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范式：大国平衡和地球文明的变迁发展或者霸权世界抑或民主世界

　　以一种新的视角将当前的争论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由此重新定位印中关系的含义，也许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近些年，由于布什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大行其道，新现实主义方式曾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被提出。它以势力均衡为基本观点，相应地塑造了美国的世界政策。无论布什的追随者们如何断言，这种观点在当今世界的现实中并未获得成功。新的国际形势有十分清晰的特征，即民主意识席卷全球。如今，世界上每个群体、每个地区都坚持其拥有尊严与自治的权利。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各个群体的文化诉求，他们要求获得尊重，对以往300年间那种认为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文明的殖民主义观点嗤之以鼻。世界各地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这一点在中印两个著名的文明古国中深为世人所共认。人们逐渐认识到，印度的部落民族和种姓社会中贱民的后裔，与种姓上层的婆罗门一样文明开化，但却蒙受了许多不公正的和卑劣的境遇。欧洲视非洲为“黑暗大陆”的观点如今也被看作是殖民主义思想的一部分。

　　通过关注一个地区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文明实践，它的延续以及规模的变化，我们对世界历史进程有了不同的新观点。新现实主义将国力视作基本前提，国力主要是指军事力量，再加上软实力等一些赋予其合法性的额外元素；而新观点则将国民资源视作基本前提，既包括物质和文化方面，也包括经济和政治领域。新现实主义者将印度和中国称为对手、敌人或是同盟者。新观点则纵贯古今通盘思考。

　　上述两种观点对喜马拉雅山的论述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喜马拉雅敌对论者认为：印度是民主体制，中国是专制体制，1962年两国间发生了战争冲突，如今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印度滞后的经济也逐渐提速发展，中国就像是一只咄咄逼人的喷火巨龙——尽管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繁荣吉祥的象征，而印度则像是一头缓慢前行的大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种比较：即印度和中国是喜马拉雅双生子，源自喜马拉雅生态体系的恒河和印度河流入了印度次大陆，而长江和黄河则哺育了中国大陆。数百万年前地壳发生了一次巨大震动，非洲大陆断裂，印度次大陆形成。之后，次大陆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不断挤压着中国大陆。因此，这两个巨大的区域注定彼此相依共存，患难与共。

　　再如，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新现实主义政策的制定者们试图同印度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以遏制中国。他们提议由美国的三大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印度共同建立民主国家四边安全体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台后就将此建议弃置一边。美国的冒犯之举遭到了中国的公开质询。2008年，美国与印度签署民用核协议，为印度从核供应国得到先进核技术铺平了道路。这同样被认为是美国为牵制中国力量的崛起而构建与印度之间特殊关系的一个举措。类似的事情是否必要则可能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中国人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框架，尽管有报道称在日内瓦审议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保留意见。

　　虽然统治的方式各异，程度也不相同，但新现实主义驱使各国只能朝着这个目标迈进。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国家统治世界不同的地方是殖民地时代的法则；冷战则赋予了新的含义，统治是就势力影响的范围而言的，并依据意识形态的主张使之合法化。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操控的单极局面使世界看起来似乎需要由一个超级大国来维持稳定和秩序。事实上，反对力量和统治力量本身一样强大。不只是在殖民地而是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开创了历史的新阶段，自决成为世界人民和世界各地的首要价值准则。对冷战的挑战，来自不结盟运动，还来自第三世界的整体运动。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反对单极统治，尤其是反对霸权、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其性质也将为世人更充分地理解。意识形态的统治在全球都遭到了抨击。

　　印度和中国的认识最为深刻。印度的自由斗争和中国革命都已然明确了自决和民主改革的价值观。现今是走西方工业革命的道路还是探索与本国珍视的价值观相一致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在中印两国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论。从反对造成大规模迁移的大型项目的建设，到部落民族争取森林权益和捍卫尊严，这些争论反映在印度的许多社会运动中。在中国也许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明显存在有对当前经济快速增长策略的质疑。正因为如此，以胡锦涛为首的领导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所谓协调发展，既保障社会公平，又实现环境的可持续，目的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2008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共同签署了《中印关于21世纪的共同展望》。这个文件清晰地阐明了中印两国联合提出的全球愿景。两国宣称将致力于推动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使之更为公平、公正。早在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就与邓小平共同提出了这一愿景。至于是推动世界从两极和单极向多极化转变，还是实现世界秩序的更大民主化，仍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回想一下1954年提出的“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么这一愿景应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世界秩序。

　　因此，是时候对当代历史进程的性质提出根本问题了。如今，除了全球霸权，地区霸权也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例如，在南亚，不仅是巴基斯坦，甚至连尼泊尔、孟加拉国这样的小国，都不愿受到印度的任何形式的控制。过去的几十年间，它们或者倚靠美国或者倚靠中国来制衡地区局势。现在，印度的决策者们极其小心地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触犯邻邦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举措。在尼泊尔革命中，印度政府认可其本土政治进程，从而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这也许是由于印度政府迫于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而美国政府则公开指责中国共产党，并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列入恐怖主义名单。如今，尼共与其他政党分享权力，领导了尼泊尔的和平民主转型。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甚嚣尘上，至今才有所减弱。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后，无论国家大小，显然没有一个国家还会接受来自中国或是日本的任何形式的控制。东盟已经认识到它受益于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所以也不再愿意在美国庇护下充当反华的舞台。自2006年东亚峰会后，这一点更显而易见了。

　　印度和中国将成为世界的民主力量，既起因于它们所面对的地区和世界的各种挑战，也源自其国内的种种争论和运动，这些争论和运动反映了两国解放斗争和千年文明所传承的经久不灭的遗产。

　　（张勉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