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权与中美会谈

王国权接手后的第一次中美会谈，已经是第一二一次了。那天是1964年7月29日。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印度支那局势。当时的形势是，美国在老挝大力扶持右派势力控制了老挝，在越南也大肆扩大侵略战争。对于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对美国在印支地区造成的严重局势绝不能坐视不顾。王国权大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他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

当王国权走进梅希里维茨基宫大厅时，美方代表柯•约翰大使主动过来与他握手，双方在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引导下，各自在竖有本国国旗的谈判桌一侧坐下。中美双方参加会谈的各有4人，除首席谈判代表外，还有助手、翻译、记录等人。王国权的助手先后为林平和李连璧，翻译和记录有邱应觉、钱永年、叶维贤等人。

按照事先议定的程序，柯•约翰首先发言。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其主要内容是为美国的对外政策辩护，说美国东南亚政策的首要目标和愿望是探讨该地区实现和平的可能性，美国在印支打仗只是防御性的，并强调美中双方保持接触的重要性。但对中方在前一次会谈中提出的关于缓和中美关系，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声明草案只字未提。美方以印支问题为中心的发言，一方面表示要避免因误解而引发危险；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不会因害怕扩大战争而放弃在东南亚的“义务”。对柯•约翰的发言，王国权没有立即反驳，而是首先重申了中国政府关于要求美国政府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以及中国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贯立场；继而谴责了美国发动侵略印支的战争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并就美国军用飞机、军舰侵犯我领空、领海提出了第三〇〇次严重警告。

双方在第一轮发言后，开始了辩论。在激烈的辩论中，王国权大使斥问道：“大使先生，你说美国在东南亚的行为是为了尽某种义务。请问那是什么义务?又是谁赋予美国政府这种义务?”柯•约翰回答说：“我们的声明和照会所考虑的首要因素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安全和利益。对世界事务，我们美国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王国权大使立刻反驳道：“大使先生，难道美国把军舰和飞机派到我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众所周知，美国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万里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影响了美国的安全呢?恐怕台湾海峡的巨浪也拍不到美国的西海岸吧。倒是你们的飞机大炮开到了我国国境线和海岸线。感到不安全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受到威胁和利益损害的是中国而非美国!大使先生不觉得美国的手伸得过长，竟然伸过了半个地球。如果美国用另一只手臂再伸过大西洋，美国就要把地球抱到自己怀里了!美国把地球上的世界各国当成自己的私产和玩物，却妄称自己的所谓安全受到威胁，请问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可笑?!”柯•约翰无奈，只好讪讪地说：“我们美国不会因为北京政权的存在而放弃保卫东南亚各国的利益。”王国权大使立即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对美方无视中国的尊严，无视世界人民的意愿，使用“北京政权”一词提出抗议。经过这一据理力争，后来的几轮谈判，美方的态度有所收敛，不再使用这个词了。

这次会谈，双方都各自阐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僵持不下，相约下次再谈，第一二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宣告结束。

1964年8月初，美国制造了“北部湾”事件，美国以其驱逐舰在北部湾受到北越鱼雷艇袭击为借口，于8月5日派遣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东海岸义安、清化、鸿基等港口进行狂轰滥炸，把战火烧到了越南北方。8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约翰逊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袭击”，从而亮出了美国公开进攻越南的“宣言书”，开始了对北越的侵略战争。

第一二二次会谈实际上是第一二一次会谈的继续，只是美国对印支的侵略又前进了一步，其面目暴露得也更充分了。此次会谈集中辩论“北部湾”事件。王国权大使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揭露了美国肆意扩大侵越战争，醉翁之意不在酒，战火已烧到了中越边境，对此，中国政府绝不能坐视不管。美国代表反复辩解，但讲话的口气已不那么硬，也不再用威胁性的语言，只表示对情况不太了解，并两次表示，美国无意扩大事态。

此次会谈后，10月，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是赫鲁晓夫宣布下台。这两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高兴的，也有不高兴的。美国就很不高兴，苏联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中国有了核武器，就打破了美苏两国的核垄断。有些东南亚国家也有点儿担心，怕中国变成军事大国。但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都很高兴，因为中国有了原子弹，给他们撑了腰，壮了胆。对此，中国政府于10月16日适时地发表声明，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消除某些国家的疑虑，另一方面也是将美苏两个核大国一军。

10月19日，王国权奉命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10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约翰逊总统的有关电报交给美方代表。

1964年11月25日，中美举行第一二三次会谈。为配合中国政府10月16日声明，王国权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美方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柯•约翰在会谈中根本不敢表态，低着头，盯着中方文件，一遍又一遍地细细翻看，不时向身边的助手和翻译询问。最后，他被动地说了一句：“我将向我的政府转达王大使的文件，慎重地考虑贵方的建议。”可以看出，美方代表对中方的称呼，刻意使用“王大使文件”和“贵方”等字眼，而执意不用“贵国政府的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种正常称谓，但是中国代表团在第一二三次会谈中打了一场主动仗是有目共睹的。难怪助手们开玩笑说：“王大使吉人自有天助。”这“天”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直到l965年2月第一二四次会谈时，美方才做出反应，以核武器不能没有监督为理由，反对中国的提案。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中国的外交斗争成功地配合了中央的决策。

在第一二八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柯•约翰大使已经离任，接替他的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格罗诺斯基。在会谈中，格罗诺斯基说：“约翰逊总统对贵方建议很感兴趣，请贵方考验我国政府的和平诚意。我方希望建立美中双方更广泛的联系。例如，美国政府欢迎贵国官方通讯社记者到美国采访，沟通美中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他还建议促使美中两国的医生、科学家互访，交换植物和园艺标本等。很明显，美国开始向中国发动和平攻势。根据国内的指示精神，王国权大使表示，台湾问题未解决，其他问题免谈，这就回绝了格罗诺斯基的建议。但美方并未死心，仍多方位主动与中方接触。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等上层人士，都主张同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接触和更广泛的往来，甚至提出两国政府的外长也可以面对面地会谈。

1966年3月，中美双方举行了第一二九次会谈。根据美方前几次会谈的表现，王大使预感到会谈可能会出现某种进展。果然不出所料，会谈一开始，格罗诺斯基抢先发言，说：“我荣幸地通知大使先生，我国驻肯尼亚大使阿德伍先生在内罗毕会见了贵国驻肯尼亚大使王雨田先生，美国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格罗诺斯基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这是此前l28次谈判中从未出现过的用语，也是中美谈判以来，美方第一次使用这一特定词语。会谈结束后，美方翻译还特意对中方翻译钱永年说：“王大使阁下可曾注意到，今天我们大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词?”钱永年礼貌地回答：“谢谢翻译先生，我已准确无误地向王大使转达了贵方的友好表示。”这是美方对中国政治态度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中国政府与美长期斗争的结果。王国权大使迅速将这一新进展报告了中国政府。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美会谈也开始受到影响，并逐渐降温，美方的态度也随之后退。尽管周总理一再指示，中美会谈不能停，但造反派就是不听招呼，硬是于l967年3月王国权刚刚同美方进行了第一三三次会谈后，便把他揪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中美大使级会谈不得不中止。

世界外交史上最长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