告诫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产生错觉，犯历史性的错误。他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争取以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4]（P，381-382）

　　1979年1月29日到2月4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轰动了美国。这是历史对这位亲手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门的老人的最好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邓小平在关键时刻推动了中美建交的同时，他同样以关键性的作用推动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这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奠定了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历史地位。

　　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到现在，30年过去了，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国内政局稳定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就没有政策的连续性，也就谈不上发展。无论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稳定都是压倒一切的。从中美两国来说，任何有损于中国政局稳定的举动，最终都会对中美关系带来损害。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是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实现现代化，走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离不开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必须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这点来说，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至关重要。当然，即使中美关系一时出现滑坡（如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为了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努力保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第三，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确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和最大的障碍。但是，在台湾问题以外，在更高的全球战略层次上，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地方，远远大于彼此间的分歧。这是一个需要特别冷静对待的、特殊的双边关系格局。而在国际关系上，中美关系又是举足轻重的。这就需要两国领导人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具有卓越的国际战略眼光，以足够的智慧和胆识，绕过重重暗礁险滩，而求得问题的解决。中美关系从上海公报到建交的艰难历程，就是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