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万斯在北京的“倒退”

　　对邓小平来说，与美发展关系是重中之重。所以，当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以排除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障碍时，邓小平抱有很高的期望。1977年8月22日，邓小平刚刚正式接手外交事务三天后就接见了万斯，两天后又和万斯举行了长时间会谈。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虽然邓小平希望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但每次提到台湾问题，他总是很清楚地亮出自己的底线，那就是美国必须和台湾“断交”、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收复台湾一直是结束中国百年耻辱、完成统一大业的标志。1977年，邓小平已经很清楚，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强大，蒋介石“反攻大陆”只是一种空喊，但台湾国民党仍然在安全上对北京构成威胁。

　　万斯曾是一位广受尊敬、彬彬有礼的律师，1977年1月刚担任国务卿时开始就关注美中关系正常化有关问题。同年7月，卡特宣布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要完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作为抗衡苏联的一个筹码，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希望美国尽快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万斯更关心的则是美苏在缓和方面的合作，所以担心美中两国走得太近会让苏联不悦。

　　在万斯启程访华之前，卡特和他谈到了自己的担心：如果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子迈得太快，就会在国会引起混乱，从而失去国会对于美国放弃对巴拿马运河政治控制权这一决定的支持。万斯同意卡特的看法，认为最好把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延迟到巴拿马运河问题解决之后。8月23日，万斯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向他表示，美国希望两国关系朝正常化方向推进，但美国要在台湾保留一些官方人员，并宣布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一表示实际上是要探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性，同时也是一种拖延之举，意在把可能达成的协议拖延至国会解决巴拿马问题之后。不过，万斯对中国拒绝他的建议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第二天上午，黄华做出了强硬反应，表示万斯的立场会拖延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他甚至提到了“解放台湾”[⑨]，暗示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好了。

　　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会见万斯。邓小平对万斯说，他们上一回见面是1975年，是他第二次被打倒之前。他补充说，他是唯一一个“两落两起”的人。[⑩]万斯后来承认，在与邓小平会面时，邓小平一直表现出“中国人式的客气”，但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坚定，并批评了美国的立场。

　　邓小平表明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关于苏联问题，一是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说，从更广泛的全球角度来说，美国关于苏联问题的第10号备忘录是一种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让苏联控制西德的1/3，实际上是让他们控制了巴尔干，从而对南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1]

　　邓小平对万斯说，美国关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是从打破冷战后两国关系僵局的《上海公报》退步了。邓小平的想法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与台湾可以有贸易和人员往来，可以仿照日本模式派遣非政府代表，但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官方代表。邓小平说，美国占领台湾，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阻碍了中国的统一。他进而指出，美国要求中国不以武力解放台湾，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万斯则表示对台湾的安全感到忧虑，邓小平告诉他，中国比美国更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耐心，不过，美国应该意识到，在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国不会无限期拖延下去。[12]

　　邓小平让助手给万斯读了一段谈话备忘录，基辛格曾在备忘录中说，两国关系正常化将尊重中国的立场。他还提到1975年12月与福特总统的会谈，当时福特表明，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他能更好地按照日本模式实现美中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万斯的建议实际上是设立一个“没有国旗的大使馆”。[13]他补充说，如果美国还想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中国可以等待。

　　8月28日，万斯回到美国之后，随行官员试图给美国公众留下此行结果有利于美国的印象。当时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萨缪尔·亨廷顿在新闻通气会上说，万斯此行获得了成功。结果美国记者约翰·沃勒克错误地写道，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软化。尽管万斯尽了很大努力，但仍无法阻止这篇不准确报道的发表。[14]

　　万斯访华之后，邓小平清楚地表明，如果不能坚持原则，不能坚持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中国可以无限期等下去。与此同时，他不断向来访者批评万斯的倒退。9月6日，邓小平接见由美联社总裁基思·富勒率领的美国新闻代表团，该团成员包括《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舒尔茨伯格和《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邓小平谈的问题很广泛，他谈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错误。他还谈到了中国需要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强调说，中国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必须按劳付酬。但他主要谈的还是台湾问题，态度非常坚决。[15]他说，他清楚万斯是美国新政府第一位访问中国的高官，但万斯关于台湾问题的建议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接受。他强调说，要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必须坚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必须废除与国民党签署的军事条约，必须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必须从台湾撤出军队。中国会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干涉。[16]

　　9月27日，邓小平会见了乔治·H.W.布什。邓小平对布什重申了自己的看法：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邓小平说，这一进程可以加快，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17]《人民日报》在其权威社论中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领导人忘记了慕尼黑事件的教训。”[18]

　　邓小平派外长黄华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德·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曾任美国劳工领袖，7月26日刚到北京赴任。邓小平让黄华再次传达他的意见，即对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拖延感到失望。[19]之后，中国邀请赞成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访问北京。1978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肯尼迪。邓小平说，他希望尽快签署协议。中美建交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来决定。肯尼迪返回华盛顿后，公开表示支持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1978年1月底，伍德科克第一次回到美国时，也开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停滞不前失去耐心。[20] 2月1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对华政策建立在“明显荒谬”的基础之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但事实上它现在只能代表小小的台湾岛。发表上述讲话后不久，卡特私下会见伍德科克，告诉他自己也同意伍德科克的看法。[21]尽管卡特也希望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但他担心当时此事会影响美国与苏联之间正在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

　　而万斯则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与苏联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合作。他对过快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存有疑虑，担心会影响美国与苏联的谈判。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一直在和越南官员进行谈判，希望尽快恢复美越关系。但鉴于中越之间关系恶化，美国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卡特最后结束了这一争论，他说，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1978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由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率领的美国代表团。杰克逊对苏联持强硬路线，这一点和邓小平看法一致。邓小平一直批评美国对苏联的绥靖政策，批评美国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停滞不前。5月，邓小平发现，白宫有一位官员和杰克逊一样，与自己观点一致，这位官员就是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