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同盟从破裂走向公开对抗，由于民主德国在冷战中地位的特殊性，尤其是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复杂矛盾，中国对民主德国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对民主德国而言，中国这一根据苏东阵营各国和苏联关系的紧密度，对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是为了加深民主德国与苏联的矛盾，最终达到削弱苏联势力的作用。而为了获取现实外交和经贸利益，民主德国在保持同中国合作关系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抗。①由于对联邦德国实行在国际上围困民主德国的政策非常不利，“区别对待政策”事实上与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产生了矛盾，恶化了中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JP+2〗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格哈德·施罗德曾公开指责中国的德国政策，认为“（中国）利用西德重新统一政策的困难，来煽动一些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反对西德，在考虑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必须回复到现实主义”。［1］这种特殊关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初期，“文革”的爆发使中国外交政策逐渐模糊了曾多次强调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别，原先对东欧和苏联的“区别对待政策”也受到重创。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矛盾。

　　美国威尔逊中心高级研究员舍费尔曾对这一时期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有过论述，但对民主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渠道及其对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影响缺乏探讨［2］。因此也难以解释为何中国对两德的态度会在1972年初发生巨大转变等重要问题。本文在利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下简称统社党）、外交部及国安部门档案的基础上，结合联邦德国、苏联、中国、华约已解密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一

　　阻止联邦德国同中国的接近，是民主德国为了追求在冷战对抗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是同联邦德国竞争的需要。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比尔巴赫在1968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和中国的经贸往来给民主德国带来了很多好处，符合国家利益，尤其是“在西德同中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3］1968年秋季广交会上，联邦德国代表团的人数位列第二位。“西德商人对广交会上的成就非常满意，他们签署了大量的光学器材订单”，但让民主德国观察人员眼红的是，“广交会的产品目录只提供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厂商”，“个别特殊商品只在会议室展出，而东德人士却不被允许进入”。［4］民主德国认为，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中国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利用联邦德国反苏的态度，分化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并以此向民主德国和苏联施压。双方此时正式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东德需要竭尽全力去制止西德同中国任何可能的和解”。［5］

　　实际上，正如民主德国估计的那样，此时联邦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1968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联邦德国德通社记者巴格曼进行了谈话。联邦德国外交部虽要求巴格曼试探中国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是否或正在发生变化，但对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却不抱太大希望。［6］在与苏联发展关系之前，联邦德国并不希望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有利于民主德国同中国关系的重启。

　　1969年伊始，苏联隐瞒民主德国统社党和政府，由安德罗波夫挂帅同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首脑勃兰特及其心腹巴尔进行了一系列事关东西方缓和前程的“秘密渠道”会谈。［7］3月17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956~1990年间断续召开了23次，参加者是华约各国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发表了“布达佩斯宣言”，要求承认民主德国现有边境和民主德国的存在。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但处于一种特殊状态。［8］

　　为了团结苏联，民主德国开展了对中国和联邦德国的批判。1969年3月中下旬，《新德意志报》连续发表文章，将联邦德国同中国在中苏边境上的行动联系起来，认为社民党同北京保持着秘密关系。［9］此举既是为了提醒苏联不要发展同联邦德国和社民党的关系，也是出于反对联邦德国和中国接近的需要。民主德国外交部副部长费舍尔在5月给驻华大使馆的一份指示中指出，“今后在跟中方谈话时，应该询问有关‘波恩—北京轴心’的问题，并要求其公开反对西德的野心。”［10］

　　中苏武装冲突爆发后，3月8日，民主德国新任驻华大使赫茨菲尔德抵达北京，结束了1968年10月以来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空缺的局面。据统社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克森回忆，总书记乌布利希1969年曾指出，“要么同中共一起为世界和平及社会主义奋斗，这是最好的方式。要么就努力使双方的政策不相违背”，“重点在于找到共同点”。当时，这一讲话只在统社党内部进行了传达。［11］3月20日，赫茨菲尔德在递交国书与董必武谈话时，也强调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发展关系，还询问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何时有望重返柏林，但董必武并未做出回复。［12］

　　事实上，统社党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仍然存在很大矛盾：一方面，它力求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获得具体利益，并希望在德国问题上获得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却继续站在苏联一方，不想由于发展对华关系而激怒苏联。“中共的区别对待政策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使东德反对苏联”。因此，在和中国、苏联官员打交道时，“应该毫不迟疑地显示自己的政策”。［10］

　　二

　　1969年10月28日，勃兰特在就任联邦德国总理后的第一份政府声明中就指出不会考虑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它们的相互关系只能是一种特殊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启与苏联的谈判。［13］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政府内部也在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变。10月1日，联邦德国外交部政策参谋部部长巴尔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在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讲话，表达了同北京对话的诚意，并表明华盛顿在中苏冲突中的中立立场之后（罗杰斯的讲话分别是指1969年8月3日在台北以及8月8日在堪培拉的讲话。），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对国家利益不利，会被中国视作是对其的歧视，还会危害联邦德国同中国发展良好的外贸关系，一些亚洲国家也会在中国的压力下断绝和联邦德国的关系。而且，继续保持消极态度还使联邦德国不能利用中国削弱民主德国。因此，联邦德国需要立刻为在中国建立大使馆而努力，同中国接近与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不仅不相违背，还能增加苏联同联邦德国打交道的兴趣。［14］

　　此时，乌布利希不但推出了重新规划的“新西方政策”，从而再次与把联邦德国谈判置于两德谈判之前的苏共产生矛盾。另外，尽管1970年初苏方曾提醒其现在被中国视作头号敌人，因此民主德国“只能考虑缓慢地，一步一步地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15］但3月10日，民主德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施奈德温德在同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临时负责人谈话时，还是表示了争取全方位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16］

　　此时，中国对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持消极态度，猛烈批判联邦德国及其同苏联的关系，认为其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国家，加入北约后更是成为欧洲战争策源地。［17］1970年6月13日，联邦德国外交部官员鲁伊特同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站记者进行了谈话，认为中方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有误解，目前“西德准备实现同中国经贸关系的‘官方化’”。不过，新华社记者却并未对鲁伊特的讲话做任何回复。［18］联邦德国认为，“尽管中国现在和东德的关系非常差，但是中国人还是害怕受到苏联的指责，说他们为了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关系而牺牲东德。”［14］

　　1969年年底以后，随着民主德国调整对华政策，民主德国与苏联关系矛盾重重，中国重新启动对民主德国的“区别对待政策”。1970年3月10日，在与施奈德温德的谈话中，中方表示，双方应该争取全方位实现关系正常化，要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而对于双边关系中存在矛盾的地方，中方会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处理。［16］

　　1970年3月19日，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埃尔福特举行了会谈。中方在支持民主德国的基础上，告诫其对联邦德国保持警惕：“西德的东方政策并未改变，只是进行了策略上的调整。”为了凸显支持民主德国的态度，中方甚至表示“不会再发展同西德的经贸往来”。［19］据统计，联邦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在1971年上半年下滑了27.8%。［20］

　　民主德国意识到了中国的积极态度：除了国家关系有所发展之外，在党际关系上，中国“尽管有如以往一样拒绝我们发出的会议邀请，但至少他们现在回复了我们，并强调不出席这些会议同发展两国关系无关”。［21］而且，尽管联邦德国曾表达出与中国建交的兴趣，但是中国至今尚未积极回复，从而使联邦德国的意图受到了抑制。［22］1970年5月8日，在庆祝民主德国解放25周年的酒会上，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与赫茨菲尔德面谈，后者惊讶地发现自己第一次被称呼为“大使同志”。乔冠华还表示，“中国坚定反对西德帝国主义，毫不动摇”。因此，民主德国分析认为，中国的“区别对待政策”“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来反对西德”，［23］同时决定加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考察。此外，中方还做出了重新向民主德国派驻大使的决定，新任大使宋之光在同民主德国国务秘书弗洛林对话时指出，他出任大使的任务就是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关系。弗洛林也表示，民主德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一直希望同中国发展关系。［24］

　　1970年8月12日，苏联和联邦德国签订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条约》（以下简称《苏联西德条约》），条约承认了欧洲领土现状，却没有联邦德国在国际法意义上承认民主德国的条文，还默认了联邦德国最后添加的统一条款。而且，苏联并未向民主德国透露有关这一谈判的详细信息，导致民主德国对于这一条约进行分析时只能使用联邦德国的报刊材料。8月21日，愤怒的乌布利希在莫斯科对勃涅日涅夫指出，“东德不是白俄罗斯，也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应该有真正意义上的合作。”［25］

　　针对这一条约，《人民日报》于1970年8~9月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判，指出其“是用‘和平’的伪装来掩盖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侵略面目的大骗局”，“条约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和苏联人民利益的叛卖”，“一个是社会帝国主义，一个是军国主义加复仇主义，两个强盗在一起，即使把‘和平’念上一百遍，也只能说明它们目前有需要用橄榄枝打扮自己”。此外，还援引民主德国方面的言论，“西柏林过去从来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人民日报》还对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根据当前西德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用更加狡猾更加阴险的和平渗透手段，来实现西德垄断资产阶级向东欧进行扩张和侵略的野心”。（参见《评苏联西德条约》、《苏修对德苏和欧洲人民利益的大出卖》，《人民日报》1970年9月13日；《就西德总统等到西柏林进行非法活动德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指出西柏林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属于西德》，《人民日报》1970年8月28日。）

　　这一时期，中方还主动在驻欧亚非各大使馆发起了与民主德国各级别外交官的对话。尽管在谈话开始阶段，由于中方僵化的外交观点陷入困境，但在1970年9月18、24日周恩来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批评驻外使馆人员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指出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后，［26］双方谈话大有进展。在东南亚进行的民主德国与中国外交官的会谈中，中方还提议双方在缅甸交流重要信息，以应对联邦德国的影响。［27］这一系列谈话使双方关系逐渐升温。10月26日，宋之光还向民主德国外交部部长温策尔提出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争议的建议。［28］而在10月29日的谈话中，费舍尔称宋之光为“大使同志”，这也是多年未见的。［29］1971年初，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民主德国的特殊地位在中国对待《苏联西德条约》的问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短期和部分领域，不应该排除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的利益重合”。［30］

　　在谈话中，宋之光时常对民主德国官员暗示，中国支持民主德国反对联邦德国和美帝的斗争，但现在看起来却很复杂，因为中国同民主德国有很多看法不一致。［31］这显示出中国急于分化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心理。如在《人民日报》刊文批评《苏联西德条约》之后，中方曾询问民主德国是否已读过相关文章。［32］而且，中方在对话中曾多次表示“对发展两国关系，中国已经做了重要的一步，现在轮到东德了”。而民主德国则认为这是中国意在分化苏联与民主德国的直接证据，在回复中方时，表示民主德国已通过在中方没有驻德大使的情况下派出驻华大使、告知民主德国外交重要情报以及邀请中方出席在民主德国举行的国际会议等形式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一步，而中方却没有相应举措。［33］

　　三

　　1970年年底，同苏共领导层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乌布利希在统社党中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12月2日东柏林举行的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中，乌布利希甚至当面指责勃列日涅夫，认为苏联对民主德国的行为正好验证了中国提出的苏联出卖民主德国利益的说法。［34］1971年1月21日，包括昂纳克和斯多夫在内的13名统社党政治局委员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要求罢免乌布利希，原因之一就是其破坏了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团结。在3月底至4月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上，勃列日涅夫不但强调了继续同西方缓和的重要性，而且还指出同中国的谈判毫无进展。在发给参会的华约代表团的内部文件中提到，“迄今为止苏联所有的建设性意见都没有结果，中方认为75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至少有4000公里存在争议，还威胁‘原子弹的阴影悬挂在双方谈判桌的上方’”。［35］而乌布利希的大会报告却同以往不同，丝毫没有指责中国和中共的内容。［36］

　　1971年5月3日，乌布利希下台。随后召开的统社党八大正式选举昂纳克为总书记。在八大报告中，昂纳克指出：“在对中国的国家关系上，我们党同苏共及其他兄弟党步伐是一致的”。［37］8月19日，民主德国外交部强调，不能将反苏作为中德两国关系的基础，所有外交官员必须清楚地告知中方，两国关系发展“必须跟中苏关系发展保持一致”，而且“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必须同苏联一起进行”，“东德绝不会在两国关系发展上采取主动，而必须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紧密合作”。［38］

　　事实上，民主德国对发展德中双边经贸关系更为重视，认为今后要以经贸为交往重点。中国与民主德国1971年的贸易协定约为4亿马克，比1970年增加10%。［38］其中，民主德国的出口要比进口多1480万马克，进口中有90%都是东德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商品。［39］对于在中国举行的一系列产品展销会，民主德国一方面要求其参展企业“抵制中国将展销会政治化的企图”，另一方面同时要求“扩大机械设备向中国的出口，签订一年的出口合同”，并且“必须确保民主德国从中国的进口物资得以实现”。［40］不过，民主德国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积极性与当时在经贸上同样企图遏制中国的苏联产生了矛盾。

　　此外，民主德国继续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尽力阻止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1972年2月10日，民主德国驻华使馆的一份分析报告就指出，现在中国同联邦德国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联邦德国采取积极态度，双方建交就指日可待。中国在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将不会考虑民主德国的利益，但是民主德国也要最后一搏。报告指出，利用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逆差是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机会。［41］

　　中方并未放弃对民主德国的“区别对待政策”。1971年8月初，中方表示，“除了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同东德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要好”。［42］1972年6月29日，新上任的驻民主德国大使彭光伟在同温策尔的谈话中，表示中国渴望恢复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并支持民主德国进入联合国的合法斗争。［43］

　　但实际上从1971年下半年开始，在中美缓和与中苏对抗的大背景下，中国逐渐改变了在处理德国问题时偏向于民主德国一方的态度。1971年9月3日，美苏英法曾签署了有关柏林问题的《西柏林协定》。联邦德国同西柏林的关系从此有了具体协定，通往西柏林的道路也得到了苏联的保证。［44］因此，《西柏林协定》的签订对于民主德国来说是一场惨败，但中方却再未对此进行类似以往的批判。从中国多年的德国政策来看，这是巨大的转变。昂纳克上台后民主德国同中国关系恶化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国认为，“昂纳克更加敌视中国”。［45］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人员曾向民主德国方面表示，“乌布利希更加捍卫东德的利益。而昂纳克则完全沦为了唯莫斯科命是从的工具。”［46］另外，在经贸关系上，中国将联邦德国视为更可靠的伙伴，“中国需要的很多物资，东德都不能提供，而且东德还要向苏联提供很多产品”，这也是中国转变政策的因素。［47］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的贸易超越了1971年，达到了8.74亿马克。民主德国同时发现，中国还对联邦德国的先进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兴趣。［48］

　　此时，新华社驻波恩记者王殊对欧洲局势的分析评论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赞赏。王殊认为，既然在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下，苏联和民主德国都转变了对联邦德国的看法，并且同其发展关系，那么中国对联邦德国的观点及政策也同样该发生变化。1972年2月和4月，外交部连发两份内部文件，赞扬了王殊的分析。［17］7月中旬，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访华，实现了1949年以来联邦德国政治人物对中国的首次访问。访问中，格哈德·施罗德同周恩来进行了持续5小时的谈话。7月24日，毛泽东就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问题接见了王殊，周恩来等参加会见。会见结束后，周恩来指示王殊，立即就建交谈判进行准备。［49］

　　对格哈德·施罗德访华，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认为中方并未事先向民主德国通报，“中国是否就类似问题同东德协商，会清楚地表明中国对支持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斗争的口头承诺是真还是假”。中方在答复时却认为，中国有权决定同谁建交，苏联与民主德国是在干涉中国主权。［50］

　　1972年8月，在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谈判的过程中，针对联邦德国提出的西柏林问题，中方表示：“今后我们在处理有关具体问题时，将会考虑到西柏林已形成的实际情况。”联邦德国谈判代表表示“很满意”。［51］1972年10月11日，中国与联邦德国终于在北京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

　　自1969年初开始，中国同民主德国的关系逐渐脱离了“文革”以来的完全敌对状态。双方发展国家关系主要围绕德国问题及苏联同民主德国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而展开。在发展国家关系的同时，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抗。中国重新对民主德国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以分化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并站在民主德国一方批判联邦德国。与此同时，还控制同联邦德国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最后，不顾民主德国的反对，与联邦德国实现建交，但同时又未放弃“区别对待政策”。而中国在德国问题上不再偏于民主德国一方，这实际上是突破了原有的“区别对待政策”，化解了这一政策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矛盾。

　　与之前屡屡利用中国牌制衡苏联和联邦德国的成功事例不同，中苏关系破裂使民主德国外交空间更加狭小。中国因素非但没为民主德国赢来其所求作为国际法上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还成为苏联急于同联邦德国谈判的重要缘由。民主德国此时期的对华外交，再次清楚地体现了维持社会主义阵营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包括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政治及经济利益的重要性。

　　［参引文献］

　　［1］《关于施罗德攻击周总理，我是否应该表态的请示（1965年5月11日）》，《外交部关于对西德工作方针的请示和中央批示》，外交部档案馆：110-02036-01。

　　［2］Bernd Schaefer，“Ostpolitik，〖KG-*2〗‘Fernostpolitik’，and SinoSoviet Rivalry: China and the two Germanys”，from Carole Fink&Bernd Schaefer，ed.，Ostpolitik，1969~1974，European and Global Respons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29~147.

　　［3］〖JP3〗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SAPMOBArch)，DY 30/IV A2/6.10/252，“Brief von Botschafter der DDR in VR China，Genossen Bierbach an Ministerium für Auβenwirtschaft Stellvertreter des Ministers Genossin Elfriede Wagner”，Peking，7.3.1968.

　　［4］SAPMOBArch，DY30/IVA2/6.10/252，“Information über die Kantoner Herbstmesse 1968”，Berlin，1.4.1969.

　　［5］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rtigen Amts(PAAA)，MfAA，C583/77，“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VR China und Westdeutschland und Schluβfolgerungen für die Politik der DDR”，Berlin，2.9.1968.

　　［6］Akten zur Auswrigen 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AAPD)，“Aufzeichnung des Ministerialdirektors Ruete”，9.1.1969，1969，Dok 6.

　　［7］Wjatscheslaw Keworkow，Der geheime Kanal，Moskau，der KGB und die Bonner Ostpolitik，Berlin，1995，S.46.

　　［8］“Public appeal for a European Security Conference”，17.3.1969，Budapest.Open Society Archive，Budapest.Radio Free Europe Collection ，80-1-109，http://php.isn.ethz.ch/collections/colltopic.cfm?lng=en&id=18022&navinfo=14465.

　　［9］Michael J.Sodaro，Moscow，Germany and the West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138.

　　［10］PAAA，MfAA，C186/74，“Schreiben von Oskar Fischer an Botschafter der DDR in der VRC Genossen.Hertzfeldt”，Berlin，5.1969.

　　［11］Hermann Axen，Ich war ein Diener der Partei，Autobiographische Gesprche mit Harald Neubert，Berlin，1996，S.218.

　　［12］SAPMOBArch，NL 182/1222，“Niederschrift über ein Gesprch des Genossen Botschafter Hertzfeldt mit dem Stellv.Vorsitzenden der VR China，Dung Biwu，am 20.3.1969 anlsslich der bergabe des Beglaubigungsschreibens”，26.4.1969.

　　［13］潘琪昌：《走出夹缝：联邦德国外交风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 页。

　　［14］AAPD，“Aufzeichnung des Ministerialdirektors Bahr”，1.10.1969，1969，Dok.305.

　　［15］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ein Gesprch des Gesandten，Genossen Lutzkendorf，mit dem Leiter der Abt.Sudosstaisen des MID，Genossen Prof.M.S.Kapitsa，am 18.Februar 1970”，Moskau，18.2.1970.

　　［16］PAAA，MfAA，C183/74，“Vermerk über ein Gesprch des Gen.Schneidewind，Leiter der Abt.FO des MfAA，mit Liu Pu，Geschftstrger a.i.der Botschaft der VR China in der DDR，im MfAA am 10.3.1970 von 15.00~16.00 Uhr”，Berlin，12.3.1970.

　　［17］Wang Shu，Maos Mann in Bonn，Vom Journalisten zum Botschafter，Societts Verlag，2002，S.76，76，100~101.

　　［18］AAPD，“Aufzeichnung des Ministerialdirektors Ruete”，23.1.1969，1969，Dok.205.

　　［19］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ein Gesprch des Gen Reinhardt mit dem 1.Sekretr der Botschaft der VRC am 3.4.1970”，Moskau，7.4.1970.

　　［20］SAPMOBArch，DY 30/17809，“Zum Verhltnis VR China –BRD”，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 China，Peking，10.2.1972.

　　［21］PAAA，MfAA，C186/74，“Schreiben von Abt.Fernerost(Schneiderwind) an Gen.Lothar Strauss”，26.5.1970.

　　［22］PAAA，MfAA，C583/77，“Dossier über das Verhaltnis zwischen der VR China und Westdeutschland 1969/70”，Berlin，24.2.1970.

　　［23］PAAA，MfAA，C183/74，“Vermerk über ein Gesprach mit dem Stellv.des Ministers für Auswrtige Angelegenheiten der VRC，Tjao Guanhua，auf dem Cocktail aus Anlass des 25.Jahrestages der Befreiung in der Botschaft der DDR in der VRC，am 8.5.1970”，Berlin，19.5.1970.

　　［24］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eine Unterredung des amtierenden Ministers für Auswartige Angelegenheiten，Gen.Peter Florin，mit dem neuernannten Botschafter der VRC in der DDR，Sung Dschi guang，am 23.9.1970 in der Zeit von 15∶〖KG-*2〗00~15∶〖KG-*2〗30 Uhr”，Berlin，24.9.1970.

　　［25］Mary Sarotte，Dealing with the Devil：East Germany，Détente，and Ostpolitik，〖STBX〗1969~1973〖STBZ〗，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p.82.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396页。

　　［27］〖JP3〗PAAA，MfAA，C183/74，“Vermerk über ein Gesprch des Gen.Dr.Vesper mit dem Chinesischen Geschftstrger，Botschaftsrat Sun Shengwei，am 3.11.1970 in der chinesischen Botchaft”，Rangoon，6.11.1970.

　　［28］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den Antrittsbesuch des Botschafters der VRC in der DDR，Sung，Dschi guang，beim Minister für Auswrtige Angelegenheits der DDR，Gen.Otto Winzer，am 26.10.1970 in der Zeit von 15.00 bis 15.45 Uhr”，Berlin，28.10.1970.

　　［29］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den Antrittsbesuch des Botschafters der VRC in der DDR，Sung Dschiguang，beim stellv.Minister für Auswartige Angelegenheiten，Gen.Oskar Fischer，am 29.10.70”Berlin，30.10.1970.

　　［30］PAAA，MfAA，C508/75，“Die Auβenpolitik der Chinesischen Führung im Jahre 1970”，Peking 8.2.1971.

　　［31］PAAA，MfAA，C183/74，“Aktenvermerk über die Antrittsvisite des Botschafters der VRC in der DDR，Sung Dschi guang，beim Leiter der Abteilung Ferner Osten，Gen.Schneidewind，am 22.10.1970 in der Zeit von 14.00~15.15 Uhr”.Berlin，23.10.1970.

　　［32］PAAA，MfAA，C183/74，“Vermerk über einen Cocktail des Chinesischen Geschftstrgers am 8.10.1970”，Tirana，12.10.1970.

　　［33］〖JP3〗PAAA，MfAA，C186/74，“Schreiben von Stellv.des MFAA Oscar Fischer an Gen.Hetzfeldt”，Berlin，11.11.1970.

　　［34］Gerhard Wettig，Commun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alist Camp：the Soviet Union，East Germany and the German Problem，〖STBX〗1965~1972〖STBZ〗，London，C.Hurst，1975，pp.87~88.

　　［35］SAPMOBArch，DY 30-3613-03，“Information für die Leiter der Delegation der Bruderparteien zum XXIV.Parteitag der KPdSU über den Stand der Sowjet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8.4.1971.

　　［36］Pravda，1.4.1971，http://0-dlib.eastview.com.libecnu.lib.ecnu.edu.cn/browse/doc/13648142.

　　［37］Werner Meissner(Hg.)，Die DDR und China 1949 bis 1990：Politik，Wirtschaft，Kultur，eine Quellensammlung，Berlin，Akademie Verlag，1995，S.178.

　　［38］PAAA，MfAA，C6612，“Zu den Beziehungen DDRVR China”，Berlin，19.8.1971.

　　［39］PAAA，MfAA，C6606，“Information über einige aktuelle Fragen der Politik der chinesischen Führung und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DDR und der VRC”，Berlin，28.6.1972.

　　［40］SAPMOBArch，DY 30/17809，“Direktive für die Durchfuhrung der Fachausstellung des AHB WMWExport in der VR China，”Berlin，27.12.1972.

　　［41］SAPMOBArch，DY 30/17809，“Zum Verhaltnis VR ChinaBRD”，Peking，10.2.1972.

　　［42］Behrde für die Stasi Unterlagen (BStU)，AIM 48/91，“Zum Treffen mit Botschaftsvertretern ，Gen X Am 1.8.1971”，Berlin.

　　［43］PAAA，MfAA，C6606，“ber den Besuch des Botschafters der VR China，Peng Guangwei，beim Minister für Auswrtige Angelegenheiten，Gen.Otto.Winzer，am 29.6.1972，15∶〖KG-*2〗30~16∶〖KG-*2〗00 Uhr”，Berlin，4.7.1972.

　　［44］Avril Pittman，From Ostpolitik to Reunification:West GermanSoviet Political Relations since 〖STBX〗1974〖STBZ〗，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33~35.

　　［45］BStU，MfS HA XX 10091，“Information 654/71”，Berlin 2.12.1971.

　　［46］BStU，AIM 48/91，“Treffbericht” ，Berlin 14.6.1972.

　　［47］BStU，AIM 48/91，“Besuch von X am 26.4.1972 in meiner Wohung von 19.15 Uhr bis 22.15 Uhr”，Berlin.

　　［48］BStU，MfS HVA 95，“Information über die Haltung Chinas gegenüber den Europaischen Gemeinschaften，der SU und der BRD”.Berlin 18.7.1973.

　　［49］王殊：《周总理亲自安排中西德建交》，《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2期。

　　［50］PAAA，MfAA，C6581，“Akten Vermerk Zum Konsultationsersuchen der Botschaft der DDR im Auβenministerium der VR China”，Peking.25.08.1972.

　　［51］梅兆荣：《中德建交谈判回顾》，《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