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是南亚内陆国家，其北部边界与中国西藏地区接壤，两国陆地边界线全长1400余公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中尼边界问题。1960年3月，中尼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以下简称《中尼边界协定》），1961年10月，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以下简称《中尼边界条约》），196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关于两国边界议定书》（以下简称《中尼边界议定书》）的签订标志着中尼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与中缅边界、中苏（俄）边界、中印边界等问题的研究相比，学界对中尼边界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1960年发生在中尼边界的“科里山口事件”，很少有学者撰文详细论述。本文以外交部有关档案为主要支撑，初步探讨了“科里山口事件”与中尼边界谈判的关系，梳理了影响此事件的因素，初步总结了“科里山口事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以期丰富与深化对中尼边界问题的研究。

　　一、“科里山口事件”对中尼边界谈判进程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对于中尼两国边界地区的和平友好极为重视。1957年1月，周恩来首次访问尼泊尔时就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1］此后，中尼边界一直处于和平友好状态。1960年3月21日，中尼两国签订了《中尼边界协定》，其中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同意，两国的全部边界以现有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通过友好协商科学地画出和正式地标定”，［2］即约定在两国正式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双方应维持现有的传统习惯线。

　　1959年3月，西藏地区发生叛乱，数万藏民进入尼泊尔境内，其中还有部分叛匪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方地区进行骚扰，不但影响了当地的治安，而且也妨碍了中尼两国执行《中尼边界协定》。为了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及维护中尼友好关系，中国方面决定派部队进剿。1960年6月26日，中国政府通过驻印度兼驻尼泊尔大使潘自力和西藏外事处，分别向尼泊尔驻印度兼驻中国大使拉纳中将和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巴斯尼亚特发出通知，说明“在进剿过程中，我军将严格限制在我国境内行动，决不越出国境，如叛匪窜入尼境，我方也不越界追击。进剿结束后，我进剿部队将立即撤离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在此地区内，我方将严守中尼边界协定的规定，既不驻军，也不派武装人员进行巡逻”，［3］希望能得到尼方的理解与支持。6月28日，尼泊尔政府宣布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上述通知。但由于边境剿匪情况复杂，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6月28日16时45分，在靠近中尼边界的中方地区进剿西藏叛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现在科里山口以北约一公里处有一队人马向中国军队前进。中国部队误认为他们是西藏叛匪，因而开枪射击，打死1人，俘10人（其中一人受伤）。事后发现他们不是西藏叛匪，而是尼泊尔平民。”［4］这一事件发生在科里山口以北，故称之为“科里山口事件”6月30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消息深感意外，并且极为关注。中国政府已经立即指示有关方面查明事实真相。”［3］同日，中国政府立即命潘自力和西藏外事处将此声明口头通知尼泊尔驻印大使和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

　　在收到此次事件的报告后，周恩来第一时间致函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说明事件的经过，并向尼泊尔表示歉意：“中国政府对此深感遗憾，并向尼泊尔政府表示歉意，对不幸的死者表示悼惜”。［5］同时向尼方保证：“为了避免在中尼边境再次引起误会，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部队不在边界本侧十公里的地区进剿西藏叛匪。一俟剿匪任务结束，中国部队将立即撤离边界本侧二十公里的地区”，［4］并再次强调“相信中尼两国的深厚友谊决不会受到这次意外事件的影响”，“中国将像过去一样，继续为维护和发展中尼两国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而不断努力”。［5］之后，周恩来曾多次复信给柯伊拉腊，就其提出的强硬抗议、出事地点以及双方存在的各种误会一一耐心做出解释并说明缘由，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受尼方关于赔偿的要求，对中国政府没有留给尼泊尔政府充足的时间安排剿匪事件表示道歉，强调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协定》是尊重的，对中尼友好关系是重视的。

　　中方的诚恳态度和及时正确的处理方法，使尼泊尔看到了中国维护和平友好的诚意。同时，周恩来针对“科里山口事件”的多次复信在尼泊尔国内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力地打击了反华分子。如“尼中间派报纸已较多地谴责右派甚至开始揭露印度利用边境事件挑拨中尼关系问题”。［6］就“科里山口事件”，柯伊拉腊曾六次写信给周恩来，其中四封信态度强硬，三次“代表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的多次复信使柯伊拉腊的态度有所转变，在向《印度斯坦时报》记者谈及此次事件时，柯伊拉腊表示：虽尼泊尔不能大意，但当前并无来自中国的危险，他也不相信边境会发生严重的麻烦，中国并没有使他们怀疑中国的意图。和平友好相处，对中尼都有利，没有理由要对尼对华政策作重新估价。［6］当然，尼泊尔政界也有对周恩来复信不满者，他们极力诋毁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据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托社和德里的报纸记者报道，“加德满都的‘政界’和‘观察家’认为总理此信主要地是为了宣传目的，给人一种中国处理此事合情合理的印象”，［6］同时，他们还利用中尼在“科里山口事件”上的分歧继续挑拨两国关系，但周恩来的复信毕竟赢得了尼泊尔大多数政党与民众的信任，不仅使此次边境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同时也加快了中尼边界谈判的步伐。

　　《中尼边界协定》规定：“为了确定边界线的具体位置，并且使两国边界能够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缔约双方决定成立由双方同等人数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并且责成该委员会根据本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商谈解决有关中尼边界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勘察边界、树立界桩、起草中尼边界条约等工作。联合委员会将在中尼两国的首都或者中尼两国的其他地点举行会议。”［2］（p4）“科里山口事件”使中尼两国都认识到：一条明晰、和平的边界对于双方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在此之前，1960年5月，尼方就已指定巴哈杜尔·卡特里少将为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方代表团团长，中方也指定张世杰为新任驻尼泊尔大使及代表团团长，并向尼方提交了代表团名单。“科里山口事件”后，尼方对此作出了回应，认同了中方代表团名单，并对周恩来7月12日信中的建议表示同意建议尽早开始边界谈判。7月25日，柯伊拉腊在给周恩来的信中除了说明“科里山口事件”已经成为过去，呼吁两国永远应该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共同努力外，还表示：“希望委员会很快就能够沿着习惯线传统边界正式划出和科学地标定我们两国之间的边界。”［7］周恩来在给柯伊拉腊的复信中对尼方在“科里山口事件”上的友好立场表示欣赏，同时告知尼方“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中国方面首席代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日内即将起程前往加德满都”，并表示，“在双方友好合作下，在8月第一周开始的联合委员会的工作将顺利进行，两国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亦将得到完满执行”。［7］

　　1960年8月11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至1961年10月，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共举行了四次会议，这四次会议均达到了预期成果，尤其是第二次会议取得了重大突破，“除珠穆朗玛峰的归属问题尚待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商讨外，双方对47个点和全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边界走向已取得一致认识，所余部分待今夏实地调查勘察后，估计也不难解决”。［8］第四次会议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尼边界条约（草案）》进行了最后讨论和认定，并进行了草签。1961年10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尼泊尔沙阿王朝第十任国王马亨德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尼边界条约》上签字，条约即时生效。该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中尼边界条约的签订，使这个两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获得了永久的全面的解决”，“中尼边界问题的迅速而顺利的解决，为国与国之间用和平协商办法解决彼此间存在的问题，树立了又一个良好的范例。”［9］

　　二、影响中尼边境“科里山口事件”的因素分析

　　“科里山口事件”是“是由于中国部队的下级人员不慎所造成的”［5］不幸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国方面即发去电报表示关切，在查明事件的真相后，又及时道歉并采取了主动承担责任和赔偿损失的正确处理方法，使事件得以妥善解决，成为中国成功解决边界事件与处理边界危机的案例之一。但由于中尼未正式划定边界，加之边界情况的复杂性，尼泊尔国内外反华势力趁机挑拨中尼关系，以期影响尼泊尔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

　　（一）尼泊尔国内的因素

　　“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前，尼泊尔国会中的右派就有人提出反对中国的意见，“并主张联合东南亚国家反华。他们企图借机发动一次反华浪潮”。［10］6月28日，柯伊拉腊之兄在尼泊尔上院以“‘中国人侵犯尼北部边境’为理由提出学生强制军训的提案”。［6］“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后，尼泊尔大会党内外的右派和廓尔喀党领导人夏姆谢尔则“同印度反动派互相呼应”，“要求废除中尼边界协定，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与东南亚国家联合反华”，［6］认为“科里山口事件”是中国对尼泊尔的“侵略”。尼泊尔大会党总书记夏尔马离莫还发表声明，“诬我‘破坏国际准则，全然破坏中尼边界问题协定和中尼和平友好条约’，叫嚷‘如中国把尼爱好和平误认为是软弱，每一尼泊尔人将战至最后一滴血以对付中国的挑战’，并借机打击尼进步力量说‘有人准备直接或间接欢迎中国行动，必须警惕这些反民族分子’”。［6］

　　在尼泊尔国内反对派以及印美等外国势力的干预与影响下，柯伊拉腊在处理“科里山口事件”上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为了维护尼泊尔统治集团的利益，柯伊拉腊不愿意放弃和平中立政策，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对中国表现出比较友好的一面。如事件发生后，柯伊拉腊“在一招待会上同有些人谈话中希望保持镇静，不要急切夸大任何事情”。［6］另一方面，柯伊拉腊为了控制国内各党派、打击尼共，讨好印度，也“诬我违反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同。，威胁世界和平”，使中尼两国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也使外国的反动势力插入其中，趁机掀起反华高潮。

　　（二）印度的因素

　　历史上，尼泊尔与印度有特殊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继承了英国在尼泊尔的各种特权，并通过一系列条约控制了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印度也完全将尼泊尔纳入自己的安全体系，尼赫鲁曾说，尼泊尔是印度北部国防的屏障。［11］印度插手“科里山口事件”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印度对尼泊尔有扩张野心与控制欲，中尼友好关系会影响印度进一步控制尼泊尔，因此，印度方面不断制造与利用各种机会破坏与挑拨中尼关系；第二，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因西藏叛乱与边界问题开始恶化，1960年中国军队在中尼边界靠近中方地区进行剿匪的行动，使印度正好将西藏叛乱与中、印、尼边界问题结合起来大做文章，寻找中国“违反”五项原则、“侵略成性”的证据。尼赫鲁曾直言不讳地说：“由于我们边界那边，坦率地说特别是由于中国和西藏局势的发展，我们对尼泊尔国内状况的兴趣变得更加敏锐和关切。”［11］6月28日，“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后，印度国内发动各大报刊大肆渲染，破坏中尼友好关系。当日，印度“各大报均刊载消息，有三家还用头版头条，报道中突出‘中国承认西藏叛乱’‘中国承认破坏中尼协定’‘中国进入非军事区事先未取得尼方同意’等”。［6］印度还把西藏叛乱与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官员会晤联系起来，以此影响尼泊尔在中尼边界谈判上的态度。7月2日，《印度时报》发表社论：“中尼边境事件证明中国为了对付西藏局势，可以毫不受条约、协定的约束，由此可见谈判也是没有用的。”［6］此外，在“科里山口事件”后，印度重提1950年尼印之间“共同防御”的义务，印度国内有些人甚至提出印度要向尼泊尔提供军事援助，在此情况下，“印度内阁30日开会，讨论印度如何履行对尼泊尔等几个喜马拉雅山区小国的所谓条约义务问题”。［6］可见，印度不仅通过舆论歪曲报道“科里山口事件”，而且还以各种行动干涉中尼边境事件的善后，以此挑拨中尼关系。

　　（三）美国的因素

　　对于“科里山口事件”，美国的影响因素至少有以下两点：第一，柯伊拉腊是亲美的，他的亲美活动直接导致对边境事件的态度带有美国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柯伊拉腊及尼泊尔政府对中国友好的态度不坚定。边境事件发生后，尼泊尔前首相阿查利雅曾向张世杰强调：“现大会党政府对中国友好是暂时的，因亲美是它的基础。”［12］因此，柯伊拉腊在处理“科里山口事件”中表现出矛盾的态度。另一方面，柯伊拉腊的亲美直接影响美国对待尼泊尔国王与执政的大会党的态度，并趁机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借机影响尼泊尔的中立政策。1960年7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美，除同美国签订一项投资协定外并未有任何实际收获。据尼泊尔留美学生返尼后透露：“尼国王对访美时受到冷遇极感不满。美官方到机场迎接者只有26人”，同时，尼泊尔国王“回国后在群众欢迎会上对美国之行也只字不提”。［13］此外，在马亨德拉访美后不久，美国就邀请柯伊拉腊访美，“显系有意抬高柯的地位，利用他与国王间的矛盾企图进一步影响尼的中立政策”。［13］第二，美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援助伴随着政治渗透。1947年，尼泊尔就与美国签订条约并建立了外交关系。1951年，为了有效实施“第四点计划”（也称“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与尼泊尔签订了长期经济发展合作协定。“根据美援外事务署公报，尼泊尔在1951~1952年至1953~1954年下半年以后美援就迅速增加”。［11］通过美援，美国逐步向尼泊尔进行政治渗透，“在尼大力宣传所谓美国生活方式和培植亲美力量，继续拉拢和收买尼文武官员及地方封建势力”。［11］同时，“美国特务以医生、技术人员和学者等身份为掩护深入到尼泊尔的穷乡僻壤地区活动，其重点在中尼边境和尼南部的平原地区”。［11］美国在尼泊尔进行政治渗透的目的便是通过培植亲美势力排斥其他势力在尼泊尔的影响。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及“科里山口事件”的发生，美国又借机“利用中印之间的矛盾挑拨中尼关系”，“筹划组织一‘防御阵线’并把政治渗入到印度国内，利用印度国内的几种不同力量挑拨中尼关系”。［12］此外，美联社还发表社论说周恩来对柯伊拉腊的复信“口气和解”，表明中国“在‘竭尽全力保持’在尼泊尔的‘好感和威信’”，同时“就事件发生地点进行挑拨。说我把边境事件责任推到尼身上，宣传尼对我将‘更加警惕和猜疑’”。［6］美国通讯社还就柯伊拉腊接见印、英、美大使挑拨说，“尼政府确信，联合国将‘保卫’尼泊尔抵抗中国‘侵略’”。［6］可见，美国甚至不惜借用联合国来压制中国，借此将尼泊尔纳入自己的保护势力之下。

　　（四）英国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英国势力从南亚次大陆撤退，但其并没有死心，而是大力培植印度、尼泊尔等国的亲英反共势力，继续干涉中国西藏问题及中印、中尼边界问题以维持其在南亚次大陆的影响。“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后，英国想借此机会挑起中尼与中印边界的纠纷与摩擦，在三国之间制造事端，增强其在南亚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与美印两国的态度略有不同，英国对此次事件持两面态度：一方面，对中国处理事件的态度与速度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也抱有反华的动机与目的。英国“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我国此次声明发表得如此迅速，确实起了堵塞西方反动宣传钻空子机会的作用，另一方面仍企图进一步挑拨中尼关系和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特别是和印度的关系”。［6］当然，挑拨中、印、尼三国的关系，加强其在南亚的影响力是英国的主要目的。为此，英国媒体大肆渲染此次事件，6月29日，英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消息，其内容“夸张渲染，耸人听闻。同时又配合转载了印度时报造谣西藏境内20万武装牧民正自东北部向西部‘迁移’和我国军队大批集结在中印、中锡和中不边境的消息”。［6］由此可以看出，英国想借此次事件竭力配合印度宣传中国“侵略成性”、“扩张狂热”，以达到在英国煽动反华情绪的目的。

　　在尼泊尔内部反对派的煽动、渲染以及外国势力的介入下，解决“科里山口事件”已经超出了中尼两国的范围，具有国际战略的意义。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尼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此次事件很快就得到妥善解决。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这次不幸的事件，由于双方采取了友好和谅解的态度，已经得到迅速的和妥善的处理，而那些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企图破坏中尼两国友谊的人们，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阴险的目的。”［14］

　　三、“科里山口事件”妥善解决的历史经验

　　首先，两国要本着相互信任和理解的态度，从维护国家间长远友好的角度出发，解决一切边界问题与争端。中尼两国边界线长，情况复杂，此外还有外国势力的干涉，但两国长期关系友好，只要本着相互理解与信任的态度，从维护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边界摩擦是可以解决的。对于“科里山口事件”，中尼虽就事件发生地点有一些争执，但双方仍然采取了互谅、互信的态度。从事件发生始，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声明：“中国政府相信，这次中尼边境上发生的意外事件，在查明事件真相后，定会根据事实，本着两国友好的精神，妥善地加以解决。”［3］周恩来在给柯伊拉腊的复信中也多次强调，相信中尼两国的深厚友谊决不会受到此次意外事件的影响，希望中尼两国继续为维护和发展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断努力。中国方面的不懈努力换来了尼方的理解，马亨德拉在接见潘自力时指出：“这件不幸的事件对中尼双方来说都是不幸的，中尼一直是友好的，地理把两国连在一起，发生一些事件也是自然的，只要是人，就总会发生误会之事”，他“相信今后一定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件”。马亨德拉两次重复说中尼一直友好，还应该继续友好下去。［15］

　　其次，采取正确的方针区别对待尼泊尔国内反对派与尼泊尔人民。“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国选择了正确区分尼泊尔人民与各种反对势力的方针，面对尼泊尔人民，以两国友谊为重，争取尼泊尔人民的支持与同情；针对柯伊拉腊的两面性，采取了既驳斥其借口同时又留有余地的做法，这样就争取了尼泊尔人民与相当一部分舆论的支持。当张世杰感谢柯伊拉腊对事件采取的友好态度时，柯伊拉腊强调：“大使阁下你会发现尼泊尔人民对中国是友好的。”［16］不久，在加德满都举行了中尼边界谈判，《尼泊尔新闻》发表社论：“尽管有一些怀有恶意的人试图破坏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友谊，但是尼泊尔人民热望加强同中国的传统友好关系。”［17］

　　再次，迅速处理危机与采取总览全局的战略方针。“科里山口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发出电报，表示对此事件的关注，在查明是因中国方面的失误造成此次不幸事件后，主动道歉并承担责任，周恩来先后六次就此事致函柯伊拉腊（包括针对柯伊拉腊的三次复信），反应迅速，做法得当，“使一切反动派无隙可乘，而我更加主动”。［6］同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把“科里山口事件”当做一个孤立的外交事件来看待，而是将它与中国外交和国际斗争的战略全局结合起来，并据此确定了方针与政策。面对尼泊尔国内反对派的叫嚣、外国势力的干涉及媒体的歪曲报道，中国的态度始终冷静客观。为此，中方提醒尼泊尔要从两国人民长远友好的角度出发解决此次中尼边境事件，同时，中国在第一时间公布了周恩来与柯伊拉腊之间的通信，以此揭露外国反对势力的阴谋。中国政府迅速处理危机以及采取总览全局的战略方针，使“科里山口事件”不但没有酿成大的冲突，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反而在中尼两国的努力下得到了妥善解决，两国的友好关系一如既往。正如巴斯尼亚特指出的：“中尼边界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两国关系更加友好了”。［6］

　　［参引文献］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尼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3］《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中尼边境事件消息发表声明》，《人民日报》1960年7月1日。

　　［4］《6月29日尼泊尔首相来信提出强硬抗议、周恩来总理6月30日和7月2日向尼方道歉和有关交还尸体、俘虏等问题的复信》，外交部档案馆：105-00730-04（1）。

　　［5］《就中尼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周总理致函尼泊尔首相说明经过》，《人民日报》1960年7月3日。

　　［6］《中国与尼泊尔边界科里山口事件》，外交部档案馆：105-00728-07（1）。

　　［7］《7月25日尼泊尔首相建议开始边界谈判的来信和7月28日周总理的复信》，外交部档案馆：105-00730-08（1）。

　　［8］《中国—尼泊尔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方代表团访华：中尼边界联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通报（1961年2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204-01229-01。

　　［9］《欢呼中尼和平友好边界的诞生》，《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3日。

　　［10］《7月7日尼泊尔首相要我赔偿和第二次强硬抗议的二封来信、7月12日周总理关于同意赔偿和说明出事地点在我境内的复信》，外交部档案馆：105-00730-06（1）。

　　［11］《尼泊尔的基本情况和动向》，外交部档案馆：102-00055-06（1）。

　　［12］《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同尼泊尔前首相阿查利雅等人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5-00731-04（1）。

　　［13］《尼泊尔同苏联、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关系》，外交部档案馆：105-01003-04（1）。

　　［14］《周总理写信给柯伊拉腊首相》，《人民日报》1960年7月21日。

　　［15］《尼泊尔国王接见潘自力大使谈话情况》，外交部档案馆：105-00730-11（1）。

　　［16］《驻尼泊尔大使张世杰就任、拜会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05-00727-01（1）。

　　［17］《尼泊尔报纸欢迎中尼边界问题会议中尼两国一贯和睦相处边界问题必能合理解决》，《人民日报》196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