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如美国）与东方（尤其是中国）之间的经济平衡近年来已经开始剧烈的改变，世界体系已经开始进行重组。总体来说，这本书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属性与影响做出深入分析的著作，涉及资本主义和当代国际关系的演变。

　　阿里吉认为所谓的毁灭性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西方模式的积累，这种方式几乎毁灭了这个星球。它开始于工业革命，商品盲目崇拜、膨胀与崩溃循环、帝国的领土扩张与剥削、自然环境的毁坏、奴隶制度和契约奴役、帝国主义与环境退化、扩张战争与军备竞赛……所有这些都是毁灭性资本主义的属性。

　　但是在东方，尤其是东亚，另一种更长久的发展模式已经存在。阿里吉称之为中国的“工业革命”，它基于社会和谐与平衡的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在这个系统里，积累不涉及掠夺。中国经济体系与西方的经济体系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的体系可以被描述为中央控制的市场经济，它不是基于个人的而是基于社会的。它认为社会和谐是稳定的先决条件。它不赞成私有剥削和过度扩张。与西方体系最大的不同是，它不受资本利益的驱使。另外，中国工业也总是重人力而轻能源。西方工业改革是一种掠夺似的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费，导致全球变暖，油价飙升。相比来说，中国工业体系重点在于雇佣尽可能多的人。当然，作者也指出，西方体系引领了许多有价值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对于中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中也提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它呈现出的世界新的超级力量的潜力都是由于其结构的因素（内部）和偶然因素（外部）造成的。阿里吉认为，伊拉克战争严重危害了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得中国成为战争的真正赢家。除了这些外部的偶发的因素，中国的斯密理论派的成长伴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长支持下的精明的外交政策，将它推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这不只对中国自身造成冲击性的影响，而且对政治世界的转变提供了机会。中国可能领导世界走向一个“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文明联邦”的道路。由于中国拥有广阔的领土但却有限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不能以之前美国和其他全球主要力量那样的方式来追求统治和建立存在标准。

　　在本书的论述中，阿里吉令人赞赏地提供了详细和精确的细节，但仍有一些观点值得探讨。阿里吉没有明确回答两个批评问题：特殊的市场化改革会导致资产阶级形成吗？如果存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住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领导权了吗？这两个问题在阿里吉的论点中都没有明确的回答。也许中国的环境太复杂而不适合简单的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来划分。而且，阿里吉对中国的分析方面展示了一系列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中国的增长是没有剥削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大篇幅描述中国正在上升的社会中存在的反对不公平或剥削的局面。商业与某些部门的过度投资产生的破坏性竞争被解读为是政府促进内部资本竞争和尝试将驱动利润率降至零的积极结果。尽管中国政府在外资引进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谈判，阿里吉却弱化了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如果阿里吉能对这些复杂的批评性问题进行更清晰的阐明就更好了。

　　《亚当·斯密在北京》，（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